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我国东部、南部各省的相继沦陷，国难危急之中，国人开始将目光转向西部。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到重庆，西北地区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国防以及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尤其在蒋介石1942年第二次巡行西北之后，西北各省之建设与开发所肩负的“抗战建国”之意义得以强化。[2]此前虽“居西北中心，蕴藏甚富”，但在一般人观念中仍属于“边疆”的甘肃省，一跃而为大西北建设的中心与重心。对于“东连内地，西通藏缅，南达川康，北绾青海，为甘省边境交通枢纽、宗教中心……惜因交通不便，公路未筑，以致内地文化，无法灌输，边疆蕴藏，不能畅流”的拉卜楞地区，[3]发展交通更是急务。为此，重庆国民政府于1944年批准甘肃省修筑岷夏公路之计划，次年正式动工，并于当年9月竣工。岷夏公路是民国时期贯通甘肃省藏区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公路。在“抗战建国”的背景下，岷夏公路的修筑得到了时任拉卜楞保安司令的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活佛的大力支持，沿线汉藏同胞亦广泛参与，在当时被誉为“汉藏同胞通力合作所完成之唯一交通要道”[4]，其重要性已可概见。不过，由于并未全线通车，且筑路质量不佳，此次岷夏公路之修筑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利用相关报刊与地方志资料，将岷夏公路的修筑置于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认同构建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一、黄正清与岷夏公路夏河段的修筑
抗战时期，随着西北地区逐渐成为抗战大后方，“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语已由口号而付诸实际，而以交通为开发西北之先导的理念，则几为国人之共识。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以“交通第一”为该省建设的重要方针。[5]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亦持“交通畅达，然后始可谈建设边疆”[6]的观点。然而，位于甘、青、川、康四省交界的拉卜楞地区却并无公路。交通不畅的状况，不仅有碍当地与周边各省以及内地的文化交流，也给当地的粮食及其他物资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
1940年6月，甘肃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主持的“保安行政会议”（即“黑错保安行政会议”）召开，参与会议的两百余位藏族代表提议省府主持修筑“岷县公路”，亦即之后的“岷夏公路”，“由甘川公路岷县起，经临潭新城、旧城过夏河之黑错及阿米曲乎而达拉卜楞”[7]。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批准筑路计划，令甘肃省成立“岷夏公路工程处”负责筑路事宜，同年4月1日，工程处成立，由第一区行政督察员胡受谦兼工程处长，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兼副处长。按照规划，岷夏公路分为4个总段，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负责第4总段的修筑。
1944年6月，岷夏公路夏河段正式动工。五世嘉木样活佛、黄正清以及夏河县政府为推进公路建设进程，均分别派员前往沿线督工，然收效不显。黄正清遂决定亲自出巡，视察沿线筑路情况。时任中央直属拉卜楞区党部书记兼实验简报社社长的绳景信与国民党夏河县党部书记长常俊亦随同前往。关于此行，绳、常两君都撰有日记，两份日记除记录“督工队”的巡视路线、工程进展、作者沿途见闻，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黄正清出巡期间的言行。
黄正清一行于8月11日自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出发，向西南方向沿大夏河逆流而上，至桑科草原。黄氏见该处“民工六百多人所修筑之第三分段，大半合乎公路之规定”，认为这样的成绩应归功于“彼段民工之努力”以及“监工人员之指示”，遂对二者“面为奖励”。[8]当日下午，巡至由卡加部落的民工负责修筑的夏河段第二分段，黄氏见该地“山岭高岗，地面肥草，地层蕴石”，民众工作“虽已竭力”，但困难仍多，遂决定当日在此地歇宿。稍晚，黄正清面训民工，促其赶修公路，并详为解释政府筑路之缘由。
12日，继续向东南行进，沿途巡察俄五族、阿木去乎、扎油等部落负责的工地，黄氏再次“面为民工晓谕”。行至加尕滩，彼时扎油、下八沟、阿拉等部落民工因故擅自散去。[9]黄正清遂在此驻扎，以督促各部落民众复工。当日下午，扎油部落头人谒见黄氏，称其部“担任工段过多”，“当经黄司令婉言慰勉，始无异议”。[10]之后两天，黄正清皆在加尕滩大帐中接见各部来谒之头人。对于勤力筑路者，黄氏不仅“赐饮美酒，以示奖励”，“更以委婉之言词”敦促各头人加紧施工，“务期工作早日完成”。[11]
15日，黄正清率队东行，视察陌务、黑错等地工况。返回途中，在陌务召集工地上15位头人训话，并对民工多予勖勉。见“阿拉民工更为努力”，又“复加奖励”。[12]后两日，黄氏在加尕滩大帐接见各部落头人，继续催促其加紧赶工，同时又派员出巡第4总段下各分段之工程进展。17日，扎油头人前来报告竣工，并得到黄氏的奖励。至21日，陆续有头人来报完工情形。[13]22日，各分段的土方工程基本完成，“各领工头人先后谒黄司令缴工禀辞，黄司令均一一奖慰”。[14]至此，黄正清感到“此行任务已达到圆满之结果”，决定于次日返程。[15]23日，黄氏一行转回拉卜楞，并于24日午后抵达。
结合两份日记的记载，黄正清在13天的督工期间，主要做了两项工作：“面训”与“劝服”。“面训”，是对参与筑路的藏族部落头人与民工“讲话训勉”，并予以奖励，使其积极工作，加紧赶修公路。黄正清多次向参与筑路的头人宣讲，政府修建岷夏公路，“专为边疆民众福利”，希望大家服从政府命令，加紧赶工，纵有万分困难，“决不应该提出而使工作顿受影响”。[16]“我们藏民为着改善自己生活，繁荣鄙陋边疆计，自应服从政府命令，及早完成岷夏公路。”[17]据粗略统计，黄正清在巡视期间，与部落头人的会晤，以及对筑路民工的训话与奖励，至少有15次。“劝服”，是针对因种种缘故一时未能投入筑路工作的头人的“说服教育”。如8月12日，黄正清在加尕滩发现“下八沟、阿拉等部落前已散去，现复工者甚少”的状况，遂驻于该地，对各部头人进行督促。14日七时许，各部头人即“纷来报称，均已到段，（现正）加工赶修”。[18]又如21日，黄正清巡视至扎油与下八沟工段衔接处约3华里之地，发现工地上无人筑路。此前并未划定责任，致使扎油与下八沟两部落相互推诿，“虽经再三督催，推不上工”。黄正清随即“召集该二部落头人详为劝解”，在其协调下，两部头人“始行接受，开工修筑”。[19]此外，绳、常二人的日记中均有“（黄正清）曾为各部落解决不少纠纷”“黄处长乘督工之暇，对于藏民间积宿之纠纷亦为解决”等语。由于两人几乎全程参与了黄正清的视察工作[20]，其所记当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彼时黄正清的作为。
这段13天的“督工之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岷夏公路夏河段自6月动工，至黄氏视察结束，历时不及3个月，而土方已完成95％以上[21]。沿线藏族民工加紧修筑，甚至出现了民工因黄正清“坐守路工”而全力以赴赶修道路，将原定一周的工作量于两天之内完成的情形。[22]故岷夏公路第三总段段长有“夏河成绩为第一，确属处长（即黄正清，笔者注）之力”[23]等语。据绳景信的观察，黄正清“在边区各部落中，威望素孚，渠所发布命令，藏胞绝对执行，从无异议，各部落间发生龃龉，一经黄氏调处，即前嫌尽释。此次黄氏出巡，曾为各部落解决不少纠纷……沿线民工，经黄氏讲话训勉后，工作倍极活跃，路工顺形改观，厥功甚伟”。[24]由此可见，黄正清的支持和参与对岷夏公路的顺利完工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拉卜楞体系”中黄正清对自身身份的认知
“拉卜楞体系”一称见于署名为明驼的文章《拉卜楞巡礼记》，代指拉卜楞地区“政治、军事和宗教，三位一体的‘僧侣政治’的体系”。[25]拉卜楞寺对甘南藏区的影响甚巨，作为“神权政治模式下，教权统摄政权的政教合一制”的典型代表，寺中以嘉木样为首的藏传佛教僧侣即担任了社会控制者的角色。[26]具体而言，前有贡布东珠（黄位中）出任“拉卜楞各番总办”，后有洛桑泽旺（黄正清）任拉卜楞保安司令，拉卜楞地区政、教、军权统摄于嘉木样家族。拉卜楞地区虽于1928年设夏河县，然该县权力的实践仍围绕以嘉木样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制度开展，“政府权力只限于所设科室和住地拉卜楞镇区，而对所辖其他广大地区则鞭长莫及”[27]，故彼时夏河县政府有“政令不出拉卜楞街市”之说。俞湘文、马无忌的观察与之基本一致，在俞氏看来，“（夏河县）所有其范围内藏族一切民政之管理，全操于寺院之手，造成政教不分之形势；所以行政机关，最感困难”[28]；马氏则指出当地“政教不分之状态”，以及藏族民众“脑中深存寺院活佛印象，极少政府之认识”的状况，仍是县府政令推行过程中的最大障碍。[29]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佛兄与地方藏族首领并署理庶务的黄正清，其统领地方的作用即得到凸显。马无忌称其能“一呼百应”，甚至可以“于一二日内召集民间骑兵数千”，故夏河县府欲使政令畅达，则须得到黄氏的协助。夏河盐务分局的章毅志将黄正清比喻为“藏胞与政府之间的一座大桥”，指出若无黄正清，“藏胞会把政令视为具文”。[30]事实上，由于黄正清崇高的声望与地位，甘肃省府在处理夏河县辖境内的诸多事务时，常寻求黄氏的协助。如1943年，甘肃省府在夏河地区推行保甲制度，引发火日藏（即清水乡）与甘家（即甘坪乡）民众的争执，甚至引发械斗，迁延数年，最终在黄正清的协力配合下，夏河县府方解决此事。[31]据俞湘文统计，1941年夏河县共有机关30个，其中党务、政治、军事、卫生、交通各2个，经济、文化各10个，由黄正清担任负责人的机关就有5个。[32]甘肃省府、夏河县府对黄氏的倚重，已可概见。故以黄氏出任岷夏公路工程处副处长，乃省府处理甘南藏区庶务的应有之义。
不过黄正清并未借此托大，而是尽心竭力地应对甘肃省政府的委派。首先，黄氏的督工与巡视显然并非应付上峰，其自夏河县出发，最远行抵距离黑错寺约20里处，行程几乎囊括夏河段所属的全部分段。巡视过程中，黄氏利用自身的权威，多次开展“面训”与“劝服”的工作，解决了不少实际的问题，使工程顺利推进。其次，黄正清在“面训”与“劝服”时，俱在强调岷夏公路的修筑系“政府命令”，旨在为藏族民众改善生活，发展生计。这一行为，实际是黄正清代表国民政府传递对边疆民众的体恤与关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岷夏公路是沿线汉藏民工“义务劳动”的结果。[33]时人以岷夏公路的修筑不仅“在西北交通工程史上开一新纪元”，更证明“义务劳动为当前经济建设之有效途径”。[34]应当承认，《国民义务劳动法》以及国民政府的其他人力管制政策的实施，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35]国民义务劳动在岷夏公路修筑中的实践，亦符合“以抗战推进建设，以建设充实抗战”的施政原则。且《国民义务劳动法》第一条即载：“中华民国男子年满十八岁至五十岁，依本法之规定义务劳动”，[36]这样的表述，显然未分汉藏之畛域，有利于国家认同意识的加强。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甘南地区汉藏民众被协调、甚至强制参与公路修筑，既有利于应对战时的危局，兴办地方建设，保障军需后勤，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开支，以应对战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不利局面。
但重庆国民政府与甘肃地方政府应当如何动员公路沿线的汉藏同胞参与到筑路工作中？给予一定的补助，似乎是可行的办法。事实上，筑路民工也确实获得了一些粮食补助。据《甘肃公路交通史》，岷夏公路的修筑共使用民工754960工日，其中岷县174111工日、临潭县226958工日、卓尼设治局173409工日、夏河县180482工日。国民政府批准向各县民工提供375000斤的粮食补助，其中岷县87000斤、临潭县114500斤、卓尼设治局86400斤、夏河县87100斤。[37]可知，一个民工平均每个工日仅有0.497斤的粮食补助。临潭县稍多，为每工日0.504斤；夏河县最少，为每工日0.483斤。考虑到公路修筑属于重或极重劳动，这些补助和奖励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曾参与岷夏公路修筑的范树基证实了这一点，并表示曾遇有民工家属去工地送干粮的情形。[38]这也使得筑路过程中出现“劳民”的情况。所谓“劳民”，如甘肃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心一所言，是“在国家规定的义务劳动的限度之外”使用民工，且不给以“充分的报酬”。张氏在1946年12月卸任甘肃省政府建设厅厅长一职时称，“最近中央才肯拨发相当的经费”。故知此前甘肃省在推进交通建设时，并无“相当的经费”，难免“劳民”。[39]
在这样的情形下，黄正清作为“藏胞与政府之间的一座大桥”，利用自身的声望与影响做基层动员，号召、激励岷夏公路夏河段沿线藏族民众参与筑路，为国民政府庶务的推行创造了条件。而黄氏此举，与其建设、发展甘南藏区的理念密切相关。
1944年1月，黄正清前往重庆觐见蒋介石，在切身体会了“陪都及各省市现代建设突飞猛进”后，黄氏意识到藏族民众不能“停滞在游牧生活的环境中”，应奋勇迈进，推动边疆事业的发展。[40]在巡视工地期间，黄正清亦曾“畅谈岷夏公路完成后”的情景，称“加尕滩系黑错与拉卜楞衔接之中心，在地理环境上及军事政治上均有积极建设之必要”，待公路竣工后，可在公路两侧先行栽树，随后移民，建设新市区并开展屯垦。“将来一旦繁荣，而甘肃西南边界藏民之贸易当可发展，即商贾行宿亦多方便。”但“此种伟大建设，非私人力量所能及，必须要由政府设计与协助才有办法”。[41]这一番“畅想”，显然比绳景信的总结更具体，更实际。[42]须知黄氏此番言论发表于席间，在座者如黄立中、常俊等人，均非参与公路建筑的头人与民工。故与其将之视作鼓舞士气的“宣讲”，不如视之为黄正清个人对于这项事业的认知。
1944年10月10日，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举行了该部成立16周年纪念大会，黄正清在会上强调：“拉卜楞幅员辽阔，一切落后，且以藏胞语言文字不同，风俗习惯互异，在此抗战建国并进时期，管教养卫，更应加速推进。否则使藏民仍操游牧生活，轻则自生自灭，非唯藏胞之不幸，亦可说是国家之病态……藏区一切之一切，相形内地，望尘莫及，简直有天壤之分，若不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何能配上抗战的需求，建国的条件，以及立足于现代科学昌明，生存竞争的时代。”[43]黄氏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在强敌入侵的背景下，如藏族同胞“仍操游牧生活”，不求改变，则无法适应抗战建国的需求，难以在“科学昌明，生存竞争的时代”立足，甚至会陷入“自生自灭”的境地。故在黄正清看来，该部全体官兵的任务，是要加速推进拉卜楞地区“管教养卫”各项事业，同时，对于地方教育、文化以及各种庶政之推进亦应继续加以协助。
从这个角度看，岷夏公路的修筑显然有助于甘南藏区的发展。故黄正清会亲临督工，通过“感化与教导”，使得藏胞对其产生敬仰之情，又利用自身的权威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扫清障碍。由此亦可理解何以时人会将岷夏公路夏河段的如期完竣归功于黄正清。
三、黄正清的抗日爱国义举与中华民族认同构建
1938年，顾颉刚考察西北，途经夏河县。7月7日，黄正清于拉卜楞小学举办抗战一周年纪念会，并以藏语发表演说。顾氏观礼后，感叹“司令对于训练民众、宣传抗战，皆极意行之”。尤以黄正清的司令部中有电台与广播，“每日得抗战消息即以藏文书之，粘贴寺院壁上，故喇嘛皆知时事”。[44]长期与黄正清接触的国民政府党政人员绳景信与葛赤峰，对黄正清俱有颇高的评价。绳氏以黄正清“本人对于中央亦极拥戴，对总裁尤为信仰；思想纯正，为人忠厚，实为藏边不可多得之领袖人物”。[45]葛氏则称黄正清“为藏民中不可多得的领袖人才，他的保安司令部中，有无线电收音机，每日收听国内外消息，故虽在偏僻之区，对国内外大势，仍了如指掌。若干年来，对于协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推行各项边疆工作，极为努力，亦至有成绩。……政府在拉卜楞的机关，达三四十个以上，无不取得保安司令部的密切协作。”[46]
抗战时期黄正清的作为，亦与前述评价相符。在“七七事变”后的第13天，即1937年7月20日，黄正清即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称强敌压境，请中央明令出师，“复兴民族，还我河山”，并表示自己“愿率十余万藏民，誓为后盾”。[47]8月，黄正清又与嘉木样活佛召集拉卜楞寺所属百余寺及各部落藏族僧民，商讨组建“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的事宜。最终决定由黄正清之弟黄正基担任团长，率领“藏族僧民慰劳前方抗敌将士代表团”，携带慰劳品羊皮万张，赴内地劳军。嗣后慰劳团南下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敬献绣有“国家至尊”四字的锦旗，并表示愿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心一德，精诚团结，竭其所能，尽其所有贡献国家，厥尽职责，以图报国恩于万一，以促进最后胜利之来临”。[48]
1944年1月，黄正清赴渝，代表拉卜楞108寺全体藏族僧俗民众，将募集得来的“飞机捐款”当面转交给蒋介石。[49]蒋氏对这一行为“备极赞许”，并颁给“输财卫国”的匾额，以昭激励。[50]虽然报道中虽多官样文章，但透过慰劳团晋京、进旗、捐款，宣传抗战主张的诸多行为，不难看出以黄正清、黄正基为代表的安多地区藏族百姓的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
尤为值得关注者，黄正清在1944年发给中国边疆学会的信函中，有“（领袖）领导全国所有宗族胥跻于康乐大同之郅治”“贵会念中华民族一体之爱，同舟共济之谊”等语[51]，这显然是在有意识地应和蒋介石“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观点[52]。蒋氏此言，所隐含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在抗战建国的特殊时期，强化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有助于抵抗日本军事与文化上的侵略。
需要指出的是，藏族同胞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加强，不仅见诸嘉木样、黄正清等上层人士，在普通民众身上亦有体现。如黄正清在抗战期间，“曾给前方捐出番马数千匹，向政府献上飞机三十架，这是边民节约下的酥油花花，亦是边民捐出的抗战力量”[53]。在国难危急之时，少数民族精英和民众以不同的形式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中华民族一体”精神。[54]
回到岷夏公路的修筑，就结果而言，虽有汉藏民工积极参与修筑，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已打通全线，但由于工程浩大、投资与工期有限，导致最后通车的路段仅是岷县到临潭旧城的百余公里山路，通车里程不到原规划里程的一半。临潭旧城至夏河县的150余公里路，多为藏族游牧区域，未能通车。[55]
此前各方对此路创造经济效益、沟通汉藏交流的畅想，化为泡影。但黄正清督工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国民政府与参工的藏族民工之间搭建起了桥梁，既令岷夏公路夏河段沿线藏胞不计报酬，踊跃参工，又使得国民政府“国民义务劳动”之理念得以付诸实践，让岷夏公路成为“甘省实行民工筑路之一大成就”，以及“汉藏同胞通力合作所完成之唯一交通要道”。加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即是民族信仰与认同建立的重要方式，[56]故知虽然岷夏公路部分路段筑路未成，但筑路的过程却仍有相当之价值可供探讨。
［作者简介］朱晓舟，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成都 610066）。
来源《中国藏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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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抗战视域下刘文辉的康藏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CMZ013）的阶段性成果。
[2] 潘晓霞：《抗战主题下的建国努力：1942年蒋介石西北之行》［J］，《兰州学刊》2016年第7期。
[3] 马无忌：《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少数民族卷》［Z］，福州：福建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4] 《交通短信：岷夏公路工竣通车》［J］，《交通建设》1945年第3卷第2期，第106页。
[5] 《甘肃蕴藏极富应首先开发：发展交通水利增产农业矿藏，谷主席谈建设西北意见》［N］，《中央日报（昆明）》1943年3月7日，
第3版。
[6] 《黄正清招待记者报导拉卜楞现况》［N］，《甘肃民国日报》1946年6月3日，第3版。
[7] 马无忌：《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少数民族卷》，第184页。
[8]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23日，第1版。
[9]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25日，第1版。
[10] 绳景信：《赴岷夏公路沿线工地及附近各部落施诊记》［J］，《公医》1945年第1卷第2期。
[11]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26日，第1版。
[12]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28日，第1版。
[13]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9月2日，第1版。
[14] 绳景信：《赴岷夏公路沿线工地及附近各部落施诊记》，《公医》1945年第1卷第2期。
[15]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9月2日，第1版。
[16]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24日，第1版。
[17]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28日，第1版。
[18]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26日，第1版。
[19]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9月2日，第1版。
[20] 1944年8月16日，绳景信脱离大部队前往黑错，并沿途开展诊疗工作，19日下午回到黄正清在加尕滩的驻地。
[21]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9月4日，第1版。
[22]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9月2日，第1版。
[23]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9月1日，第1版。
[24] 绳景信：《赴岷夏公路沿线工地及附近各部落施诊记》［J］，《公医》1945年第1卷第2期，第37页。
[25] 明驼：《拉卜楞巡礼记》［J］，《新中华》1936年第4卷第15期，第65页。
[26] 杨红伟：《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的社会控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
[27] 扎扎：《拉卜楞寺的社会政教关系：拉卜楞寺发展策略研究》［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6—89页。
[28] 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Z］，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
[29] 马无忌：《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少数民族卷》，第185页。
[30] 章毅志：《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成立十六周年纪念献词》，《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成立十六周年纪念特刊》［Z］，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参谋室民国33年10月发行，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印刷所承印，第14页。
[31] 详见柳德军：《民国时期甘南藏区保甲编组中的利益冲突与调适——以夏河县“尕旦拉哈和小坞”之争为中心》［J］，《求索》2013年第5期。
[32] 分别是“党务”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夏河区队、“军事”中的夏河县保安司令部、“文化”中的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拉卜楞藏民小学校、教育部拉卜楞巡回施教队。又，黄正清的夫人蒋毓美为拉卜楞女子小学校的负责人。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第506—510页。
[33] 1945年，国民政府社会劳动部将岷夏公路的修筑认定为上一年度推行义务劳动之成果。见《义务劳动加强实施，去年出钱出力成绩甚佳》［N］，《大公晚报》1945年5月7日，第1版。
[34] 白冲浩：《岷夏公路——甘肃民工筑路的成就》［N］，《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月6日，第2版。
[35] 江红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J］，《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36] 《国民义务劳动法》（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国民政府公布）［Z］，《社会部公报》1943年第12期，第60—63页。
[37] 甘肃交通公路交通史编写委员会：《甘肃公路交通史》［M］（第1册），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8] 范树基：《修筑岷夏公路的回忆》，《岷县文史资料选辑》［M］（第1辑），1988年，第140—141页。
[39] 张心一：《六年来甘肃生产建设》，《甘肃文史资料选辑》［M］（第26辑），1987年，第7—8页。
[40] 《黄正清播讲“致敬元首观感”》［J］，《边疆通讯月刊》1944年第2卷第3期，第16页。
[41] 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29日，第1版；常俊：《随黄处长视察岷夏公路夏河段记》（续）［N］，《拉卜楞实验日报》1944年8月30日，第1版。
[42] 绳景信曾对黄氏等人讲话的“要点”进行总结，内容包括：“对该部人民辛勤筑路，及各该僧官头人等，不避劳苦，视临工地监工，表示钦佩与慰劳之意”；“公路通车后，藏民可首先获得利益，发展边疆交通，与藏民福利休戚相关”；“中央与总裁对藏胞之关怀与德意”，等等。绳景信：《赴岷夏公路沿线工地及附近各部落施诊记》，《公医》1945年第1卷第2期。
[43] 黄正清：《本部成立十六周年纪念告全体官兵书》，《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成立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第1—4页。
[44]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甘青闻见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8—89页。
[45] 绳景信：《赴岷夏公路沿线工地及附近各部落施诊记》，《公医》1945年第1卷第2期，第37页。
[46] 葛赤峰：《记拉卜楞寺所属百零八寺：为该寺藏族僧民致敬元首代表团赴渝而作》［J］，《边疆》1944年第22期，第10—12页。
[47] 《黄正清率十余万藏民呈请抗敌》［N］，《西京日报》1937年7月22日，第2版。
[48] 《拉卜楞代表团向林主席献旗致敬》［N］，《西京日报》1938年11月28日，第1版。
[49] 《拉卜楞代表团献机款六百万》［N］，《中央日报（昆明）》1944年1月13日，第2版。
[50] 《国府明令褒扬拉卜楞僧民献机》［N］，《西康国民日报》1944年9月22日，第1版。
[51] 《拉卜楞黄司令正清致本会函》［J］，《中国边疆》1944年第3卷第34期，第63页。
[52]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M］，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2页。
[53] 丁士奇：《拉卜楞番兵少将黄正清》［J］，《新闻天地》1946年第11期，第12—13页。
[54] 何一民、黄沛骊：《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55] 《甘肃省志》第38卷《公路交通志》［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56] ［英］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著，王娟译：《民族认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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