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

发布时间:2021-09-26 16:04:40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 | 责任编辑:

一、基本情况

(一)历史沿革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原名历史宗教研究所,1999年与宗教所分开后改今名。历史研究所经过35年的发展,在全国藏学研究领域,特别是藏族历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地位,历史所前辈邓锐龄、陈庆英等知名学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历任所长陈庆英、周源、张云的带领下,目前的历史所承前启后,队伍整齐,发展势头良好。 

(二)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西藏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边疆史四个研究方向。

(三)人员构成

现任所领导是冯智副所长(主持工作)、严永山副所长。目前在编人员11人,由汉、藏、蒙古、回、纳西、达斡尔等6个民族组成,其中正高职称5人,副高职称2人,中级职称3人,实习助理1人;全所8人拥有博士学位。

二、主要研究成果

历史所成立以来,先后承担和完成多项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及系列应急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藏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一)承担和完成重大科研项目和重点课题

1. 国家重大项目《西藏通史》国家财政专项拨款重大科研课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2002—2015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拉巴平措主持,历史所承担,组织全国90余位专家参与撰稿完成。由拉巴平措、陈庆英总主编,张云执行总主编《西藏通史》(8卷13册,900余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6年4月),获得藏学研究珠峰(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等奖和国家图书出版奖。

2.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1986—1990年)。原总干事多杰才旦主持,历史所承担,1995年完成。出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下册,98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副主编,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

3. 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历史及现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1998—2003年)。陈庆英主持。冯智、熊文彬、王维强等参与。出版专著《历辈达赖喇嘛生平》(藏文,80万字,民族出版社,2000年)、《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10万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年)、《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59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4. 西藏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拉巴平措主持,历史所承担,包括七个子课题:《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研究》(陈庆英)、《西藏地方政治制度研究》(张云)、《明代藏汉艺术交流研究》(熊文彬)、《藏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冯智)、《“藏独”的由来》(周源)、《蒙藏关系史》(格桑达尔基)、阿玛尔·考尔·贾斯比尔·辛格《喜马拉雅三角:英属印度与西藏、锡金和不丹关系史,1765—1950年》及《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藏1765—1950年间西藏、锡金和不丹历史之原始资料指南》翻译(梁俊艳)。

5. 西藏政治史研究与藏文文献翻译整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张云主持,包括七个子课题:《西藏地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张云)、《清初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以翻译〈五世班禅自传〉为资料中心》(冯智)、《藏传佛教蒙古高僧传》(格桑达尔基)、《20世纪40年代西藏重大政治事件研究》(梁俊艳)、《新近公布的涉藏档案与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孟秋丽)、《西藏近代史上的格鲁派高僧》(邱熠华)、翻译和注释《西藏王统世系水晶鉴》(严永山)。

(二)目前承担的重点课题

1. 国家重大课题《西藏文化史》。历史所张云担任元代卷的主编,严永山担任吐蕃卷副主编,梁俊艳、孟秋丽、邱熠华等参与元代卷、清代卷、民国卷、当代卷等撰稿。

2. 中心重点课题“西藏文化史专题研究”。历史所承担,张云、冯智、严永山主持,分八个子课题,分别由张云、冯智、严永山、格桑达尔基、梁俊艳、孟秋丽、邱熠华、白丽娜承担各项子课题。

3. 中心应急重要课题《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郑堆总干事主持,历史所承担。郑堆主编,冯智、严永山副主编。

(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青年基金课题  

2020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研究》,张云研究员主持,严永山、梁俊艳、邱熠华参与。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西藏工程”课题,张云完成专著《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梁俊艳翻译著述《验证西藏:回应<西藏百题问答>》《西藏,中国和印度》等。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1997-1999年,张云独立承担,评为优秀等级;严永山独立承担“古代藏族与西域文化关系史研究”(2021年已结项);孟秋丽先后独立承担“雪域旧旅:清代西藏游记研究”(2009—2012年)、“雍和宫档案与清代藏传佛教治理研究”(2021年完成);魏文承担“11-15世纪藏传佛教上乐教法在西藏、尼泊尔和河西的传播”(2015-2018年已结项)。

(四)基础研究主要成果

1. 译著

历史所的专家学者大多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藏语文条件和较为良好的外语条件。翻译出版了大量藏文历史文献,陈庆英的系列译著为藏学研究贡献颇大,代表性的如《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999年)、《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中下三册,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合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萨迦世系史》(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2002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蒙古佛教史》(固始噶居巴·罗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和历代达赖喇嘛传(陈庆英、熊文彬、冯智、王维强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等等。同时,历史所还翻译出版了多部英文藏学著作,如《中部西藏与蒙古人》(伯戴克著,张云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西藏绘画史》(大卫·杰克逊著,向红茄、谢继胜、熊文彬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青年学者梁俊艳翻译出版了阿拉斯泰尔•兰姆的系列著作,如《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张云校,72.4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张云校,80余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中印拉达克边界》,(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5月)。

2. 专著

历史所长期以来重视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将基础研究与当代和现实问题研究并重,出版了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价值的研究成果,拓宽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主题,为西藏历史研究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历史所学者出版了《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历史所学者还出版了一些在藏族史领域有较大影响的专著,如:《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赜》(邓锐龄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邓锐龄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帝师八思巴传》(陈庆英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2002年,2007年)、《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陈庆英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0月)、《藏族部落制度研究》(陈庆英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2002年)、《达赖喇嘛转世与历史定制》(陈庆英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年12月)、《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张云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张云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丝路文化·吐蕃卷》(张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张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张云著,2014年)、《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张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元代藏汉艺术交流》(熊文彬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清代治藏军事研究》(冯智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滇藏政教关系与清代治藏制度》(冯智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梁俊艳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清末民初亚东关税务司研究》(梁俊艳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等等。

3. 公开发表的论文

历史所的专家和学者,立足于自身优势,在藏族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和边疆史等各领域,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影响较大、学术价值很高,为推动藏族历史研究及藏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如邓锐龄先生在明清西藏历史研究方面贡献突出,陈庆英研究员在蒙藏关系史方面颇有建树,张云研究员在早期西藏文明史、元代西藏历史等领域均有创建,冯智研究员在云南藏族史方面有突出贡献,格桑达尔基长期致力于蒙藏关系研究。严永山、梁俊艳、孟秋丽、邱熠华等同志近年来不断推出新作。因论文数量较大,此不赘述,可参见个人情况介绍。

(五)积极参与涉藏智库建设,现实研究成果丰硕

藏学研究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历史所积极践行“两个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积极参与涉藏高端智库建设,承担和完成了一系列上级和中心交给的重要现实任务或应急课题,多次获得中央领导肯定性批示,在现实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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