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有关藏族抗战的报道及其研究[1]

2020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历经的重大磨难，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高举合作抗日的旗帜，本着持久抗日、团结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外敌入侵不仅没有摧毁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反而激发了全国范围内众志成城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群体，联合抗日，建立起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2]，其中对藏族民众参与抗日战争的研究热度在学界有逐渐升温趋势，目前已发表有若干围绕特定藏族区域和藏族团体的抗战研究成果[3]，但总体而言，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仍存有继续挖掘的空间。有学者指出：“尽管已有一部分重要研究成果问世，但其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全局性、囊括度仍有极大延伸空间与发掘余地。”[4]基于此，本文以媒体报道中的藏族抗战为切入点，以《新华日报》的涉藏报道为个案，深入探讨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上呈现的藏族抗战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及其历史价值。

一、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及其办报宗旨

学术界有关《新华日报》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5]，印证了《新华日报》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政治意义。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创刊，有其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6]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全面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矛盾得以缓和，国共合作得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在国统区出版公开的、大型的党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正式提出全党要在全国范围内抓好两件事：一件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件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7]

《新华日报》取得合法出版权利得益于中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战的强烈诉求。[8]因此，在周恩来亲自为《新华日报》题辞中，明确宣布“本报愿为一切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9]，可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它的创刊发行要为抗战这个当时最大的现实需要服务。由此，《新华日报》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为团结抗战、争取民族解放发挥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10]在抗战烽火中创刊的《新华日报》，被毛泽东称为是新四军、八路军之外的“又一方面军”。邹韬奋在《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之际，撰文称“它是在民族解放神圣抗战的火焰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全国精诚团结最显著的一个象征”。[11]

二、《新华日报》有关藏族抗战的报道

《新华日报》自1938年创刊至1944年，共计刊载了44篇有关藏族的新闻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报道内容都与藏族官民积极响应全民抗战号召相关，表现了藏族僧俗群众上下一心，身体力行，或请缨奔赴前线，或施以物质援助，或付诸精神祈祷，虽身处边陲后方，但心系抗战前线的爱国情怀。

（一）成立代表团，奔赴前线慰劳抗战将士

根据《新华日报》的报道内容，抗战时期藏族地区先后成立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和“甘肃祁连山藏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等慰问团，派遣代表奔赴内地，致敬中央并向前线抗战将士表达慰问。

1.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 1938年6月20日，贡嘎呼图克图、青攘呼图克图、江安西等12人成立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 并向前线的英勇将士们申明“西康远处西陲，平时因交通不便，教育落后，一般民众对于国事或少注意，犹自抗战发生，群情激动，莫不怀同仇敌忾之心。……此次西康民众派我们回到前线，向诸位将士致慰劳崇拜之意……虽日本妄想征服中国，独霸亚洲，我最高统帅领导诸位将士抗战到底，必能粉碎其狂图，亦必能复兴我中国，维持亚洲之和平”。[12]

1938—1944年《新华日报》刊载的44篇涉藏新闻报道一览表[13]

2. 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 1938年8月，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藏族，藏名洛桑泽旺）为积极鼓动藏族民众参加第三期作战，“在属区召集各寺僧官及各部首脑开会，报告开会意义及边民应有之责任”。并当场议决“组织前线慰劳团，亲历战区，代表各族同胞，慰劳我忠勇将士，兼以传达边民爱国之忧”。[14]该代表团一行14人，跋涉几千里，途经西安、成都， 于1938年11月10日到达重庆，直至1939年2月7日返抵兰州，在内地活动时长近3个月。在此期间，按照当初成立代表团的宗旨，即“为表示拉卜楞各寺院及各部落藏族僧民抗战胜利决心和慰劳前方抗战将士起见，即日赴首都各地，并转赴前线慰劳”[15]，拜谒途经各地党政军首长，并向空军献旗，“自抗战以来，我空军屡建奇功，故全国同胞对我空军将士勇壮精神，备极崇敬，即边疆民族，亦莫不热烈钦仰”，拉卜楞民众代表团于1938年12月21日“特在航委会献哈达及‘神威远播’之大锦旗一面，并作书面献词”。[16]还积极与各文化团体举行联谊活动，报告拉卜楞社会文化情形，“中央社会部及教育部，以藏族代表团此行，于边疆文化之沟通，及抗敌工作之发动，均有重大之贡献”。[17]

3.甘肃祁连山藏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 1939年年初，甘肃祁连山三十三族地区藏族僧俗群众，在当地高僧顾嘉堪布的带领下，举行“追荐抗战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大会”“抗战救国宣传大会”等，并于1939年年初，征集慰劳物品，推举顾嘉堪布等为代表，组织甘肃祁连山藏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五月中旬行抵兰州，当以南行交通困难，乃将随带慰劳品、慰劳金，呈现某将军转致前方将士而返，并制锦旗两帧……”[18]献予政府首脑，以表敬意。

4.果洛、松潘等地代表团和班禅行辕慰问代表团 1939年3月27日，由12人组成的果洛土官代表团抵达重庆，“果洛土官康万庆、康克明、党秋、罗桑伦珠及翻译随从一行十二人，有川省府及中央军校，派刘严宸、杨绍西领导”，“向中央党局致敬，并陈述关于藏区事宜”。[19]同年4月10日，来自四川松潘地区的30多名土官代表前往成都，“请缨抗敌。十日上午十时，谒省党部主委黄季陆，首由黄训话，嗣由土官曲登保代表致辞……午后二时，戴院长亦在省党部接见该土官等，面致慰勉”。[20]在题为“班禅行辕及西藏僧俗推代表来渝献旗致慰”的报道中，提到1939年3月31日班禅行辕及西藏僧俗，“特组织慰劳前方将士代表团，于即日由正副团长丁杰佛位呼图克图，从西康甘孜出发来渝”，并“献旗致敬，随带医疗费五千元，慰劳费若干，以尽藏民感念前方将士的辛劳”。[21]

（二）敬告将士书，激扬文字抒发抗日爱国情怀

《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全文刊发了由“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发表的《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其文字、内容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藏族僧俗群众拳拳抗日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其中写道：“中华民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个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者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际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22]足见，藏族僧俗群众是从整个国土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高度理解全民抗战的紧迫性，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体现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浓烈的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书》及《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表达了不分种族地域，不惜任何牺牲，积极抗战到底的决心。“自抗战发生以来，全国均在政府领导之下，誓保国家民族之生存，不惜任何牺牲，决与倭寇抗战到底，是不仅内地为然，即边区各族，亦无不志切同仇，争赴救亡。团结凝固，实为往昔所未有。”[23]该代表团的团长阿旺将磋指出，“在抗战建国中，人不分男女老少，地无分东西南北，皆在抗日救亡目标下，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争取中华民族完全解放。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对抗敌救亡向不后人。藏族同胞对坚持抗战具有最大决心，相信只要全国同胞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24]

（三）征集物品，主持法会，竭尽所能助力抗战胜利

在《新华日报》的藏族抗日报道中，征募物资和主持祈祷法会是藏族僧俗民众身体力行积极抗战的主要表现方式。有西康藏族民众捐献首饰的报道：“将西康民众所捐之首饰，攒来贡献中央。将来任务完毕回康，即将此次前方目睹实况，宣告西陲民众，尽以地方人力物力，在政府指导之下，分期贡献，而为诸位将士之后援。”[25]拉卜楞藏族民众募集羊皮：“曾募到价值五万余元的万张羊皮，已送呈甘肃第×战区司令部，转呈军事委员会分赠前线战士。”[26]班禅行辕代表捐献医疗费：“随带医疗费五千元，慰劳费若干，以尽藏民感念前方将士的辛劳。”[27]康定地区甚至成立了征募寒衣分会：“西康各界鉴于时值冬令，天气转寒，正在前线杀敌各将士，急需棉衣，特由康定市级、征募寒衣分会，发起征募寒衣运动。”同时还积极捐献土特产：“康藏同胞多自愿将土产，皮毛药材之类，纷向此间分会献送，分会为转兑便利，乃折合成款，再为转递。现已提前兑款二万元，交重庆总会转送地方，其余尚在继续征募中。”[28]甘肃祁连山藏族民众也积极征集物品慰劳前方将士：“本年初该山僧俗官民，自动征集慰劳物品。”[29]

笃信藏传佛教的藏区，举行祈祷法会是藏族佛教界特有的助力抗战的形式。“康藏地方因极笃信佛教，自去冬今春以来，全康全藏之数千大小寺院，数十万众喇嘛，均一致为战争诵经，并修种种密法，祝我军胜利，其盛况，实为空前所未有。此种宗教行为，康藏人民深信对于我前线诸位将士，无形中有莫大助力。”[30]拉卜楞慰劳团返回兰州后，“为宣扬中央德意及坚定藏民抗战必胜信念起见，特会同各寺院当局，于三日晨在拉卜楞寺举行扩大祈祷抗战胜利暨宣传大会”。[31]此外，九世班禅的胞弟策觉林禅师“驻锡青海，嗣应蒙古、鄂温克族之请，亲往主持时轮金刚法会，祝祷抗战胜利”。[32]七世章嘉呼图克图的胞侄朝藏呼图克图，“抗战以来，两次领导所属寺庙僧众设坛诵经，祈祷胜利早来，超荐阵亡将士”。[33]

（四）沟通文化，加强团结，凝聚爱国共识

翻译是文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员喜饶嘉措大师[34] “为唤起西藏喇嘛及庶民参加抗战起见，特将蒋委员长暨中央各要人近来讲演词，以及最近抗战情形，译成藏文，分送西藏各大寺，藉以增加抗战实力”。[35]拉卜楞寺的嘉木样呼图克图，于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期间，“先后赴前后藏各地宣化佛教，并热烈作抗战爱国之宣传，工作积极，印象极深。前后藏僧民，经此次宣传，莫不切齿痛恨暴日凌我之奇耻大辱。感念我党国浴血抗战将士及死难同胞，除各寺院举行大规模法会，祈祷抗战胜利外，并誓愿拥护中央政府，服从领袖，效忠国家”。[36]在嘉木样呼图克图的号召下，1938年，拉卜楞地区还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的组织，以“灌输抗战文化，使藏族僧民普遍明了抗战的意义”。[37]

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在内地期间，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文化机构和民间社团的联谊活动，1938年11月27日，该代表团与重庆市妇女慰劳分会、妇女抗战救国协会、儿童保育会、女青年会等5个妇女救亡团体和市抗敌后援会妇女组举行茶会，讲述了藏族妇女生活的问题，并指出“藏族民众对持久抗战具有非常之决心，并坚信祖国定取得最后胜利。抗战爆发以来，藏族民众即开始关心前线战事，当时，在藏族民众间发印的抗战情报，正获得普遍热烈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开会前，大家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藏族代表团两位代表唱了一支藏族民歌，一支流行在藏族社会中的小曲，配着新的歌词。大意说，敌寇侵略，大家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38]直到1944年，拉卜楞寺文化代表团还前往重庆，与陪都文化机构团体举行了第九次联谊会，商讨联合助力抗战事宜。[39]

民族团结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藏族慰劳前线抗战代表团的成员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藏族僧民代表团这一行动意义的重大，不仅在粉碎了日寇离间中央和地方的阴谋，粉碎了敌人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而是在于他们的行动，说明了中华民族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一致团结抗战的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获得全体人民——无论在广大的区域内的藏族僧民在内——的一致拥护”。[40]

三、《新华日报》有关藏族抗战报道的特点分析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行的唯一一份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自诞生之日起，就特别注重对其宗旨的宣传。1937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馆章程》明载：“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41]可见，促进团结，加强统一是《新华日报》秉持的鲜明特质。

1.藏族抗战报道在形式上灵活多样，在内容上通俗易懂，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藏族地区的高度重视。

纵观这44篇藏族抗战的报道，在报道形式上有中央社讯、地方来电、本报特写、简讯、专访等多种类型，报道内容虽有繁有简，但几乎覆盖了这一时期主要的涉藏抗日团体和代表，包括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藏区民众的爱国抗日活动，尤其是其中两篇特写报道《访藏族僧民代表团》和《市各妇女团体昨欢迎藏族代表团》，字数都逾千，在惜字如金的报纸版面中占据了非常醒目的篇幅，足见《新华日报》对藏族抗日活动的高度重视。在文字表达上，虽然是一份城市报纸，却鲜有居高临下的“精英视角”，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在报道相关新闻的同时，还附带介绍和传播藏族的历史文化知识，如“拉卜楞的一百零八个寺院分布的区域很大。在甘肃夏河县的是中心寺院，也称为大寺，此外武都、西固（卓尼）都有寺院分布。……藏族僧民约计十万余人，文字用藏文，方言不统一，但大同小异。所谓寺院，便是藏族文化中心的存在”。[42]这些报道无疑在非常时期促进了内地民众对边陲藏地的认知。

2.以“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的报道为例，以深入、细节的追踪报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团结抗战的决心。

《新华日报》对“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的报道相当详细，自1938年9月2日的第一篇报道一直跨年延续到1939年3月13日的最后一篇报道，共计25篇，内容涉及该代表团的成立、行程安排以及各项活动等，在时间上可谓贯穿始终，在内容上做到了深入细致，甚至该代表团返回拉卜楞寺后，还追踪报道了其在当地举办的活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办报宗旨的高度自觉，对如此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性慰劳团的全方位的报道是无法实现的。此外，有关细节的报道令人印象深刻，如该代表团在路途中出现状况的报道：“拉卜楞一〇八寺所组织之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十四人。十八日晨由蓉乘车来渝，夜宿内江。十九日晨复由内江来渝，殊路面过坏，车至青木关，机械失灵，不能继续前进。即由该地电知此间公路总局，希派车前往迎接。惟今日时间过晚，行驶不便，路局决于明晨派车迎接，成当于是日正午抵渝。”[43]这类事无巨细的报道非常生动地体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新华日报》对团结和宣传藏族民众抗日活动的决心和意志。

3.对藏族抗战活动的宣传报道，增强了藏族社会各界的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

抗战时期，藏族抗日代表团在内地和藏区之间的往返活动，无疑有助于沟通汉藏文化，加深相互的政治互信。一方面藏族抗日团体和个人反复重申：“藏族佛僧民众，虽远居边疆，爱国不落人后”，[44] “各地民众，地交偏僻。但抗敌情绪，并不落人”。[45]另一方面内地接应这些藏族抗战代表团的军政干部也深感，“此次抗战，不啻促进我国东部与西部文化之交流，与民族感情之统一”。[46]通过会面、聚餐与联谊，有时“餐毕，又教育部放映教育影片及抗战影片，至夜十一时，宾主始尽欢而散”。[47]在此过程中，藏族代表了解了中央“开发边疆之国策”[48]、“关怀边情之至意”[49]以及“中央对于边疆各省文化经济之关怀”[50]，并表示返回后“必将中央德意，与抗战必胜信念传播拉卜楞所属一零八寺及所属各县乡藏民文化促进会，并巡视各部落，作抗战之宣传”。[51]

拉卜楞代表团在敬献的书有“国家至尊”四字的锦旗，“誓在政府指导下，一心一意，精诚团结，以促进最后胜利之来临”[52]，铿锵有力地展现了藏族民众的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

四、结语

在当前已发表的藏族抗战史的研究成果中，有的已零星地利用了《新华日报》中有关藏族抗战的报道，但这些研究没有凸显出这些报道内容的整体面貌，更缺乏从《新华日报》作为党报的性质和地位出发，深入挖掘这类报道的历史价值和政治意涵。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各种政治力量并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以《新华日报》作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动员民众抗战的重要舆论阵地，体现出开放、团结的态度，极大地提高和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中共的政治认同。从《新华日报》对藏族同胞抗战救国行动的积极报道中，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开阔的政治胸怀，这些报道无疑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藏族民众的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为抗战后中共争取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拥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研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藏族抗战的报道，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藏族人民的抗战贡献，体认到是中华各民族人民缔造和捍卫了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而在当下更加自觉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央珍，女，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来源《中国藏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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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藏族社会生活史研究”（项目号：18BZS12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 代表性的成果有袁林：《云南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24—29页；杨策主编：《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李昊原：《同仇敌忾的全民抗战——论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特贡献及其当代启示》［J］，《中华文化》2016年第3期，第83—86页。

[3]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J］，《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第64—85页；美朗宗贞、德西永宗：《康藏人民以商抗日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西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78—85页；喜饶尼玛：《藏族抗日救亡团体评述1931—1945》［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15—122页；钟宇海、喜饶尼玛：《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以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为例》［J］，《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第75—83页。

[4] 王川、马正辉：《“藏族抗战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第163—170页。

[5] 在中国知网的搜索框中输入主题“《新华日报》”，则出现3790条相关搜索结果。

[6] 相关内容详见王永恒：《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及其影响》［D］，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7] 熊复：《关于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A］，《新闻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2页。

[8]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武汉分会和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组联合编：《党的喉舌 抗日号角——武汉时期的〈新闻日报〉》［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9] 《新华日报》发刊词，1938年1月11日。

[10] 赵剑波：《〈新华日报〉十种版本形态辨析》［J］，《新闻战线》2019年第4期，第119—123页。

[11] 魏长健：《承载民族救亡使命的传播符号——论重庆时期〈新华日报〉抗战木刻版画的独特使命与价值》［J］，《传媒观察》2019年第5期，第96—101页。

[12] 《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N］，《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13] 相关内容查阅自国家图书馆网站：民国时期文献-民国报纸-《新华日报》在线阅读［EB/OL］,网址：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Pic?aid=1080&bid=4888.0&lid。

[14] 《不分种族地域一致动员，拉卜楞同胞参加抗战》［N］，《新华日报》1938年9月2日。

[15] 《访藏族僧民代表团》［N］，《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5日。

[16] 《西藏人民代表向空军献旗致敬》［N］，《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2日。

[17] 《社教两部招待藏族代表团》［N］，《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9日。

[18] 《甘肃祁连山藏民向蒋介石献旗征集物品慰劳前方将士》［N］，《新华日报》1939年12月9日。

[19] 《果洛土官来渝向中央致敬》［N］，《新华日报》1939年3月28日。

[20] 《松潘土官请缨抗敌》［N］，《新华日报》1939年4月11日。

[21] 《班禅行辕及西藏僧俗推代表来渝献旗慰问》［N］，《新华日报》1939年3月31日。

[22] 《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23] 《不分种族地域一致动员，拉卜楞同胞参加抗战》，《新华日报》1938年9月2日。

[24] 《前后藏僧民拥护抗战，效忠国家》［N］，《新华日报》1938年12月9日。

[25] 《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26] 《访藏族僧民代表团》，《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5日。

[27] 《班禅行辕及西藏僧俗推代表来渝献旗慰问》，《新华日报》1939年3月31日。

[28] 《康藏同胞捐献土产》［N］，《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8日。

[29] 《甘肃祁连山藏民向蒋介石献旗征集物品慰劳前方将士》，《新华日报》1939年12月9日。

[30] 《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31] 《拉卜楞寺举行祈祷抗战胜利》［N］，《新华日报》1939年3月6日。

[32] 《章嘉呼图克图偕班禅弟来渝》［N］，《新华日报》1939年11月10日。

[33] 《汉藏民族联欢》［N］，《新华日报》1944年4月20日。

[34] 喜饶嘉措（1884—1968），青海循化人。精通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曾主持校勘编订《布顿全集》和《大藏经•甘珠尔》，民国时期曾应邀在内地各大学讲授藏传佛教及西藏政教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成为中国佛教界众望所归的一位领导人。

[35] 《喜饶嘉错唤起喇嘛庶民抗战，将政闻译送西藏》［N］，《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5日。

[36] 《前后藏僧民拥护抗战，效忠国家》，《新华日报》1938年12月9日。

[37] 《访藏族僧民代表团》，《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5日。

[38] 《市各妇女团体昨欢迎藏族代表团》［N］，《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8日。

[39] 《重庆文化团体定期欢迎拉卜楞寺代表团》［N］，《新华日报》1944年1月24日。

[40] 《访藏族僧民代表团》，《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5日。

[41]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42] 《访藏族僧民代表团》，《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5日。

[43] 《拉卜楞百零八寺慰劳团今可到渝》［N］，《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0日。

[44] 《藏族僧民讨汪，誓抗敌寇清除汉奸》［N］，《新华日报》1940年4月11日。

[45] 《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昨抵渝 日内向林主席致敬》［N］，《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1日。

[46] 《社教两部招待藏族代表团》，《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9日。

[47] 同上。

[48] 《前后藏僧民拥护抗战，效忠国家》，《新华日报》1938年12月9日。

[49] 《藏族代表昨谒孙科、周佛海》［N］，《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6日。

[50] 《社教两部招待藏族代表团》，《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9日。

[51] 《前后藏僧民拥护抗战，效忠国家》，《新华日报》1938年12月9日。

[52] 《拉卜楞代表团昨向林(森)主席献旗致敬》［N］，《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