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旦卓噶：回忆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多杰才旦 ——一个女儿眼中的父亲

今年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的日子，也是藏学研究中心第一任总干事多杰才旦去世3周年的日子。身为多杰才旦的女儿，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非常感谢《中国藏学》杂志社给我这个机会，借此发文，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哀思。

我是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10年里，有幸蒙组织照顾，被调到他身边给他当秘书的。这10年间，我们父女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比我们前50年都要多。过去我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很少，工作交流更没有。我们一直认为父母太革命，我们之间的代沟太大，双方互不理解。直到我给他做了秘书，听他讲述家庭之外的工作和事情，讲他的人生成长经历，看他对理想的追求和践行，及他战胜病魔的勇敢和对母亲的忠贞爱情，这一切都让父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渐高大起来，令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

一直以来，父母亲给我的印象都是以工作为重、不徇私情，在各方面都严于律己。父亲一生为官清廉，在位时从不会利用职权去谋取私利。他是个非常自律的人。除了爱看些书，几无什么嗜好享受。只是年轻时跟张国华和阿老等人玩过一段时间的桥牌，后来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打桥牌了?他说因为工作忙，就把这个嗜好给忌了。父母做事太过清廉和谨小慎微常被我们不能理解，可他们在生活中已将此养成了习惯而安之若素。记得1984年7月，我第二次去西藏探亲时，父亲已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一职。我住在他那个政府主席的家里，家中除了他的办公室大一点，其他屋子都不大。简简单单的木制家具，最多的东西就是些书。下班后，父亲要是不开会都是和母亲自己做饭，生活非常简朴，没有一点身居高位生活特殊的样子。我感到唯一与我1976年冬天去西藏探亲不同的是，父母亲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我记得母亲以前是个很喜欢看戏、看电影的人，可是我那次到西藏后，她对我说她已经一年多没看电影了。因为父亲当自治区主席后，每次政府大院放电影都会送他几张票。她怕人家说搞特殊，所以在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里，我母亲宁肯舍弃她的爱好不去看电影，也不愿背负领导干部家属搞特殊化之嫌。后来我在那也赶上政府大院放电影，我知道人家送的票绝对不能用，便请我爸的警卫员罗伟帮我买一张票，自己悄悄坐在礼堂的后排看了一场。谁承想，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被我妈妈骂了一顿。按照他们的逻辑，当了自治区主席之后，就更要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甚至要比普通干部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谨慎行事。那次探亲我很想去拉萨三大寺看看。跟我爸说了后，他就找他的司机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又找亲戚家一个大学刚毕业的男孩子陪我一起骑车去的色拉寺。之后等我再想去参观哲蚌寺和甘丹寺时，我爸连帮我再借个自行车的最低要求都回绝了。就这样，我的那次探亲假最后只能每天坐在家里看看书和给我妈抄写她工作中的那些档案条目。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当自治区主席的女儿有任何的特殊享受，反而觉得父母口中不可越雷池一步的那个“雷池”更宽更大了。

此后父亲调回北京工作，母亲也与他一起回北京安了家，他们的家里仍然保持着多年在西藏工作的简朴风格，家具都是公家配置的简单木制家具，生活上没有一点奢华的追求。父亲把更多的心思都放在组建藏学研究中心上。我们那时对他创建工作的事知之很少，甚至1986年5月20日(星期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成立大会时，我这个就在民族文化宫里上班的人都毫不知晓。

说起来我父母长期在西藏工作，他们的藏汉文水平与他们同龄人相比都要高一些。这一方面，是他们参加革命时的学历资质都比较高外，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进藏后自觉学习的结果。相比较而言，我母亲的藏文水平要比我父亲高一些。因为她从进藏工作后，所从事的工作几乎都是与藏文有关联的。她先后在拉萨小学教过书、在西藏筹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做翻译和文字工作，文革后，又调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工作，最后是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长一职上随我父亲调到藏研中心工作的。因此，她的工作几乎主要都是与藏汉文字打交道，尤其在档案馆里还要研习旧档案里的古藏文等。故我曾听人说，我母亲的藏文水平在当时西藏女同志里面是数一数二的。母亲不仅藏文好，汉文水平也很高，她写得一手漂亮工整的楷书，在我家里是写字最漂亮的。按理说，父母一辈子在西藏工作和搞藏学研究，我们做子女的怎么也应该受其熏陶继承一二的。这个想法他们有，我也有，但执行起来却且行且止终不可为。因为我和妹妹从小在北京学习生活，没有条件和环境学说藏话和学藏文。故我在西藏每次被母亲耳提面命学习藏文字母发音的时候，都被她说笨，弄得她气我急，几个回合之后，坐在一旁的父亲看不下去了，跟我母亲说，算了，她的工作跟藏学和西藏没多大关系，她没兴趣学，你就不要勉强她了。谁也没有料到，我最后的工作竟真的和藏学扯上关系了。

2004年初，因父亲的秘书小李准备考研究生，父母年老有病需要人照顾，组织上将我调到藏学研究中心工作，一是接任小李做我父亲的秘书，帮助他整理文稿写回忆录等，二是也方便我照顾父母。就这样，一辈子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五年的我，竟第一次得到了近距离与他们相伴、了解的机会。坦白地说，最初调过来在父亲身边工作，父女双方第一次面临这种新的工作关系，都不太适应。为了给对工作要求很高的父亲做好秘书工作，我必须要看很多书刊资料，恶补西藏历史、党史和藏学基础知识等。尽管以前受父亲指令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做过读书笔记，但要适应这种新工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后来我慢慢通过听父亲讲述和看他写的一些东西，反复进行沟通交流，我才了解到父亲的理想追求和他对许多问题的观点看法。在父亲身边工作时，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问父亲，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办拉萨小学，组建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是他作为一个藏族干部为藏族文化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和他最值得骄傲的事。

1951年，他刚到国家民委参加工作不久，就随中国科考队进藏参加考察。考察结束后，西藏要创建拉萨小学，急需像他这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藏族干部，时任西藏工委领导的张国华同志一个借调，让他留在西藏干一两年的时候，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藏族干部，为了西藏教育事业的需要，这是他应该做的。后来，西藏工作需要他，又商议让他长期在藏工作，为了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需要，他再次义无反顾地舍弃在北京工作的舒适环境，答应组织要求，在西藏一干就是35年。可是他乐此不疲，坚守于此，执念地做有心人，在工作之余注意了解和搜集旧西藏的社会历史资料。谁也不知道，他的这个业余爱好，最后竟成为他以后的终生事业。

1978年底，我父亲当时正在北京休假，突然接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发来的电报，任命他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筹备小组的组长，我父亲当时感到既意外又高兴。于是，他很快返回拉萨筹建西藏社会科学院。白手起家筹建一个新的事业单位，困难有多少，不用说即可知。但最难的不是资金、基建项目和其他的硬件项目，而是选拔人才，尽快建立一支水平高、能力强的研究队伍。我父亲认为这是筹办工作最关键，也是他花费精力最多的一件事。当时他提出招收科研人员的标准是：以藏族同志为主体，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某一特长，同时也适当地吸收一些知识层次较高、了解西藏情况的汉族同志。但在当时，符合他的条件、有一定从事研究工作能力的人才都是各单位的骨干，很难调出。为此，我父亲大胆地将选拔人才的目光对准了劳改队伍里的人。因为在西藏工作多年，他了解西藏，熟知西藏那些有学问的人，过去多为贵族家庭出身，或和平解放前曾在旧政府里做过事，他们的传统文化知识水平很高，如果搞西藏研究他们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我父亲派人到拉萨和山南的劳改部门，在那些已在当地就业的人当中一下子找来了十多名人才。当他到自治区组织部去商谈这些人的工作问题时，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公开提出，你们物色了这么多成分不好的人，社会科学院的政治素质会成问题的。面对此我父亲顶住了压力，回答他说，政治上强，成分又好，又有相当文化层次的人，我到哪里去调?不要害怕，关键是怎样去领导，怎样让他们发挥所长。最终这个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在争取到的这些人才当中，就有后来西藏著名的两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和东噶·洛桑赤列。现在这件事说起来很轻松，但要知道那时候的社会背景，“文革”刚结束不久，左的思潮影响还没有彻底清除，这时敢启用劳改就业人员搞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科学研究，这种魄力与胆识，如果不是一心为公，有谁敢承担这个政治风险，惹麻烦上身啊。在解决科研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上，我父亲和他的领导班子不仅着眼于现实的人才使用上，还把目光放在了更长远的梯队建设上。他们通过与中央民族学院合作，招收了一个社会科学班，采取定向专业培养，为以后的科研发展解决了后续无人之忧。除了抓人才问题外，我父亲认为，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图书资料的掌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当时由于“文革”期间很多图书资料文献被丢弃焚毁，于是在建院初期，他们只好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想尽各种办法用借、买、请人捐献等方法，包括派人去四川德格印经院和拉萨雪巴康等地购买一批书刊资料，先成立个图书资料室，以解燃眉之急。这以后，西藏社会科学院与内地其他的一些院校合作，由陈家琎同志负责，历时数年编纂了一套与西藏有关的大型历史资料汇编，算起来总共约有上千万字。这些成就皆是有目共睹的。

本来我父亲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做他最喜欢做的工作是很享受的，可是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后来又调他到拉萨市委工作，他只好服从组织命令。1985年10月21日，正在担任政府主席的父亲，在得知中央让他赴京组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命令后，他只用了3天时间，就做好交接工作、收拾简单的行囊回到了北京。那一年父亲60岁，精力充沛、踌躇满志的他，又回到了他所热爱的藏学研究事业上。

在筹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中，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心的归属问题。当时中组部副部长王召华找我父亲谈话，计划把藏学研究中心归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增补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一职。但是我父亲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四十几个研究所，机构相当庞大，对从事专门性的藏学研究工作很不利。是否可以归到其他地方?王召华同志提出，还有国家民委和中央统战部可以参考，我父亲表示归口到统战部较好，因为国家民委负责的是全国务少数民族事务，归到那里不大适合。很快，中央同意我父亲提出的意见，最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行政上归统战部管理，业务上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单位。

在创建藏学研究中心初期，当时中央的某位领导曾找我父亲谈话，指示藏学研究中心的总干事必须要由藏族同志来担任，并说找一个藏学研究中心的总干事要比找一个自治区政府主席要难得多，这个职务你最适合，除了你以外没有更适合的人选。并提出藏学研究中心的业务人员，要以藏族为主，藏族的研究人员穿着藏装，在国际讲坛上讲西藏问题，既体现了国家的民族政策，也更有说服力。后来我父亲在招收研究人员时，也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在搭建新单位的领导班子时，我父亲又主动提出，为了团结全藏区的藏学研究人员，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新成立的单位主要领导除以西藏为主外，其他藏区也应予以适当考虑，是否可以聘任几名兼职的藏族副总干事，以扩大影响，使藏研中心的班子更具有代表性。在获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藏学研究中心便聘任了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拉巴平措同志，知名藏学家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和藏学造诣颇深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扎西次仁同志，并将民族出版社的编审、知名学者多吉杰布调到藏研中心担任副总干事一职，同时还物色了一批学者型的干事，就这样搭起了藏研中心最早的决策领导班子。

藏研中心成立伊始，招收研究人员的标准跟当年他组建西藏社会科学院差不多，即基本原则是以藏族同志为主体，广纳各地区、各相关学科的人才，最根本的一条要求就是本人有志于从事藏学研究工作。在学科带头人的调入问题上，我父亲当时花费了很大精力，通过多方面的交涉，藏学研究中心相继把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的邓锐龄先生调入了藏学研究中心，从第二历史档案馆调来了李鹏年同志，并向中央统战部一再要求，从统战部调来了担任藏学出版社汉文总编辑的廖祖桂同志，从青海民族学院调来了国内从事苯教研究工作的佼佼者才让太同志，以及从青海和甘肃两省的出版社调来了阿华和周华两位骨干人才。还有一些学者的调入，由于种种原因，拖了很长时间才解决。如调入国内少见的精通汉藏两种文字的汉族学者、当时担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所长的陈庆英同志，前后用了5年时间，最后通过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赵海峰同志的疏通才调入了藏学研究中心。为了把藏族的第一个博士格勒同志争取到中心工作，也曾经颇费周折。为了形成研究梯队，藏学研究中心还相继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及西北民族学院等高校吸收了一批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根据藏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对符合要求者采取了敞开式的吸收方式，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把各自的特点带来。在招聘人才队伍时，我父亲仍是非常注重有传统文化知识的人，哪怕是出家当了僧人的城市“三无”人员，即没有学历、没有单位、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有个人年龄不到三十岁，在青海民族学院学习过，又在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寺出家当过僧人，专门学了6年因明学。经过考察，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北京的因明学研究人员中是名在前列的。为此，我父亲专门找到当时的国家人事部部长赵东苑同志，请他特批解决了这个人的调入问题，后来，这位同志接替多吉杰布老先生，从事五明精选丛书的课题工作，做得很好。创建初期的人才建设，除了有志于藏学研究这一条基本原则外，我父亲还提出了对藏族研究人员一般要求学历在本科以上，通藏、汉两种文字，精于藏族传统文化者可以特许无学历要求；对非藏族研究人员要求年龄在45岁以下，进入中心工作后必须要学习藏语文并通过相应的考核，对于一些高级职称、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则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父亲非常看重学习藏文这个基本要求，因为它既是学科业务建设上的需要，也是与国外藏学界进行交流的需要。在国际上，对于会使用藏语文的学者，一般都要另眼看待，另外，不懂藏语文，要了解藏族社会的真实情况是不大可能的。总体来说，他当时定下的招收人员工作是以三个结合为基础的，即一个是实践派与学院派的结合，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另一个是藏族和其他民族的结合。

创建藏学研究机构，课题研究是立身之本。在藏学研究中心内部机构的设置和课题选择问题上，我父亲也曾经进行了反复考虑。按照他创建西藏社会科学院的经验，藏学研究中心首先成立的机构就是图书资料馆，考虑到中心研究成果与国内藏学界的交流问题，接着成立了以刊登成果为主要目的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历史、宗教等四个主要的研究所也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建立起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中心的成果最终要反映到课题上。根据国内外藏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和藏学研究中心所担负的科研任务，必须要选择几个骨干性的、打得响的课题，才能在学术界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并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经过反复研究，藏学研究中心确定了这样几个主要课题：

一是，一部大型的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及史料汇编。这个想法是我父亲在1985年刚刚通知他筹备藏研中心时就考虑过的，在国内藏学研究领域，这样大规模的课题是没有先例的。于是，他在离开西藏前，就给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伍精华同志写了一份报告，请他同意将来藏研中心成立后，可以利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丰富历史文献资料。他的这个报告当即获得了批准。后来，这个课题正式立项后，在我父亲的主持下，藏学研究中心与国家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积极进行合作，开始了这项工作，并得到了这些部门给予的充分配合和支持，使这个大型课题最终得以顺利完成。

第二个大课题，是关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研究。客观地讲，与这个课题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先后有几十位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收集起来的资料有几千万字，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一部专著，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同时，也是对之前那些学者们的辛勤劳动有一个交待，由我父亲主持，藏学研究中心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课题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三家单位进行合作研究。这两个课题完成后，对西方反华势力的攻击不啻为一个有力的回击，也算是初步打下了藏研中心的基础。

第三个重大课题，是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工程。按照计划，这个工程完成后，将远远超过中央历代王朝和西藏的历代统治者对大藏经整理、刊印的水平。由于工程过于浩大，因此，在向中央提出是否立这个项目时，我父亲考虑了很久，最后才下定决心要完成这个宏愿。他认为，当时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如果现在不从事这项工作的话，将会留下很大的遗憾。要搞好这项工程，主持人的人选至关重要，在经过大量慎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父亲最后选定了在《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扎西次仁同志，他本人也表示很愿意承担这项工作。在这个工程报经中央批准正式立项后，扎西次仁同志被任命为藏学研究中心兼职的副总干事。项目启动后，有一次，社会主义阵营的藏学研究会秘书长、匈牙利人格则来华访问，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用充满惊讶和赞叹的语气对我父亲说，过去他们曾经计划把大藏经的目录对勘一次，还没有搞起来，藏研中心要把藏文大藏经的全本进行对勘，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这一伟大的工程，只有中国才能做到，这对世界藏学界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现在，对勘藏文大藏经的这个浩繁工程，已经全部完成，这一研究成果在国内外藏学界都获得了高度关注和一致赞赏。

2002年，已经离休的父亲从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还有很多想法和思考让他继续关注着藏学研究事业。比如创建藏学研究中心初期就曾提出过的，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要吸收国外的留学生，为他们设置硕士、博士学位。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能招收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到这里来学习，培养更多的国际藏学研究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还有一些基础研究项目有空白点，有待科研人员继续填补上。比如1959年前的西藏独特社会形态，我父亲认为做好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深刻理解西藏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很有益处的，西藏问题的很多症结也就能够从中找到进一步的答案。还有，因明学和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研究等，应从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它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产生变异和消长的主客观因素。这对充分认识藏传佛教存在的本质原因，解决当前藏传佛教的改革问题也是很有裨益的。

从1978年筹建西藏社会科学院开始，到1985年组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直至他离休，我父亲与藏学研究结缘近二十年。到了晚年，他仍在关心和挂念这项事业。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因患帕金森病和多发性骨髓瘤病的影响，长期卧病在床，不能下地行走。但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抱怨病痛和露出悲伤。他常常人在病床心系西藏，有时他在昏睡时突然醒过来会问我西藏的事情，大概是他在梦乡中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西藏。每当看到他对西藏和他对藏学研究工作的这种情感，我的心里就特别伤心和难受。在他的世界里，只有西藏和藏学这两个他终生热爱的对象，即使他神志不清时，心心念念的也是它们。我曾经问过病榻上的父亲，假如他离休后家庭生活很好，身体健康还可以，即行走自如的情况下，他的晚年生活会怎样安排?他说希望能到各地走走，去一些院校、研究所给人家讲课，将自己多年关注西藏问题和搞藏学研究的体会与成果，分享给有志于此的学人们。他就是这样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西藏的建设发展，又将他生命的后半部分精力，全都献给了他所钟爱的藏学事业。

今天我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一个曾为中国藏学事业贡献过智慧与力量的老人。我希望，今后会有更多有志于藏学事业的年轻人，能积极投身到他所热爱的藏学事业中。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和辉煌。

（作者：才旦卓噶  摘自：《中国藏学》2016年第S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