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在康南边地的报导与影响：以《戍声周报》为例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少数民族抗战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少数民族群众对抗战的支援贡献上。地处西南边疆的藏区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关于藏族民众参与抗日战争的研究，李培林、王川、唐蓓等均有论文从不同侧面勾勒出藏族民众参与抗战的历史脉络。[1]喜饶尼玛、美朗宗贞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侧重将藏族民众的抗战活动纳入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的话语体系中，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有关新闻传播与藏地反应之间的互动关系，周德仓等学者亦有专文予以关注。[3]从这个层面讲，近年来学界对藏族民众参与抗战的阐释已较过去有了巨大突破。

但藏族抗战史的相关研究，需要在具体微观领域予以更多重视，才能使其成为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正如有学者指出：“西藏、四川藏区及其他藏区的抗战基本史料，还有较大数量藏匿于各地历史档案馆，以及某些当时人的口述史，需要进行大力的收集、严格的整理，分类进行梳理。”[4]藏区新闻报刊作为直接反映藏族民众生产生活的舆论载体，在历史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学界对藏地报刊杂志尤其是抗战时期报刊杂志的研究还稍显薄弱，对这些报刊杂志所记载的抗战新闻及其承载的抗战精神的探索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以抗战时期康南地区理化县（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军队创办的《戍声周报》为例，分析该报所刊载的内容及其抗战报导的特点，评述《戍声周报》中有关抗战报导在康南边地的传播，以个案的形式分析报刊所载的抗战报导在康南边地的社会影响，进而为少数民族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参考视角。

一、抗战烽火中《戍声周报》的创办

与藏学有关的报刊杂志，发端于晚清，盛行于民国，既记载了近现代历史上藏族地区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又直接反映了时人对藏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认识，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据不完全统计，晚清、民国时期仅仅与康藏地区相关的报刊杂志就达170余种[5]，而尤以《戍声周报》一刊，被专家学者视为清季民国时期康藏报刊中“独成一格、具有独到见解、最有价值介绍的报纸”[6]。

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中东部大片领土沦陷，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地区政治军事地位显著提升，以至于舆论普遍认为“我国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7]时局的突变使得国民政府认识到开发西南边疆的重要性，一股“边地开发”的热潮从理论与实践两端迸发，与之相配套的理论探索、舆论宣传、政策研究骤然升温，“边政”“边地”等词眼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戍声周报》等一系列报刊杂志在短时间内竞相问世，而这些报刊的出版发行，也为西南边地建设提供理论、舆论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抗战时局的影响固然是康藏地区各种报刊得以迸发的主要原因，而地方实力派军阀刘文辉个人对办报的重视和积极推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刘文辉在川军中属于得势较早且思想开明的人物，深知现代报刊杂志对舆论宣传的重要作用。[8]1933年，刘文辉在与刘湘等其他四川军阀竞争失败后，退守雅安，将自己的势力保存在川西，成为西康地区实际的控制者。占据康区的刘文辉此时虽号称拥有两师人马，但因竞争失利，所辖部队多不足额，武器装备也十分简陋，想要依靠薄弱的军事力量控制康藏广大地区绝非易事，舆论宣传的价值便在此时显现了出来。

伴随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加之边疆研究的热潮与西康建省的推进，国民政府亦更加重视西康地区的舆论宣传，以“奉行主义，服从领袖，护持三宝，利济有情”[9]为办刊宗旨的《戍声周报》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戍声周报》的主要创办人为川军二十四军一三六师二旅（后更名为四〇八旅）旅长曾言枢[10]。1937年年初，曾氏奉命以“康南卫戍司令”的身份宣抚康南，进驻康南理化县城，后又担任理塘屯垦保安司令兼理化县长，掌握着康南地区军政大权。曾氏早年家境贫寒，对民间疾苦甚为同情，且信奉佛教，在被刘文辉派去镇守康南后，十分尊重当地藏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贯彻刘文辉“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治康策略。他本人常作一套喇嘛装束，手持念珠，常年茹素，被当地民众尊称为“曾喇嘛”，或“甲堪布”。曾言枢生活简朴、为官清廉，在康南驻扎期间，常以“康南宣抚司令”的名义前往巴塘、乡城、稻城等地，与当地的土司头人交涉沟通，用较为缓和的手段推行国民政府的治理政策，委派县长、任用汉藏族政府工作人员，使国民政府的基层权力得以真正深入康南地区。曾言枢在理化县驻军的14年间，在设立邮局、开办银行、建立学校、修通驿道等民生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1]，得到当地民众的高度认可，获得了“三宝加持观自在，将军博军好勋名”“护持三宝真新政，表率一方有节操”的积极评价。[12]

1936年10月，由于刘文辉军队布防的需要，川军一三六师被安排到康定驻防，来到康定的曾言枢苦于当地报刊杂志稀少，无法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开展舆论宣传，更无法做到“激励职司，共策边事，搜史乘，稽西籍，征善策，采时言”[13]的要求，遂与时任政训员的贺觉非商定，创办名为《戍声》的报刊，每五日一印，专门登载行军驻防中的各种信息，以便服务当地社会。此想法刚实施不久，曾言枢的部队便移驻理化县，原定的编辑贺觉非因工作繁冗，不得不将出版周期改为一周一刊，于是《戍声》更名为《戍声周报》。《戍声周报》编辑发行者的称谓几经变化，最终定为一三六师四〇八旅，这是因为曾言枢部队番号变更的缘故。[14]在部队驻防理化县城稳定后，曾言枢将《戍声周报》运行的主要工作交给了幕僚兼参谋徐耘刍[15]。

徐耘刍早年在成都大学中文系学习，后来到上海短暂跟随著名国学家章太炎研习书画，并曾代章太炎到新民大学授课，是章太炎门生中书画造诣较高者。[16]徐耘刍于20世纪30年代回到四川，随即担任曾言枢的参谋。因徐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又长期活动在康藏地区，曾言枢遂安排其接任贺觉非，承担《戍声周报》的编辑和撰写工作。

徐氏及后来的编辑们在不断探索中开辟了专著、西康风土志、简论、特载、文电及译述等栏目，刊载的文章多篇幅短小，文字精练，其内容涉及康区的军事、时政、习俗、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旨在提出笔者观察到的社会问题，认识康藏地区实际情况，进而筹商治理边地之策，以保持当地社会稳定。在时事新闻方面，《戍声周报》有“地方通讯”一栏，专门介绍康南各区县一周内发生的新闻事件，而“一周消息”一栏则较多介绍该军队的活动情况。《戍声周报》中刊载的评论性文章理论价值颇高，以至于部分内容后来被《康导月刊》等其他报刊转载，而其有关时事新闻的报导，则对我们直观了解康南地区时事动态提供了大量客观、准确、可资参考的第一手资料。

抗战期间，战火兵燹虽未波及康南地区，但报刊印刷出版的难度仍然不小，这使得《戍声周报》只能以原始的油印形式出现，字体、排版、装帧等技术环节有时也显得较为杂乱。但这丝毫不影响曾言枢等人投身报刊的热情，曾氏积极组织驻扎理化县城的官兵撰写文稿，在训练备战期间仍笔耕不辍，他本人更是时常刊登自己的日记电文和治理心得，并坚持将报刊发行了近4年之久。报刊的发行量由最初预计的每期发行两百份，逐渐增至三四百份，受众群体也从军队内部扩大至周边各区县，甚至还由编辑部统一寄送至国内部分机构、高校、图书馆等单位及个人手中。正是在官兵们共同的努力下，《戍声周报》以其持续连贯、信息准确的记载，成为了这一时期康藏报刊中独具一格的重要刊物。

二、《戍声周报》对于抗战的报导

《戍声周报》创刊于1936年10月，停刊于1940年8月，近4年间共发行了198期。

对于康南地区的民众来讲，能够获取外界信息实属不易，即便是报刊杂志上登载的消息，滞后性往往也相当严重。《戍声周报》在创办之初，便以满足当地民众及驻防官兵对外界信息的需求为宗旨，因而编辑们不遗余力地收集所能获取到的有关抗战的最新消息，及时跟进外界有关的各种报导，以供读者参阅。应当说，《戍声周报》发行时，正值抗战军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报纸上刊载的与抗战相关的文章，颇能反映出时人尤其是康南地区的知识群体对抗战的认识，因而有其独特价值。具体而言，《戍声周报》对抗战的报导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类别。

（一）记录了康南民众对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戍声周报》发表的文章中，有不少直接报导民众支援抗战活动的新闻，这些反映民众对抗战支持的报导主要集中在“一周消息”和“地方通讯”两个板块，大致有直接捐献财物、训练后防力量、成立爱国团体、为战事祈福等。比如，在得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康南民众随即表示愿意“请缨抗日”，希望能够“各尽所能，随分报国”，[17]显示出当地民众情绪高涨，愿意主动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在政府和军队的号召下，康南民众在理化组建了“康南抗日会”“抗日后援会”等民间团体，积极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为动员抗战力量广泛宣传。[18]这些事例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康南民众急于报国的心理状态在舆论上的反映。

随着抗日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日趋冷静，感觉到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于是康南民众在这一时期积极为国捐献财物，加紧军事训练，为抗战积蓄力量。在理化、巴安、甘孜等地，民众自发举行“抗战献金大会”，如巴安的“八一三献金大会”，仅四百余户的民众就捐献了法币二千余元，已经退休的巴安县长吴筱波甚至为支援抗战“洗家助战”，其行为颇令人动容；[19]甘孜社会各界的抗战献金大会也募集到法币一千九百余元。[20]此外，还有康南民众主动购买大量救国公债，受到当地政府的通令嘉奖，[21]就连当地的小学生都积极开展了募捐活动，可见康南民众对抗战的热心。体现出这一时期康南各界人士均认识到战争对经济的消耗和冲击，于是纷纷为国募捐，藉以支持国家抵御外辱，康南社会呈现出“喇嘛祈福，民众输财”[22]的热忱景象。

当然，民众经济上支援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军队后备力量的训练则为战争期间兵员源源不断的补充发挥了重要保障。1939年一篇名为《雅理乡稻实施编组保甲及预备队之训练》的文章发表在《戍声周报》上，详细介绍了康南地区民兵保甲组织的实施情形。文章指出：“现在我们的抗战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欲求抗战持以到底，取最后胜利，须得后方加紧□□民众，前线才有增援之补充。”[23]在国难深重之际，巴安的民众建立了民团组织，壮丁们自愿接受整天的军事训练，保安队、民兵团等组织发挥了“安定后防，巩固国防”的重要责任。

在抗战中后期，抗日牺牲的将士越来越多，素来信仰佛教的康南民众以其虔诚的宗教信仰，为阵亡的将士修建纪念塔、忠烈墓等，深刻缅怀前线将士为国家做出的巨大牺牲，祈求亡灵得以安息。一些宗教界人士也自愿投入到宣传抗战的活动中，如康南地区的香根活佛便主动到民众中间讲解抗战的动态，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共同御辱。[24]曾言枢的旅部还组织全体官兵与喇嘛一同为奋斗在一线的抗战军人祈祷胜利。这些实际行动反映出康南僧俗民众强烈的爱国热心和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热诚期盼。

（二）刊载了知识群体对抗战救国的认识理解

《戍声周报》面向的群体主要为康南地区的官兵和民众，为满足他们对知识文化的需求，刊发的文章多以短小精练为主。但在一些论述抗战救国的时事评论上，《戍声周报》却常以大量篇幅予以刊载，反映出文章作者和编者对此类评论的重视。从目前所见有关抗战时事评论的作者群体看，撰稿人多为徐耘刍、贺伯勋（曾任甘孜县长）、李培芳（民国时期诗词书画家）等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士，其撰写的文章颇能反映康南地区知识群体对抗战救国的认识和理解。比如，在谈论到1938年武汉会战的布防情况时，徐耘刍撰写的《酣战局势之新展开》一文详细记载了国民政府宣布拱卫“大武汉”以来的布防情况。该文分析了整个华北地区抗战救国的局势，提出了武装群众、组建民众抗敌组织等“军事政治之特殊实施”。[25]在论及全面抗战与全民抗战的关系时，徐耘刍认为：“国与国战，乃疆域种族存亡问题，相互无假贷苟偷幸免之余地。敌以我人口建筑为唯一摧毁之对象，以我全部领土为驰骋屠杀之战场，故凡寇到之境除政府军外，我父老兄弟均有义无反顾出而应战之必要，不然则自己身□白刃，子孙为奴隶矣。”于是号召民众“惟有一致团结，分头组织，随时随地作大敌当前，充分应付救济之准备，刻刻作方面出击之奋发”，才能阻挡日本侵略者的暴行。[26]此外，徐氏还将中日两国的对战作了分析，认为“第一期武器拼对战，第二期人口拼对战，第三期经济拼对战，第四期粮食拼对战，第五期困疲忍耐拼对战，第六期国格拼对战”。[27]这些论述在当时看来是相当有见地的。

除上述文章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类时事评论还有《边民祝捷声中之国威蠡测》《在敌火下争夺生存之原则》《立国条件与战胜决定》《抗日阵容变动与展开》《最后胜利之乐观》等，总计不下30篇。这些文章不仅反映了时人对抗战发展的直观感受，而且较好地印证了戍康军队心系国家安危的强烈担当，在客观上激发了康南地区民众投身抗日事业、支援抗战的热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报导了康南军队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情况

在《戍声周报》的报导中，有关康南地区军队布防的记载最为普遍。《戍声周报》与其他康藏报刊不同之处在于其发行主体为川军二十四军曾言枢的旅部，且编辑部就设置在旅部的营地内，属于典型的“军队报”。[28]虽然抗战时期康藏地区的报刊多数由党政军等机构把持，但直接将编辑部设置在军队中的情况尚不多见。为向官兵及民众公布所在部队行军的动向，《戍声周报》编辑部专门开辟了“一周消息”“地方通讯”“电文”等栏目，报导二十四军内部的活动情形，以便军民之间更好地交流互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曾言枢所在的旅部以及川军刘文辉管辖的其他部队驻防发生了较大变化，《戍声周报》每周刊登的消息则为了解康南军队在抗战期间的活动概况提供了参考。比如，每当曾言枢的部队准备出打箭炉之时，便会在《戍声周报》上刊登出关前的筹备工作；曾旅部分军官的活动情况在《戍声周报》上也有详细记载，诸如“李大队长返雅江，曾言枢嘱其代购青稞”[29]、“致任委员、杨秘书长电：宣抚定乡，先威后德”等反映军队各部队活动的电文往来屡见不鲜。这一方面由于《戍声周报》原本就是曾言枢旅部内部发行的报刊，报导军队活动情况是其重要职能，另一方面，在电文往来仅限于军队高层的战争年代，及时将所能收集到的电文公布于众，不失为维持军队内部团结稳定的良方。

再如，《戍声周报》第51期（第一周年特大号）刊载了一篇地方通讯，介绍了军队内部八二八团成立抗敌分会的具体情况，其内容称： “巴安自巴、白、德、义四县联合抗日后援会成立后，各界捐输极为踊跃，驻军八二八团以军长刘，业经抽调八连精锐，预备开拔赴敌，闻之不胜兴奋。特于本月四日成立军人干部抗敌分会，一面加紧宣传民众，一面努力日常操作，秣马厉兵，待命开赴前方杀贼，以尽军人之天职云”[30]。此类短小精练的驻防动态，使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康南军队严阵以待的强烈担当，为我们掌握抗战时期刘文辉军队内部的活动状况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资料。

正如有人论述《戍声周报》史料价值时所言：“以《周报》为窗，伴随西康建省，康区因其地理独特、人文特殊、宗教神秘、资源丰富之魅力，吸引了更多西康以及西康域外的学者开始关注这片疆土，认识与研究西康的热潮继之向纵深推进，产生了大量关于西康的文献。这些文献使我们今天在了解当地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时有案可查，对追溯地方历史、勾陈史事、还原史事均有重要的价值及意义。”[31]

三、《戍声周报》抗战报导的社会影响

如前所述，《戍声周报》不仅记录了康南民众对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刊载了知识群体对抗战救国的认识理解，还对康南军队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情况多有涉及，其抗战报导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对康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戍声周报》作为康南军人创办报刊的典型代表，其抗战时期的新闻报导对当地的社会影响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使得康南地区军民有了获取抗战信息的渠道  如前所述，在通讯尚不发达的抗战时期，康南地区获取外界资讯的方式较少，普通民众亦缺少对外交流的平台。而因抗战军兴特意设立的“西康广播电台”，也直到1938年7月才建设完毕，并且因为技术故障和资金短缺，该电台一直无法投入正常使用。1943年以后，康藏地区才有真正意义上可以使用的广播电台。《戍声周报》自1936年创办起，在此后的近四年间从未断更，它无疑为康南地区的民众尤其是理化、巴安一带的驻军官兵提供了获取抗战信息的手段。不可否认的是，《戍声周报》主要面向康南地区的军民，其内容以介绍康藏的风俗文化、社会情形居多，对抗战的报导整体而言所占比例较小，编撰人员们也因自身所处的情形无法获取更多有关抗战的直接报导。但即便如此，编撰人员仍广泛收罗与整理刊载所能获取到的抗战资讯，在能力范围内为康南民众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抗战讯息。

其次是鼓舞康南地区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  与这一时期其他报刊杂志类似，《戍声周报》的抗战报导也以“报导抗战新闻、宣传抗战、建设大后方”为宗旨，[32]所刊载文章多为爱国救国、国家建设、民族团结等主题，其目的在于唤起康区民众的斗争精神，号召康藏青年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为夺取抗战胜利贡献力量。在深入梳理《戍声周报》的大量文章后可发现，康南地区的民众以其特有的方式如捐献财物（黄金、氆氇、羊毛等）、僧人诵护法经为抗战祈祷胜利、赴前线慰问、修建公路与机场等工程、参军等，主动投身抗战建设。正是在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下，康南地区的民众认识到抗战救国的迫切性，感受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救国救亡的活动中，彰显出康南地区民众对社会团结发展的强烈愿望。

最后是对康南地区社会的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  《戍声周报》的出版发行，为驻扎康南的官兵将士们以及当地的文化学者们提供了撰写、分析康藏民风民俗、政治情状的阵地，一定程度上对减少与地方僧民的摩擦、缓解汉藏民族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维持了当地的社会稳定。较之20世纪30年代康藏地区先后发生的“格桑泽仁事件”“甘孜班辕事件”“诺那事件”等反对刘文辉统治的事件来看，这一时期康藏的局势明显得到缓和，究其缘由，与当时报刊杂志的舆论宣传有着重要关系。在《戍声周报》尚未流行于康南地区时，当地的藏族民众与汉族军人在思想上、行为上有着巨大差异，而《戍声周报》的舆论宣传，使得藏族民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汉族军人的思想动态。旅长曾言枢将自己的日记公布在报刊上，并取名为《宣抚康南日记》，其中蕴含的安抚宣慰之意不言而喻。正是在驻军官兵与当地民众共同努力之下，康南地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态势。

伴随着抗战烽火与西康建省，时人研究、报导西康的报纸、期刊、著作大量涌现。《戍声周报》作为其中创刊较早的报刊，因报导详细、时间准确，在康南地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读者数量日益增多。时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将《戍声周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戍声获诸宣抚康南，功业丰伟……至为感佩叹服，宣抚日记绘色绘声，尤足令人神注”，他还极力促成《西康公报》刊登《戍声周报》的相关文章，可见《戍声周报》有关抗战的报导质量是令人满意的。时任西康建省委员会秘书长的杨叔明亦指出：“《戍声周报》内容详实，辞华颇纷，皆赖诸君主持，始有卓越之成效，擘划有言枢旅长，其裨益康省文化，盖有足多者焉？”对《戍声周报》及其编撰人员大加赞赏。民国文人徐海帆也有“《戍声周报》于关外情形了如指掌”之评论。[33]就连刘文辉也曾专门致电编辑部，索要《戍声周报》进行阅读，并为《戍声周报》题“边塞风光”一词，印于报中。[34]

在《戍声周报》的影响下，戍守康藏的其他部队也纷纷效仿，创办报刊刊载部队的军情活动。据《戍声周报》一周年特大号的主要撰稿人李培芳介绍，康定陈明杨部创办的《尖兵》、张青岩团创办的《川康》等报刊杂志，都是受到了《戍声周报》的影响。[35]而《戍声周报》的许多文章，在此后一段时间常被西康其他著名报刊转载，如《西康新闻》《西康公报》《康导月刊》《西康省政府公报》等，可以看出《戍声周报》的社会影响力已不仅限于康南地区。

四、结语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6]毛泽东同志就藏族民众的抗战曾深刻指出：“藏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37]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藏族宗教上层九世班禅等爱国人士积极动员民众投身抗战事业，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捐款捐物作为表率；格桑泽仁筹备组织抗战宣传团体，为唤醒广大藏族同胞的抗战意识而奔走呼喊；拉萨三大寺僧众请求中央政府派兵入藏，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藏族巨商邦达多吉等商人群体以商抗战，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藏族青年民众积极参军入伍，以最朴实的行动武装报国……这些都是藏族民众支援抗战的具体行动。藏族民众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为，展现出了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家国意识的成熟，而普遍参与的抗战行为体现出“中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3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39]值得注意的是，与西藏僧俗民众的抗战活动相比，有关康南地区民众支援抗战的记载却相对较少，这是因为近代以来，这一地区除了部分传教士活动留下的文字记载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史料保留，“连50年代初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也没有涉及此地”。[40]如是，《戍声周报》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康南民众的救国救亡活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也为当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借鉴。

来源：徐鹏，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原载《中国藏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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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培林：《西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J］，《中国民族》1985年第8期；徐世和、李加才旦、钟玉：《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J］，《青海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唐蓓：《略述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梁伟：《西藏各民族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历史贡献》［J］，《西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J］，《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王川、马正辉的《“藏族抗战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则从“藏族抗战史的呼吁与奠基”“藏族抗战史研究对象的细化”“个体人物、团体与文化抗战研究”等多个角度将近年来学界对藏族民众抗战研究进行了梳理，参见《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

[2] 美朗宗贞、德西永宗：《康藏人民以商抗日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钟宇海、喜饶尼玛：《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以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为例》［J］，《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

[3] 周德仓：《中国藏族聚居区的抗战与新闻传播》［J］，《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 王川、马正辉：《“藏族抗战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第169页。

[5] 苏朝纲、王志昆：《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258页。

[6] 秦和平：《“藏学报刊汇志补”之补》［A］，《民族史研究》［C］（第4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37页。

[7] 《西康省政府公报发刊词》［N］，《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年第1期，第1页。

[8] 王钰：《民国时期西康报业概论（1929—1949）》［D］，四川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

[9] 白云：《有赠（并序）》［N］，《戍声周报》1936年1—30期合订本，第82页。

[10] 曾言枢（？—1976），四川璧山人，长期在刘文辉手下任中高级军官。

[11] 四川省理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理塘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4页。

[12] 贺觉非著，林超校：《西康纪事诗本事注》［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页。

[13] 刘文辉：《发刊词》［J］，《边政》1929年第1期，第1页。

[14] 金彩虹：《民国西康期刊〈戍声周报〉述略》［J］，《兰台世界》2019年第12期，第158页。

[15] 徐耘刍（1895—1969），号耘叟，四川南部县人。

[16] 彭华：《章太炎与巴蜀学人的交往及其影响》［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479页。

[17] 《各尽所能，随分报国》［N］，《戍声周报》第37期，1937年7月19日。

[18] 《理化：康南抗日会成立》［N］，《戍声周报》第43期，1937年8月30日。

[19] 《八一三献金大会盛况》［N］，《戍声周报》第95期，1938年8月29日。

[20] 《甘孜：各界抗战献金大会》［N］，《戍声周报》第103期，1938年10月25日。

[21] 《旅司令部通令各团文》［N］，《戍声周报》第54期，1937年11月15日。

[22] 《喇嘛祈福，民众输财》［N］，《戍声周报》第85期，1938年6月20日。

[23] 谭志龙：《雅理乡稻实施编组保甲及预备队之训练》［N］，《戍声周报》第156期，1939年10月30日。

[24] 《火竹香根宣讲抗战》［N］，《戍声周报》第108期，1938年11月28日。

[25] 毅公：《酣战局势之新展开》［N］，《戍声周报》第103期，1938年10月25日。

[26] 耘刍：《全面抗战与全部抗战》［N］，《戍声周报》第51期，1937年10月25日。

[27] 同上。

[28] 王钰的《民国时期西康报业概论（1929—1949）》一文中将近现代西康报纸分为“机关报”“军队报”“宗教报”等不同类别。

[29] 《消息摘要》［N］，《戍声周报》第1—30期合订本，第102页。

[30] 《八二八团成立抗敌分会，秣马厉兵待调杀敌》［N］，《戍声周报》第51期，1937年10月25日。

[31] 金彩虹：《民国西康期刊〈戍声周报〉述略》，《兰台世界》2019年第12期，第160页。

[32] 张彦：《四川抗战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0页。

[33] 《任筱庄先生函》［N］，《戍声周报》第51期，1937年10月25日。

[34] 《刘军长索阅本报》［N］，《戍声周报》第51期，1937年10月25日。

[35] 《周年报告》［N］，《戍声周报》第51期，1937年10月25日。

[36] 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8页。

[37] 《班禅额尔德尼电毛主席朱总司令  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嘉慰》［N］，《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4日第1版。

[38] 钟宇海、喜饶尼玛：《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以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为例》［J］，《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第75—83页。

[39]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J］，《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4页。

[40] 秦和平：《“藏学报刊汇志补”之补》，《民族史研究》第4辑，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