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洛：发展合作社帮助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中国西藏自治区的经验

2019年底，西藏自治区政府宣布全区74个县的6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西藏高原上消除绝对贫困，不仅是西藏发展中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中国减贫事业的光辉一页。自2012年以来，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政府将消除贫困作为优先工作，9899万人实现脱贫。西藏的自然条件最为严酷，阻碍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多，但依然与全国同步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堪称减贫奇迹。

作为一名社会发展领域的学者，我清楚地知道，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当地贫困发生率高达80%。几十年来，中国政府针对西藏的深度贫困问题实施了综合性的援助行动，比如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教育等等，人们的生活因此而改善，贫困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尽管如此，到2012年时，西藏的贫困发生率仍为26%，6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

我们注意到，过去8年西藏的减贫行动在理念、方法上不同以往，其秘诀就是突出强调“精准”原则：精准识别真正的贫困人口，明确帮扶的责任主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每个贫困村、贫困户量身定制减贫方案并付诸实施。减贫行动中的探索和创新多种多样，其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升华成为官方政策，加以推广，比如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社，让贫困户通过参加合作社来提高家庭收入，就是典型的例子。2019年、2020年本人参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课题组就西藏农村的合作社发展对减贫的作用开展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我的研究从三个视角展开：一是为什么强调发展合作社？二是合作社怎样帮助贫困户？三是政府做了什么？

一、为什么发展合作社？

对西藏农村的长期观察可知，当前西藏贫困人口的主体是因为人力资本缺失造成的，比如家庭劳动力少、受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身患疾病、缺乏优质的社会关系等等。依靠自家的农田和小规模的畜群，他们可以维持温饱，但是缺乏高技能劳动能力、缺乏市场经营能力，导致他们收入微薄，长期陷于贫困境地。

为实现中央政府2020年必须消除绝对贫困的刚性要求，西藏自治区政府意识到依靠贫困户自己的努力很难摆脱贫困，必须依赖基层组织和村庄精英的帮助才有可能实现目标。于是，在农村组建各类合作社，在村庄精英的带动下，整合资源，从事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将贫困户吸纳到产业链、价值链之中，从而提高她们的劳动价值。在合作社里，贫困户仍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但那是社会化、市场化生产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劳动报酬不再是自己简单劳动的货币化体现，而是分享整个产业链的市场价值，因此，个体劳动的收益明显提高。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经常推荐将发展合作社作为减贫手段的原因所在。

二、合作社怎样帮助贫困户？

我有三个合作社案例对此进行阐释：

1、班觉伦布村是西藏西南部的一个古老农业村，全村有104户，有25户贫困户。村民传统的生计模式是依靠农业满足食物需求，通过非农就业获得现金收入。由于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劳动的时间长，春耕、秋收各需要30天，每当农忙季节，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中断非农就业回到村里，影响收入稳定。而留在村里的人因为劳动量不充分而长期处于闲暇状态，没有收入。针对这种状况，村委会牵头于2012年成立了农机合作社，有11位专职人员，负责全村的耕种和收割，通过逐年累积的方式从县政府申请到扶贫资金149万元，购买了8台拖拉机，还整合了村里已有的农机。现在合作社只用10天就可以完成全村的春播。此外，还以合作社方式建立了面粉油料加工作坊、砖厂、服装加工厂。所有合作社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合作社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农业生产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许多贫困户把农田交给合作社代耕，自己则外出寻找有更高报酬的就业机会，不能离开村庄的贫困户则参加合作社劳动，收入水平也显著提升。

2、帕那村是西藏北部草原地区的一个牧业村，全村246户，有65户贫困户。帕那村的传统生计模式主要是放牧，将剩余的畜产品如活体牛羊、牛奶等出售给商贩。由于草场面积有限，很难扩大畜群规模，加之人口快速增加，单纯依靠传统畜牧业收入微薄，已使许多牧民家庭陷入贫困。2017年，帕那村成立了特色畜产品专业合作社，一方面全村的草场、牲畜通过入股方式，实行集约化经营，牧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大大减少，许多牧民可以外出就业；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社方式开展工业化养殖，并开办了乳制品（鲜奶、酥油、酸奶）加工厂等，实现规模化经营，打造市场品牌，提升了畜产品价值。同样地，合作社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贫困牧民的收入因此而显著增加。

3、德钦曲珍（女）是西藏中部仁布县一个藏式地毯编制合作社的经理。她家世代从事地毯编制。2015年她和5位村民成立合作社，在自己家开办了地毯编制作坊。由于她技艺出色，市场订单很多。2016年仁布县政府与她合作，由政府出资20万元扩大工厂规模，请她负责培训贫困家庭的妇女学习纺织技术，并吸收合格的女工在她的工厂就业，所有培训费用都由政府负担，同时还帮助她获得了100万元的产业发展资金。2016-2019年（4年），德钦曲珍共计培训了55人，其中37人在她的企业就业，平均月工资4000元。由于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这些女工的家庭也已全部脱贫。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看到发展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社，实现生产的集约化、产业化、专业化，既是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使贫困人群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劳动岗位，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帮助，而是通过参与生产合作，用自己的劳动获得收益，从而摆脱贫困，这使他们对创造未来美好生活树立了信心。

三、政府做了什么？

通过发展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增收首先是农民的探索和创造，官方很快注意到这个经验，但推广经验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强调因地制宜的创新。从2012年开始，西藏各级政府向全部5400多个村庄派驻由4-5人组成的工作组，他们必须开展100%家庭走访，了解每个贫困家庭的致贫成因、劳动力状况、可能的增收途径等，与村民共同协商，确定村庄产业发展思路，确定发展什么样的合作社，然后给与资金扶持和其他帮助，2016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已经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398.9亿元，发放扶贫贴息贷款644亿元、小额信贷61.27亿元，累计整合涉农资金748.48亿元。在整个脱贫过程中突出强调对贫困户的帮助，比如政府投入合作社的扶贫资金一般都转化成为贫困户的股份，合作社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合作社分红向贫困户倾斜，政府专业部门每月监测贫困户收入动态。总之，在西藏的减贫行动中，各级政府始终坚持“有为政府”的定位，参与到了合作社发展的每个环节。

正是因为看到发展合作社对西藏减贫工作的积极作用，2016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大力扶持合作社发展，到2019年底，共建立13726家农村专业合作社，16.5万个家庭加入合作社，贫困人口年均收入接近1万元也说明这项政策是成功的。

按照中国政府最新的发展规划，到2035年西藏农村要初步实现现代化。我个人认为发展合作社不仅是西藏减贫行动中的重要经验，也应该成为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这个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正致力于摆脱贫困的国家关注和借鉴。

关于扎洛发言的评议

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展开的一场持久战、大会战和攻坚战，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梦想的实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也必将熠熠生辉。

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西藏自治区，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等因素影响，曾是中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特殊贫困、整体处于深度贫困的地区。如何实现脱贫，其背后肯定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扎洛研究员的报告让我们看到：西藏地方是如何通过发展合作社帮助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的，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首先，有一组数字令人印象深刻，即西藏的贫困发生率：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为80%，2012年时为26%，2019年底全部清零。简单的数字背后是不简单的付出和上下齐心的努力，以及非凡的人间奇迹。

其次，这是一篇来自田野的报告，有西藏西南部班觉伦布村这个农村案例，有藏北那帕这个牧区的故事，还有西藏中部仁布县手工行业藏毯编织带动脱贫的事迹。既有区域差异，也有行业代表性；既有政府的有为担当，又有能人的示范带头，更有贫困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参与并从中受益。

再次，报告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农牧区发展合作社对西藏减贫工作的特殊贡献及其实现路径，最成功的经验来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创新实践。

这就是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的：“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要精准到因村因户因人施策。西藏自治区从现实区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差异化扶贫，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脱贫成效“五精准”。他们把发展生产作为脱贫之本，把易地搬迁作为治贫之要，把教育支持作为治本之策，把生态扶贫作为惠民之举，把社会保障作为兜底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西藏合作社的规模已经壮大，群众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内生动力正蓬勃向上，这些都预示着西藏地方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脚步已经迎着曙光迈开了。谢谢大家！

发言人：扎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评议人：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