郑堆：70年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辉煌历程，70年的腾飞巨变，祖国各项建设事业迅猛发展，万象更新。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藏学事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仅就中国藏学70年来的发展历程及特点作一简要回顾与总结，以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同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中，藏族人民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多彩的藏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以其秀外慧中的风采彰扬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以研究和弘扬藏族文化为主要特色的藏学，也随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成为显学。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是藏学的真正发源地。但现代“藏学”（Tibetology）的概念是由19世纪初匈牙利学者乔玛首创的，从此成为以我国藏族为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专有名称。“藏学”这一概念，尽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鲜明地得到使用，但很快被学界接受，至今已约定俗成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西藏学”“西藏研究”等名称。[1]

现代藏学是以藏族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同时兼及自然科学部分领域的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较强的新兴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社会、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学、教育、科技、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绘画、工艺、医药、历算、生态、民俗等学科，以及藏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丰富的内容。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还会发展出许多新的课题，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现代中国藏学拥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们拥有一大批造诣很深的藏族和其他民族的藏学专家和学者，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卷帙浩繁的藏学文献资料。西藏的藏文历史档案极为丰富，多达数百万件，全面反映了西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国内还保存有大批有关西藏和藏族的汉、满、蒙古文等历史档案，也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特别是数十万函藏文典籍，其中包括独有的大批手抄本、孤本。布顿、萨迦班智达、八思巴、宗喀巴等一大批学者、大师的著作，是研究藏族哲学思想史等多方面的珍贵资料。当然还有珍贵的梵文贝叶经等文献资料。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都需要我们大力搜集、整理和研究。另外，有关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形态史料，可以成为与欧洲中世纪、俄罗斯农奴制等同样重要的社会发展史资料。而藏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深信，经过藏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使藏族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保护和发展，也将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繁荣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祖国边疆危机四伏，开始对西部边疆进行研究，从而促进了现代中国藏学的萌芽。这充分体现出中国藏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至20世纪中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为标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藏学和国外藏学的现代中国藏学。

一、现代中国藏学的创立阶段

现代中国藏学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华文化的浸润滋养中发展壮大。

从1951年到1966年，通过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及翻译工作，积累了大量科研资料，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为全面深入地开展藏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藏学研究工作。毛泽东主席始终强调，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早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毛泽东主席就要求进藏官兵注意尊重和研究藏族的风俗习惯、历史和文化等。1954年10月9日，在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谈话中，毛泽东主席强调：“西藏要办小学、中学，还要办大学，不仅要有大学生，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干部和科学家。”要求“培养人才，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工作”。[2]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要求，也为现代中国藏学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理论指导。

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初，李安宅、于式玉等学者即加入进军西藏的行列，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还编写了藏文课本供进藏部队士兵学习，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贡献，也标志着现代中国藏学的形成。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中国科学院及一些高等院校的科学工作者，组成“西藏科学工作队”，首次在西藏进行了历时两年多（1951—1953年）的考察。[3]

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西藏地区和横断山科学考察正式列入57项重大任务。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等部门勘测绘制了青藏高原1:10万航测地形图、1：100万地质图等。[4]

这一时期，除上述科学考察、地质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外，人文社科领域主要收集整理了藏族传统文化资料，尤其是民间文化的资料，也开展了部分基础研究工作，对藏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故事、史诗、音乐、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还对西藏的社会状况，如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基础性的工具书，如《格西曲札藏文辞典（附汉文注解）》（1957年）、才旦夏茸编纂的《藏汉词汇》（1955年）等。这些词典的出版，为进一步开展藏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性资料。

这一时期，国家开始以不同形式培养藏学人才，藏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得到加强。尽管这一时期培养的人才规模不大，从事藏学研究的汉、藏等各民族学者人数不多，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源于那时的许多成果都是由汉藏及其他民族学者共同完成的。如《藏族文学史》就是由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等汉藏族学者共同撰写的。

随着全国的解放、国家社会制度的变革，藏学研究工作基本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开始在藏学研究中得到应用，使现代中国藏学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

（二）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变革时期（1959—1966年）

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使现代中国藏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各种传统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新人才，并开展了多学科的广泛调查和研究。

在1959年平息叛乱的过程中，西藏工委决定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防止叛乱分子对文物的破坏和偷盗。文物管理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古籍做了妥善保护，对部分古迹进行了修缮，收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文献档案资料。1960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西藏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1个，其中9个属于国务院后来公布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与此同时，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发掘工作着手进行，藏传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有序开展。[5]

这一阶段的现代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学术资源公众化。以前西藏的许多藏文古籍等主要保存在寺院中，即学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民主改革后，这些古籍文物转为国家和人民所有，为开展藏族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等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

二是社会调查不断深入。在社会制度没有变革的情况下，在西藏和其他藏区[6]进行调查研究，总会受方方面面的制约，难以深入。民主改革后，西藏和四省藏区社会制度发生变革，各种社会调查工作得以深入开展。如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对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社会现状、历史沿革、语言文字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全面研究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社会历史状况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调查资料后经整理陆续公开出版，如《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十辑，1983年起）、《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1985年）等。

三是人才培养进入新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相继开设了藏语言文学专业，大量招收培养藏族本科生，以培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用现代科学和方法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才。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1960年和196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开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目标是为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研究班的主讲教师既有学有所长的藏族专家学者，如格西喜饶嘉措、东噶·洛桑赤列等，也有于道泉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知名学者。当时，藏文研究班培养的这批学生，如拉巴平措（历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等后来成为藏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代表人物。

四是成果突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基础研究资料都是这一时期开始整理、撰写的，只是正式发表、公开出版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如以上提到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以及《达赖喇嘛传》（牙含章编著，1984年）、《班禅额尔德尼传》（牙含章编著，1987年）、《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即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年）、《藏族简史》（1985年）、《藏族文学史》（1985年）等，实际上都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编撰形成的。

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在学术思想方面已确立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藏学研究工作的指导地位。

然而，正当现代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这一时期全国的学术研究基本陷于停顿，藏学研究也未能幸免。一些研究资料及文物古迹以“破四旧”的名义被销毁，研究人员受到打击和迫害，藏学研究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二、现代中国藏学的复苏、发展阶段

（一）改革开放之初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复苏时期（1977—1985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祖国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现代中国藏学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1977年，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可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藏学恢复发展的标志。[7]张怡荪教授主编的、由藏汉等多民族学者共同参与编撰的《藏汉大辞典》共收录词条5.3万余条，是当今世界已刊印的藏语词典中收词最多、诠释详备的巨著。

1980年3月和1984年2—3月，党中央两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党中央和国家的重视、支持下，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恢复。

198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建立的藏学研究机构。1985年8月5日，西藏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作为一家综合性的专业研究机构，从多方面多领域开展藏学研究。由此，西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藏学研究事业走上了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此外，在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建过程中，于1981年12月创办了综合性学术期刊《西藏研究》，并发展成为国内外藏学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这一时期西藏的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既拓宽了藏学的研究视野，也推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入。西藏考古发掘中突出的例子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昌都卡若石器时代遗址[8]和拉萨北郊曲贡遗址[9]，这两处遗址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相继发现的。《昌都卡若》《古格故城》《拉萨曲贡》《西藏布达拉宫》等一大批以文物考古和古建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为藏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

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共发表了约3500篇藏学论文，出版了350部与藏学相关的著作。[10]这一时期的藏学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有关西藏和四省藏区政治、宗教工作及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文章增加，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拨乱反正，对恢复民族、宗教政策等工作有很大的需要。如东噶·洛桑赤列所著《西藏政教合一制度》（1981年）、牙含章编著的《达赖喇嘛传》（1984年）等。

二是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关藏族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增多，反映出党和国家对藏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重视。如才旦夏茸所著《藏文文法》（1980年）、罗秉芬、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1983年）等。

三是现代中国藏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学科发展稳中有进，逐步走向成熟。1981年藏学刊物《西藏研究》创刊，1985年西藏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以及1986年8月举办拉萨藏学讨论会，成立西藏自治区藏学学会等，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现代中国藏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完善，从民族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

（二）现代中国藏学快速发展时期（1986—2012年）

1986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的“两个服务”宗旨。30多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围绕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稳定的实际情况开展藏学研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团结合作的藏学专家、学者队伍。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藏医药研究、藏文和梵文文献研究为主要学科和研究方向。完成了上千项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工程浩大的藏文版《中华大藏经》的对勘、整理，可谓前无古人，国家投入巨资，由大批藏学界、佛学界的藏汉等各民族学者历经20年共同完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合作，搜集、整理、出版的藏汉文历史档案文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等资料，已成为藏学专家学者的常用书籍。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藏学杂志社等出版大量藏、汉、英文藏学书籍、期刊，已成为海内外最有影响的藏学专业出版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因明（逻辑学）源于印度，传于中国（又分为汉传因明、藏传因明、蒙传因明），研究因明的理论体系和发展历史，对于佛学、哲学、逻辑学等学术研究，以及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因明学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如西南民族大学等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设因明学课程；全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截至目前已举办14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中国藏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人才方面形成了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梯队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招收藏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崭露头角。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等各民族学者团结协作，以中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藏学事业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性较强的藏学研究机构，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藏学研究事业。除上述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外，西藏和四省藏区又先后建立起一批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如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1988年）[11]、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2005年）[12]、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1994年）[13]、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2003年）[14]、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2009年）[15]等。这些研究机构，在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学术战线、理论战线和对外宣传方面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1月，台湾“西藏研究会”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湾的藏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任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所长林恩显教授在成立大会上宣布，该研究会的宗旨在于“促进了解，首重学术研究，透过科学、理性的方法，正确认识西藏”[16]

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也出版、印行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藏学论著。如1987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了李方桂和柯蔚南合著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英文）（Fang Kuei Li and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aipei, 1987）。此书代表着当时“国际上研究吐蕃碑铭的最新成果，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把此项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17]。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发表的重要论文有：王吉林著《吐蕃信史时代的开始——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及其与唐的关系》（1988年）《从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时代与吐蕃的关系》（1989年），冯明珠著《唐绍仪与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之争》（1988），张骏逸著《民国以来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宣政院与吐蕃》（1988年），林冠群著《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研究》（1989年），孙天心著《谈安多藏语方言若尔盖话的一种特殊语音现象——无音反和谐》，高明道著《藏语实字dam义试探》等。

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范围内有关藏学研究的机构及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员均有所增加，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均设立了藏学专业或与藏学研究相关的专业。

三是专业出版方面，改革开放后，不仅原有民族类出版社、西藏及四省藏区的出版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藏学成果的出版发行工作，而且成立了中国藏学出版社（1986年）[18]、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9年）[19]等专业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藏学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促进了藏学事业的发展，为更多人了解藏学、了解藏族文化提供了可能。学术期刊出版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北京、西藏及四省藏区创办的涉藏期刊（含学术集刊）达130余种，其中藏学期刊50余种，包括藏文期刊20余种、汉文期刊30余种、英文期刊1种。其中代表性的学术刊物有《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大学学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藏艺术研究》《安多研究》《藏学学刊》等。为藏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和出版成果的园地，有利于扩大学术交流、培养人才队伍，促进藏学事业的发展。

四是这一阶段除了把此前一些阶段整理、撰写好的部分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公开出版外，还出版了很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的新成果。如《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文版1989年，汉文版1996年）、《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1996年）、《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1985年）、《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4年）、《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2005年）、《东噶藏学大辞典》（2002年）、《西藏经济简史》（1995年）、《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研究丛书（1996年）等。藏文古籍和《格萨尔王传》的整理、出版和研究等，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赋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的职能。为了履行好职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认真研究发挥牵头协调作用的机制、方法和措施，并不断创新完善。逐步形成了以课题为纽带，以活动为载体，以交流、成果展示为平台，加强统筹协调的机制和措施。由此，全国藏学机构合作体制逐步建立，全国藏学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如1991年，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首届北京中国藏学讨论会，2012年第五届起确定会议名称为“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目前已举办了6届。28年来，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已成为国内外藏学界开展藏学研究、展示研究成果、增进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增进学术交流的同时，也宣传了党和国家的西藏政策，在国际上发出中国藏学界的声音。2004年秋，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首届全国藏学协调会，目前已举办5届，为建立全国藏学研究机构协调联络机制，更好地凝聚藏学研究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起，由中央政府批准设立了全国藏学领域的国家级奖项——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每四年一届，目前已举办4届，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和社会效益。2010年，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共同举办了国家级藏学学术研讨会——首届藏学珠峰论坛，截至目前已举办3届，已成为引导学术界积极参与咨政建言，进行合作研究和成果展示的学术舞台。可以说，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全国藏学协调会、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藏学珠峰论坛，以及2012年起由中国藏学杂志社主办的“全国藏学期刊协调会”等，已成为协调、联合全国藏学机构，开展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这一时期，中国藏学界还加强了国际交流，如“梵文贝叶经国际合作项目”就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共同开展的研究项目。贝叶经是藏族先哲翻译佛经所用的梵文典籍，现在仍有大部分保存在西藏，是世界文化瑰宝。21世纪初以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等开展合作研究，成果丰硕。截至目前已出版“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16卷23册。又如“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学者发起并主办的国际性藏学与艺术史学术例会，从2002年至今已举办7届，已成为这一领域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学术会议。

藏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学科建设不断完善，藏学人才培养不断加强，学术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学术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对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准确介绍藏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藏族文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改革、开放、稳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新时代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新发展（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思想，把西藏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新高度，开启了党中央治边稳藏、富民兴藏的新实践。中国藏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藏学研究事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思想、富民兴藏重要原则，藏学研究为党和国家涉藏工作大局献计出力，助力西藏和四省藏区全面决胜小康社会。

在2015年8月举行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党的治藏方略和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党的治藏治边理论，为涉藏工作者做好西藏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遵循。

贯彻落实富民兴藏重要原则，打赢脱贫攻坚战，改善藏区民生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西藏自治区是全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中国藏学工作者把握“藏区精准脱贫”这一重大时代主题，对西藏和四省藏区的致贫原因、扶贫政策和效益、脱贫模式和长效机制等专题进行研究，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建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提高了为中央决策西藏工作服务的能力，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稳定服务的能力。

藏学工作者还持续关注民生、关注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咨政建言作用，如在高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项目、藏区包虫病防治等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和解决过程中，藏学工作者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南亚大通道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力度，助推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道：“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把西藏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西藏在推进南亚大通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引发了国内多学科学者尤其是藏学工作者对南亚、东南亚、中亚及喜马拉雅区域的热切关注。2016年10月，西藏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正式成立。该研究所致力于为中央南亚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为西藏自治区南亚大通道建设提供理论和决策服务。此外，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云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都成立了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相关机构。2017年7月，四川大学在成都举办了“2017年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国际会议”，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回顾了近年来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进展，探讨如何深入推进该区域研究，拓宽项目合作、成果翻译出版等。201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在北京主办“共享与发展：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就西藏发展、中印关系、“一带一路”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可见，“一带一路”研究、南亚研究等已成为近年来藏学研究的新热点，反映出藏学研究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3.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启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

2017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活动致贺信，强调指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明确要求“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20]，为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藏学工作者通过对青藏高原山水文化、民族生态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4.传承保护藏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9年9月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也强调，要“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藏族文化是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明成就，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工作，尤其高度重视藏文古籍的抢救和保护。随着国家对藏学研究投入资金的大幅提升，以及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藏文古籍及各文种藏事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事业发展迅速。2013年启动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大典·藏文卷》项目，是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个标志性工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项目计划15年完成，将收集出版历代藏族学者和高僧大德的主要著作，预计达上千册。目前已立项的出版项目有文集36种，1000多卷。2017年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每年与相关单位合作主办“全国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高层论坛”，推动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目前已举办3届。2018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整理、出版《西藏历史档案丛编》（30卷），2019年又出版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大型影印丛书（10本）。

201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重大课题《西藏通史》（8卷13册）正式出版。该丛书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及多种文字的档案、史籍，借鉴国内外相关优秀研究成果，对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当代的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加以探讨，并将研究重点放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藏族与内地民族交往”，以及“西藏地方历史自身发展特点”等3个方面。该丛书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成就，既有助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也有助于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

201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启动了国家重点课题“西藏文化史研究”。该课题旨在全面梳理西藏文化发展的历程，展示西藏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探索其发展规律、基本经验，揭示历史上西藏文化形成、发展与其他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该课题将吸纳和邀请全国相关领域各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凝聚全国藏学研究力量，推动西藏文化研究深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回顾过去，我们无愧于党和政府的期望；展望未来，我们信心倍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让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开拓进取、砥砺前行，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继续发展，使藏族优秀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使中华文化宝库更加丰富多彩。

[1] 多杰才旦：《藏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一般研究方法问题》［A］，原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见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3] “西藏科学工作队”由57名队员组成，共分为地质地理组、农业气象组、社会科学组、语言文艺组、医药组等5组。马丽华：《青藏光芒》［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年，第18页。

[4] 马丽华：《青藏光芒》，第18页。

[5] 次旺俊美：《中国藏学四十年的发展与若干问题思考》［A］，原载《西藏研究》1994年第4期，见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第373页。

[6] 1955年撤销西康省之前，除西藏外的其他藏区主要包括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云南省。西康省撤销后，所属区域分别并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今西藏自治区）。因此，1955年以前多称为“西藏和其他藏区”，以区别于现在常用的“西藏和四省藏区”。

[7] 拉巴平措：《邓小平同志批示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考略》［J］，《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

[8] 昌都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以南、澜沧江以西卡若附近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3100米，遗址原始面积约1万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于1977年。1978年夏，开始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揭露面积230平方米。1979年，对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1570平方米。两次共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共获房屋遗址28座，石工具7968件，骨工具366件，陶片2万余件，装饰品50件，以及粟米、动物骨骸等。卡若遗址是中国已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9] 拉萨曲贡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是一处4000年前的拉萨先民村居遗址。1984年，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东西约150米，南北约30米，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是迄今在西藏发现的海拔最高、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遗址之一。

[10] 王启龙、阴海燕：《中国藏学史（1950—200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11] 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1988年正式成立后的30多年来，编纂“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的西藏七大艺术集成志书和《西藏自治区志·文艺志》，出版发行《西藏艺术研究》藏汉文刊物，完成了《藏戏与藏俗》等专著，为搜集、抢救、整理、研究和发展西藏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2]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下设办公室、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研究室。

[13] 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前身为成立于1994年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康藏研究中心。主要从事有关康巴藏区兼涉其他藏区历史、文化、发展和稳定的综合研究。

[14]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成立于2003年，实行“一所三部”的运行方式，3个部分别设在北京、拉萨和昆明。2014年1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现有3个院重点实验室，分别是：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重点实验室、高原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重点实验室。现有5个院重点野外台站，分别是：纳木错多圈层综合观测研究站、珠穆朗玛大气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阿里荒漠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慕士塔格西风带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

[15]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宗教文物科研究人员为主，设在复建后的清代宫廷藏传佛教佛堂中正殿区域，分为展厅、图书室和多功能室3个部分。故宫藏传佛教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近30年的学术积累，相关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同行所瞩目。已成功举办“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精品展”一期（2011年）、二期（2013年），合作完成西北地区汉藏佛教美术遗迹调查、西藏夏鲁寺壁画资料采集研究、四川藏区佛教与民族文化遗产调查等，参与举办多届“汉藏佛教艺术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16] 王尧：《藏学研究在台湾》［J］，《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西藏研究会”挂靠在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内，设总干事一人，内分4个组，即语文组、历史组、文化组、现况组。该研究会的成立改变了此前台湾岛内藏学研究人员分处各处，人力不集中，缺乏统一目标等状况，集中台湾岛内藏学研究的力量，加强了与岛内外的联络。同上。

[17] 王尧：《评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J］，《民族语文》1988年第4期。

[18] 中国藏学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12月，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管的国家一级专业出版社。该社主要出版藏汉两种文字的古籍史料、藏学研究专著、涉藏大众读物等，以藏文版《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五明精选丛书》《藏族学者文集》《东噶藏学大辞典》等，汉文版《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中国藏学史料丛刊》《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丛书》《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丛书》等，为学术界及社会公众了解和研究西藏的历史现状等提供了途径。

[19]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89年3月，是以搜集、抢救、整理、出版藏文古籍为主的出版单位，编纂大型丛书《雪域文库》(གངས་ཅན་རིག་མཛོད།)，整理出版了《朗氏家族》（རླང་ས་ཀྱི་པོ་ཏི་བསེ་རུ་རྒྱས་པ།）、《佛历年鉴及五明略论》（བསྟན་རྩིས་གསལ་བའི་ཉིན་བྱེད་ལྟག་བསམ་རབ་དཀར། ）、《医马论典》（བོད་ཀྱི་རྟའི་གསོ）《娘氏宗教源流》（ཆོས་འབྱུང་མེ་ཏོག་སྙིང་པོ་སྦྲང་རྩིའི་བཅུད།） 、《直贡法嗣》（འབྲི་གུང་པ་གདན་རབས་གསེར་ཕྲེང་།）、《后藏乃宁教史》（གནས་རྙིང་ན་ཐོ།）等藏文典籍，共50余种，40多万册。

[20] 新华社：《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2017年8月19日。

[2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7/—11250490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