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军进藏过程中，随军记者记录了解放军战士对“十七条协议”的严格执行、克服艰险展现出的精神风貌、汉藏之间与军民之间的民族关系以及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领导的铁证。除了历史的见证外，随军进藏记者还是首批出现在西藏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其新闻活动为此后西藏现代新闻事业的形成与西藏新闻人职业素养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西藏和平解放；十八军；随军记者；新闻活动
【作者简介】廖云路，男，汉族，重庆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出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宗教传播学。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如何解放西藏问题很快被提上了议程。综合考虑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国内外影响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但解放西藏“不出兵是不可能的”[1]，最终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由十八军完成。
十八军进藏是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和践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大事件，学界投入了极大关注。已有的研究多从政治学、民族学、军事学、党史等学科切入，鲜有研究考察十八军进藏与经营西藏初期中的新闻活动。个中原因，当时西藏尚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媒体，记者采写的文字、图片等报道难以系统化的保留。
然而，这一时期的新闻活动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作为亲历者，进藏记者从相对微观的视角记录了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具体实践，为宏观层面上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驳斥国际社会制造的不利舆论等提供了有力证明；另一方面，进藏记者的新闻活动开启了西藏现代新闻事业的先河，不仅最早在雪域高原发出党和国家的声音，还成为西藏现代新闻事业开端的中坚力量，为后来进藏的新闻人树立了典范。本文从西藏和平解放的相关史料与进藏记者撰写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资料中加以整理和提炼，以期揭示随十八军进藏记者的新闻活动及其时代意义。
媒介环境：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新闻任务
新闻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新闻活动必然发生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下，对新闻活动的考察需要结合当时的媒介环境。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下，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力度有所减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只剩西藏尚待解放，而帝国主义势力趁着新中国刚刚建立，不断干涉西藏事务；西藏部分上层集团担心失去“政教特权”，又与外部势力勾结，企图达到分裂的目的。在此国内外形势下，中共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定。[2]
1951年 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签订后，打完昌都战役的解放军组建起一支十八军先遣支队，由十八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宣传、公安、外事、财经干部和警卫部队共 320余人，从昌都向拉萨进军。十八军主力部队在重庆接受了进军西藏的任务，由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部队从四川方向进藏。
在新闻宣传上，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媒体对西藏和平解放进行了持续报道：从 1949年 9月到1949年12月，主要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对西藏问题的干涉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阴谋；1950年以后，主要报道党和国家的西藏政策、昌都战役、《十七条协议》签订、十世班禅活动等内容。这些报道展现了新中国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逐步推进现代国家构建一体化的策略和决心，也为十八军进军西藏期间的新闻活动设定了舆论基调。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磨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记者群体已经初具规模，不仅具备创办报刊、广播等媒体的专业技能，还有随解放军辗转南北的战地报道经验。据学者李军考察，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主要来自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总分社和新华社支社，从昌都方向进藏的人员主要有方德、林田、赵奇、赵慎应和宗子度，随十八军军部及主力部队进驻拉萨的记者主要有林田、陈家琏、景家栋和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魏克等，还有随西北独立支队进藏的新华社西北总社记者郗平、吕焕祥、边绥等人。[3]正如魏克所言，“大家不但不为这个艰苦任务而埋怨，相反地为我们能够担当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而感到庆幸和自豪”[4]，赵慎应则“立即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5]。
在 20世纪上半叶媒体发展风起云涌之时，西藏仍处于现代媒体诞生的前夜。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于 1907年在拉萨创办了《西藏白话报》，主要刊登清政府以及西藏的公牍、各省官报与中外报刊文章摘要。但由于经费拮据，出版 21期后停办。至此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间，西藏再也不曾出现过任何媒体。[6]因此，十八军进藏记者的新闻活动是当时唯一的来自现场的消息源，为十八军进藏的过程与初期经营西藏留下了珍贵史料。
议程设置：参与式报道中的多角度再现
新闻学认为，参与式报道中的记者身份具有多重性，其视角更贴近于采访对象，可以更加真实、详尽地还原事件发生的过程。十八军进藏历时约一年半，记者随部队同吃、同住，一起负重长途行军，经受高山缺氧和饥饿、寒冷的考验。总体而言，随军记者的报道主要涉及以下主题：
（一）进军途中的艰苦生活和精神风貌
1950年十八军执行进藏任务时，康藏、青藏公路尚未通车，兵站也没有建好，部队需要在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上跋涉两、三千公里。行军之关键在于粮草补给，在部队离开昌都和甘孜后，由于群山阻隔，穿越地区村庄稀少，难以就地解决补给问题，只能靠人背畜驮。
记者赵慎应写道：“行军要携带的东西有烧柴、马草、马料、大米、白面、糌粑、酥油、帐篷、帐篷钉、铁镐、铁锹、固体燃料等，除这些外，战士还要背自己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就有5、6个，干部每三人或四人配一匹马，行起军来既要背包，还要牵马、喂马，照顾好马匹。”[7]景家栋列出了他所携带物品的详细清单：“代食粉25斤、固体燃料3斤、大米10斤……手枪、相机、锅碗筷、手电筒、蜡烛、洗脸用具等等”[8]，所有物品加起来的总重量在80斤左右，这从侧面反映出进军西藏之艰难。
部队行军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饥饿，连续日夜行军，人困马乏，携带的粮食吃完了，就在草地上采野菜、挖草根吃，还捉地老鼠充饥，“草地上地老鼠多得很，满地跑，遍地打洞。当时吃起没有盐味的地老鼠，简直香得很。”[9]二是气候，入秋以后，高原气候变化无常，常常是天空万里无云，炽热的太阳晒得人头晕，倏忽间狂风冷雨、冰雹呼啸，外衣结成冰，冻得人发抖，战士们无不在烈日、风暴、冷雨、冰雹中经受考验。[10]三是路况，部队常在悬崖峭壁上通行，一不小心便会失足跌落，大雪天气时，积雪足足有二、三尺厚，只能蹒跚前进，许多战士患了雪盲症，眼睛肿痛，双目失明。
艰苦的自然条件激发了队伍的乐观主义精神。一名战士谈到进军的物资准备时，就对赵慎应开玩笑说：“除了空气，我们什么都背上了。”[11]记者林田发现，战士们相互帮着携带行军物品，爬陡坡时喊着四川号子，并用歌声相互激励。还有战士用帐篷杆在路边深雪上划出了两行大字：“坚决进军西藏，巩固祖国国防；登上贡拉山顶，四面重重冰峰雪岭尽收眼底。”[12]
（二）军民之间和汉藏民族之间的关系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汉藏民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但由于西藏长期以来的封建农奴制度，普通大众受到封建领主、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的压迫，生活处于一种悲惨的状态。和平解放西藏的决定作出后，西藏广大农奴热情拥护。在十八军进藏途中，战士们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群众的拥戴，把人民解放军称为“新汉人”“菩萨兵”。
赵慎应随十八军先遣支队进军，行至那曲嘉黎县时，部队文工队在帐篷前进行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唐僧西域取经等，十分贴合部队进军的现实，很快吸引了附近的 60多名藏族牧民前来观看。文工队员们向他们发放宣传品和毛主席像、朱总司令像，牧民们争先恐后地要将这些资料带回牧场。当部队行军至距离拉萨城10里外的拉萨河边时，拉萨城内的群众都急不可待地跑到帐篷前参观，“市内的人民像流水一般从各处拥向城郊。人们都穿上白色服装，打着各色的花伞，妇女们穿上绿袍，袍上面还套上各种彩色的背心……来欢迎自己的军队”[13]。
景家栋、林田等人的文字中多处写到进军途中军民团结、汉藏一家亲的情景。如，“满街都是欢送人群，人们冒雨挥动花束，燃放鞭炮，高呼口号。我们掀开车篷，挥手致谢，头上身上马上落满了彩花……”[14]这些报道反映了西藏群众对解放军的充分信任和衷心赞誉，说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深得人心。
（三）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
随十八军进藏记者是首批进入西藏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在当时保留了西藏地方政府和不予变更现行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十分敏感；再加上帝国主义势力刻意将解放军“进军西藏”说成“入侵西藏”，以期制造不利舆论。如何反映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显得尤为重要，也考验着记者的新闻素养。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代表毛泽东主席向达赖喇嘛赠送礼品。关于送礼的仪式，噶厦政府最初提出达赖喇嘛是神王，接受礼物时需坐在宝座上，即升座。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坚持送礼仪式在政治上必须遵照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达赖接受毛主席礼品不能升座，毛主席像应放在高于达赖宝座的位置上”[15]。噶厦政府后来同意了这一意见。送礼当天，镶嵌着金色边框的毛泽东像被抬进大殿时，达赖喇嘛双手合十行注目礼，而后又手扶相框露出微笑。赵慎应敏锐地铺捉到这一幕的新闻价值，用相机记录了下来。
在西藏地方政府举行仪式迎接十八军进入拉萨、达赖喇嘛向中央发电报表达对《十七条协议》的态度、国庆节期间拉萨市内悬挂国旗等事件中，进藏记者都进行了详实报道，这也成为近距离、最直观地记录西藏地方政府公开接受党和国家领导的铁证。
（四）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
为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党和国家在建国初期制定了西藏政策和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而这些政策需要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加以宣传、施行和检验，以形成党和国家的治藏乃至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进藏记者记录了十八军进藏和经营西藏中对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情况。
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南军区指示精神，十八军结合西藏实际制定了三十四条《进军守则》和三十七条《藏人的风俗和禁忌》，其中十余条都与尊重藏族群众风俗习惯有关。例如，群众送哈达要回敬哈达、禁止捕鱼和在寺庙附近宰杀牲畜、保护喇嘛寺庙、不在寺庙和经堂住宿等。对于当时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十八军按照“慎重稳进”的工作要求，不去干预和变更。
针对毛泽东主席作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指示，十八军进军途中没有向藏族群众摊派任何物资，就连群众主动送到营地的青稞、糌粑等，都被婉言谢绝[16]；进驻拉萨后，噶厦政府故意将西郊的一片烂石滩地高价卖给部队进行开荒生产，十八军严格遵守了中央军委“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的号召，从事生产种植。进藏记者既是这些事件亲历者，又是记录者，他们笔下的十八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从而回答了为什么人民军队能在西藏扎下根，也揭示了后来的民主改革等政策为何能受到西藏人民的拥护。
新闻生产：多重条件限制下的报道突围
行军报道与从某一固定地点出发的间歇性采访报道有很大区别。在报道对象上，部队处于不断转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且由于执行重大军事任务，只能相对有限地接受记者采访；在报道主体上，除了行军的必备物资外，记者还要携带相机、采访本等，如果应变能力不足，不仅无法完成报道任务，还难以跟上部队的前进速度。因此，随十八军进藏记者的新闻活动是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的，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
（一）新闻的时效性偏弱
从新闻学的角度讲，时效性是新闻的生命，记者常常为了追求时效性而争分夺秒。然而，十八军进藏途中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并不强，甚至是次要因素。
首先，宣传纪律限制了时效性，赵慎应在接受任务时就已明确：“进军途中不作公开报道，到拉萨后再发消息。”[17]进军途中记者以搜集资料为主，还需要帮助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18]。林田的采访笔记经整理后写成了6篇《进军西藏日记》，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在《新观察》《新华日报（重庆版）》《解放军文艺》等报刊上刊载。[19]其次，硬件设施限制了时效性，赵慎应采写了一篇先遣支队入城的消息和一篇特写交付电台，但先遣支队仅有一台 15瓦手摇马达和一台手打字发报机，且以军事电报为主，新闻稿在电台一压就是四天，最后经过张经武的电台才将稿件转交到新华社总社播发。记者宗子度也谈到，当时的通信联络十分不便，好多稿子发不出去，只有重要的稿子通过军用电台才能发给新华社总社[20]。再次，艰苦的条件也限制了时效性，正如前文所述，进军途中部队时常经受饥饿、严寒，在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自然难以顾全新闻的时效性。景家栋进军途中的部分采访笔记散落丢失，拍摄的照片一张也未能保存下来。[21]
虽然进藏记者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较弱，但由于经过了扎实的采访，且是“独家新闻”，这些报道经刊发后在全国取得了较大反响，有的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22]，而报道具有的史料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二）报道视角的同质化
十八军进藏是实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关键环节，是西藏社会历史发展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对于这一重大新闻事件，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进藏记者的部分报道存在叙述同质化问题，缺少对新闻背景的延伸，采访对象的丰富性、故事细节的挖掘等显得不够，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记者的报道视角。
景家栋回忆道，他在一年半的进军过程中，一直跟随几个分队走在最前面，远离部队领导机关，使其对进军西藏宏观方面的信息掌握受到很大局限，“只能从一些局部反映这一历史壮举”[23]。宗子度认为，进军西藏报道中使用的生动材料较少，如解放军对藏族群众的帮助、藏族群众对解放军的支援等，只能笼统地概括，缺少感人的细节，也就没有新闻精品，这主要是受到当时生活条件、气候条件的限制，“不是记者不努力，记者也很努力，但没办法”[24]。进驻拉萨后，赵慎应原本打算深入到群众中采访，但由于语言不通，加上拉萨政治、军事形势紧张复杂，“先遣支队纪律严明，记者也不能随意离队行动”[25]，因而只能凭着耳闻目睹采写报道。由此可见，进军西藏这一新闻事件的发生环境具有很强的卷入性，作为亲历者的记者很难跳出其所处的特定时空，为事件提供更多的观察视角。
（三）个人素养的能动性
随十八军进军西藏的新闻活动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记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记者的个人素养对报道成功“突围”与否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新闻事业刚刚起步，新闻学教育也尚未恢复，选派的随军报道记者几乎都是当时媒体中的精英分子。
一方面是良好的教育背景，林田在 1945年至1947年间就读于西北师范学院和北平燕京大学，景家栋 1948年毕业于安徽学院，赵慎应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陈家琎 1947年肄业于河南大学英语系[26]……高等教育经历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功底，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加以应用；另一方面是责任担当与意志品质，林田曾随解放军报道过1948年的淮海战役；赵慎应在中学时代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到解放军第四兵团分社当了记者后，很快成为业务骨干；十八军五十二师副政委、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阴法唐曾评价景家栋，“作风朴实，能够吃苦，在连续不停的千里行军中，同战士一样背着背包，爬雪山、走草地、迎风雪、趟冰河”[27]。可见，过硬的个人素养是随十八军进藏记者新闻活动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时代意义：内外兼顾的新闻活动实践
作为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标志性事件，十八军进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军记者的新闻活动不仅在其中扮演着信息传递、鼓舞士气、澄清事实的作用，还为西藏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见证
解放西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和平解放是实现统一最为理想的方式。“成功的和平行动必须有武力作后盾，有实力作基础”[28]，十八军进藏以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为依托，具有多重使命：一是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体现出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执政理念；二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干预，打击西藏地方政府中亲帝分裂势力；三是“根本的和深远的，即巩固新中国的国防”[29]。
作为对社会事实的再现，进藏记者的新闻报道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西藏的神秘面纱，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鼓舞了进藏部队的士气，彰显了全国人民渴望民族统一的决心等。从新闻的史料价值来看，这些报道是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见证，是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当时党和国家的西藏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二）反驳西方社会的歪曲舆论
出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和对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等，自中央作出进军西藏的决定之始，西方社会就开始大肆渲染“解放军侵略西藏”的舆论。[30]部分西藏上层势力不甘心权力和利益的失去，与帝国主义势力内外勾结，利用西方社会对西藏旧制度的“香格里拉”想象，有意识地迎合“占领”“入侵”舆论，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自晚清以来饱受内忧外患，英国于1903年至1904年间对西藏地方的侵略，关于“进军西藏”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弗朗西斯·荣赫鹏的《英国侵略西藏史》、埃德蒙·坎德勒的《拉萨真面目》等战地著作中。他们给武装入侵西藏提供合理的借口，极力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护。[31]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十八军进军西藏事件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
随十八军进藏记者的新闻报道生动再现了解放军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等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情况，体现了和平解放政策是中国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民心所向，与英国侵略军屠杀数千名西藏军民的侵略本质形成鲜明对比，在国际舆论中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西藏和平解放后，随十八军进藏记者又报道了当时西藏社会的真实面貌，进一步回应了国际社会的不利言论，为 1955年中央首次组织外国记者团赴西藏采访报道等事件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三）开启西藏现代新闻事业先河
19世纪上半叶，自从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行以来，各大城市办报风起云涌，由此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然而，由于山水阻隔，西藏长期以来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再加上封建农奴制的制度制约，西藏的新闻业十分落后。
在十八军进藏途中，先遣支队和独立支队分别创办了《新闻简讯》和《草原新闻》；进驻拉萨后，两份报纸合并为《新华电讯》出版，后由于《新华电讯》不方便刊登地方新闻，信息传播和政策宣传功能多受限制，又改为四开四版油印小报《新闻简讯》出版，直到 1956年脱胎成为西藏第一份现代省级地方报纸《西藏日报》。[32]十八军进藏为西藏开启了现代新闻事业的萌芽：既有收音机、新闻纸、油印机等办报所需的硬件设施，又有一批经历过长途跋涉、能适应高原气候的新闻人才。当时西藏的自然经济状态、城市发展规模、语言和文化障碍等都是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但就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进藏记者首次在雪域高原发出了党和国家的声音，且大部分人都继续选择留藏，填补西藏新闻事业的空白。
1951年至1956年期间，赵慎应、林田、陈家琎、景家栋、宗子度、赵奇等人参与报道了解放军进入拉萨，康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北京-拉萨航空线试航成功等重大新闻事件[33]，正是他们的新闻活动回答了在西藏创办现代媒体的可能性，并最终以 1956年《西藏日报》的创办为标志拉开了西藏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帷幕。[34]
（四）树立西藏新闻人群体的榜样
新闻界关于西藏新闻人的研究多始于1956年进藏的郭超人、陈宗烈等人。他们赶上了西藏现代新闻媒体发展起步的黄金时期，又经历了西藏民主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洗礼，随着西藏媒体影响力的增大，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西藏新闻人这一职业群体的精神与素养。实际上，随十八军进藏记者是郭超人等西藏名记者的前辈，在新闻职业的奉献精神和专业技能上都树立起了榜样，激励并帮助后来进藏的新闻人才快速成长。例如，景家栋就与郭超人随登山队攀登珠穆朗马峰，创下了 6600米的中外记者采访登山运动的纪录，他们采写的《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佳作。[35]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扎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人，进藏记者已经意识到从事新闻活动除了必要的专业技能外，还要掌握一定的西藏“地方性知识”，成为专家型记者。“在西藏，记者能否挖掘出有效的新闻线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与当地社会文化的交往沟通能力。”[36]赵慎应通过在采访中学习、在学习中采访，为西藏地方史编写了大量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民族、宗教、社会的资料[37]；林田在新旧西藏人权问题对比的基础上，揭穿西方势力对旧西藏的香格里拉想象[38]；陈家琎后来更是成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顾问，在《中国藏学》期刊上发表了对旧西藏高利贷问题的研究[39]……他们这些经历对今天进藏新闻人如何讲好西藏故事、践行好“四力”，仍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结语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的重大决策。十八军进军西藏也就具有了应然性和必然性，不同的学科切入会得出不同角度的阐释。从随十八军进藏记者的新闻活动来看，一是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汉藏之间和军民之间的民族关系、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等方面的报道，对总结党和国家的治藏方略、反驳国际社会的不利舆论等有着重要意义；二是具有人文主义的视角，记者没有热衷于报道解放军对藏军的胜利、对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批判等，而是遵照慎重稳进的方针，聚焦于人文关怀，如解放军战士坚忍不拔的乐观主义精神、西藏群众对解放军的支援与拥护等，从细节中彰显西藏和平解放的意义；三是助推西藏现代新闻事业的诞生，进藏记者的新闻活动贯穿于十八军进藏和早期经营西藏的过程中，并非昙花一现，他们为西藏现代新闻事业诞生的奠基作用仍值得从新闻学、西藏地方史等角度进一步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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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News Activities of Journalists Embedded with the 18th Army to Tibetaround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Liao Yun-lu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hasa, 85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18th army's march into Tibet, based on the Tibet policy at that time, the embedded journal⁃ists had record the PLA men's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the 17 article agreement, the spirit of they overcoming ad⁃versity,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Han and Tibet and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the facts of the 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accept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well. In addition to the witness of history,the embedded journalists were the first party news reporters in Tibet. Their news activities laid a foundation forthe formation of modern journalism in Tibet and the shaping of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Tibetan journalists.
Key words: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18th Army; embedded journalists; new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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