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09年是西藏平息武装叛乱、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3月28日被确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筹备并主办了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于3月1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研讨会的有100余人，其中有当年亲身经历过民主改革的老同志，也有首都藏学界专家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军事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10余家科研机构、出版机构和高校等。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近30位与会学者围绕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暗、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和内容、民主改革在西藏社会发展史的地位和意义、西藏民主改革50年以来的社会巨变、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意义以及如何加强宣传、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等专题进行了研讨，内容丰富，既有专业的思考，也有亲身的经历；既有对历史的研究，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以下分专题进行介绍。

一、关于旧西藏封建农奴制

2009年3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指出，“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西藏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与残酷主要表现为：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式社会形态，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三大领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森严的等级制度，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沉重的赋税和乌拉剥削，惊人的高利贷盘剥，社会停滞不前、濒临崩溃。

与会专家学者也纷纷就此展开讨论。

中央民族大学韩小兵、喜饶尼玛教授的《从十三法典看政教合一制度下的旧西藏》从旧西藏的地方立法——《十三法典》的具体规定出发，论证了《十三法典》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宗教神权至上”政治制度法律化的产物及其凸显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关系的反人权本质，指出旧西藏社会制度的腐朽性，从而印证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他们指出，旧西藏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典型的政教合一、宗教神权至上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十三法典》为维护这一制度，将政治和宗教领袖集于一人，将君权神授、治世之举听凭神断的政治制度通过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成为成文法所确立的法律制度。而《十三法典》明文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将人划分为三等九级，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对不同等级的人采取不同的保护手段，对危及统治秩序和有害于上层僧俗贵族人身安全的行为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更是凸显出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关系的反人权本质。西藏民主改革则开启了西藏人权保障的实质性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江华研究员的《把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研究深入一步》一文，在介绍有关封建农奴制的藏汉文资料，回顾国内外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领主和庄园在西藏的发展，“拉德”和“米德”两种农奴、“三大领主”的形成过程，旧西藏的税率税收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降边嘉措则以《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与残酷》一文，论及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与残酷。其中谈到盐井地区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权。他说，贡噶喇嘛统治下的盐井地区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我至今没有去过盐井。但从小就听过很多关于贡噶喇嘛的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贡噶喇嘛就是一个有钱有势、好战好斗的喇嘛，与佛教徒宣扬的慈悲为怀、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等等观念，迥然不同。他经常挑起武装械斗、部落仇杀，扩大地盘，抢劫别人的土地、牛羊和财物，给当地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我们家就是为了逃避战乱，东渡金沙江，来到巴塘的。”军事科学院的王贵研究员同样以亲身经历的三件事情为例，深刻揭露了旧西藏的大多数人民是最没有人权的（《民主改革使西藏百万农奴获得了最大人权》）。

而对于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达赖集团和西方却常常美化甚至加以神化，与会学者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就此进行分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张永攀博士的《2000年以来达赖集团对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回应》指出，达赖集团极力否认旧西藏为封建农奴制社会，刻意美化旧西藏的社会制度，并一一罗列了其2000年以来的主要言论，比如，“西藏的社会和当时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是一个需要发展的落后社会，但是将西藏社会解释成为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是错误的”；“所谓1951年前西藏是神权统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西藏的政教领袖是达赖喇嘛，西藏有关寻访和认定历代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本身就已表明从根本上排除了血统世袭的制度”等等，并加以批驳。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的杜永彬研究员在《西方对西藏的误读》一文中则指出：西方对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误读，表现为美化甚至神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将旧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和“最后一片净土”；丑化新西藏，歪曲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此外，西方对西藏、藏民族、藏传佛教的概念乃至西藏政治和中国西藏政策都存在误读。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西方误读西藏的5大原因：一是西藏信息源的缺陷，二是认识和价值观因素，三是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四是语言障碍，五是精神的需要。并建议：西方人只有去西藏亲眼看一看，才能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西藏。西方人也只有“移情”和“换位”，摒弃“西方中心论”，以中国西藏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与体验”西藏，从而纠正对西藏的误读，澄清对于西藏的模糊乃至虚幻和神化了的印象。

二、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和内容

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农奴成为土地的主人；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同志则以《早到的春天——西藏提前而成熟的民主改革》为题，再次扼要回顾了西藏从和平解放到“边平叛边改革”的历程。他指出，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不是只要推迟改革，而是要永远不改，再加上他们要在帝国主义怂恿下搞分裂，最终还是发动了西藏的全面叛乱”，“这样，中央才不得不下令平叛，并在平叛的同时，根据群众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人民支援下，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帮助下，从自在的阶级逐步成为自为的阶级，一个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就此开展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宋月红研究员则以《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新西藏——毛泽东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认识与决策》为题，指出“西藏现代史上这一深刻社会变革，无论是应当改革、暂缓改革还是边平叛边改革，始终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基础，时机与条件，策略与步骤，性质与前途等问题，并作出符合西藏具体实际的决策的指导下开展和实现的。”比如就西藏民主改革的性质、前途问题，作者指出，西藏民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农奴制的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在西藏民族中进行的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是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部分。“由于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中央既指明了西藏民主改革在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又指出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途问题。”西藏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要有一个逐步发展时期。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应是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也就是巩固发展农牧民个体所有制时期。因此，中央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制定了“稳定发展”的方针，而不是马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郭冠忠先生的《论西藏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由实行和平改革到实行边平叛边改革方针的转变》也同样讨论了这一主题。

三、关于民主改革在西藏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指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巨大进步”。对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重大意义，自然是与会者重点关注的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博士从边疆治理的视角探讨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他指出，从该视角来看，“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国边疆治理史上的辉煌篇章，是中国治理边疆政策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边疆地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创造”。具体而言，西藏的民主改革至少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以人权为本。具有人民性，改革依靠人民，改革为了人民，改革造福于人民，建立“人民的江山”。这同1951年以前主要依靠上层稳固统治的治边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以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为导向，从根本上扫除社会发展障碍。三是把和平赎买引入民主改革，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西藏民主改革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位与会学者涉及这一话题。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那仓活佛的《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中指出：“民主改革后，政教开始分离，脱离政治的宗教回归了本身的面貌，藏传佛教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民主改革后，由于取消了寺院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的权力，广大僧人获得了翻身解放，成了寺院的主人，获得了学经等真正宗教生活的权利。”“国家对各种宗教活动进行合法管理，宗教活动在法律范围内正常进行，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人士的合法权利进行了有力的保障，国家还成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地方各级佛学院，为发展藏传佛教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今我们宗教人士不但可以在寺院内学经、考学位，获得拉然巴学位的学僧还可以到高级佛学院继续深造，考取‘拓然巴’学位”。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豆格才让的《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寺院管理制度比较研究》指出，西藏寺院管理制度在经历了从堪布管理制度、教派主管理制度、活佛管理制度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后，之所以能进入社会主义民主管理时期，正是得益于寺院的民主改革。“藏传佛教民主管理寺院制度是藏传佛教一千多年发展的历史总结，是藏传佛教能够走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历史见证和推动力，更是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发展方向和旗帜”。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张云研究员的《西藏寺院民主改革的实施与意义》指出了寺庙改革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废除人身依附和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人权；二是砸烂精神枷锁，获得宗教信仰自由；三是废除寺庙封建特权，恢复宗教本来面目；四是改变僧侣占社会人口1／10的局面，为西藏地方和藏民族人才两旺奠定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不少与会者还谈到了西藏民主改革在世界人权史上的地位。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岳颂东研究员的《永垂青史的伟大跨越》一文通过与美国解放黑奴历史的比较，指出，“历史雄辩地证明，西藏的民主改革不仅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也为国际禁奴史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比较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美国解放黑奴（1862年9月20日）之后，指出两者的不同之处，认为甚至不能同日而语。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时机不同。我们是在1959年，即建国仅仅10年就开始了民主改革，美国则是在其建国87年后才开始的。二是目的不一样。西藏民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农奴，使农奴当家作主；美国的解放黑奴的背景和其1861年南北独立战争有关。林肯看到，解放黑奴有利于北方在军事上战胜南方，同时也顺应了历史潮流。但其解放黑奴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解放黑奴宣言并没有谈及黑奴的政治等权益。三是目标不一样。我们解放农奴是让他们从封建农奴制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而美国的黑奴解放只是让其南方的农奴制走入了资本主义制度。四是代价不同。我们在平息西藏叛乱过程中仅花费了很小的代价，拉萨仅仅用了一千余人的兵力，3天就结束了战斗。美国为解放黑奴发动了长达4年的战争，耗资150亿，伤亡和经济损失不可估量。五是结果不同。西藏百万农奴的解放是彻底的、全面的解放：他们不仅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而且自己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美国的黑奴虽然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难以和我们同日而语。甚至在解放宣言发表100周年以后，美国的黑人仍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做斗争。

此外，涉及这一主题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周源研究员的《丧钟为谁而鸣》、陈庆英研究员的《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意义》，当代研究所王小彬副研究员的《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均已发表在本刊2009年第一期，此不赘述。

四、关于西藏民主改革50年以来的社会巨变

《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指出，“民主改革50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迸发出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有了制度保障；二是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三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存和发展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四是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五是现代教育和新闻文化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与会者分别以新闻出版、教育、藏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指出了民主改革50年来的西藏巨变。

民族出版社普日科的《新中国藏文图书的出版与藏族文化的新生——从藏文图书谈“西藏民主改革50年”与藏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藏文图书为例，阐述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以来藏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指出，大量藏文图书的出版，促进了藏族文学、藏医药和藏族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比如“小说和自由诗歌的成功引进，不仅为藏族文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给民族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气象，而且还锻炼出第一代藏文小说家，藏文诗人，使藏族文化后继有人，使藏族文学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能比较真实地再现改革开放后呈现的藏族人民的新生活和新的精神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藏族文学长期脱离农村牧区生活而濒临衰竭，近代又落伍于兄弟民族的文学而蒙受惭愧的尴尬局面”；藏文图书的出版还推动了藏学研究的迅速开展，藏学研究硕果累累，各种成果“走在各民族的前列，成了我国研究民族文化的排头兵”。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索朗多吉研究员则以自身的学习经历为例，道出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以来藏族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到2008年，西藏73个县（市、区）已经全部实现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其中70个县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文盲率下降到2.4％。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5％，初中入学率达到92.2％，高中入学率达到51.2％。据统计，西藏现有小学884所、普通中学117所、教学点1237个。2008年，西藏有本专科院校6所，在校学生近3万人。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19.7％。20多年来，内地为西藏培养输送了1.8万名各类人才，目前内地西藏班在校生有18640人。”

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大旦增以西藏民主改革以来藏族教育的发展、拉萨市的城市建设、文化出版事业的兴旺为例，道出了西藏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以藏语文教育、藏戏乃至藏医药为例，道出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藏族文化发生的巨大变化。

五、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意义

“鉴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走上叛国的道路，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有鉴于此，西藏把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这是我们在反分裂斗争中采取的一项具有主动性、进攻性、创新性的重要措施。因而“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的设立自然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热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朱晓明在题为《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一文中，专就“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的设立分三个部分展开讨论。一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的设立，有着深刻、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实践依据。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令的公布，在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发展进步的道路上，是具有开拓性、标志性意义的“分水岭”、“里程碑”。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了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

二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的设立，有着重要、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对内，可以教育人民，特别是各族青少年，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对外，可以廓清迷雾，澄清是非，还达赖集团以本来面目，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三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的设立，为藏学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把西藏发展稳定中的重点问题作为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要课题。把有关西藏主权归属、人权状况和发展进步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转化为面向社会大众的丰富信息和文化产品。要大力拓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学术性、文化性、民间性的渠道，影响和引导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舆论对西藏的了解，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六、关于加强宣传、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建议

在进一步研究、加强宣传西藏民主改革方面，与会者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张小平总编辑在发言中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应全面深入地对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与欧洲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有助于西方的读者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二是借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进一步有计划地进行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史料的抢救工作。因此建议设立专门的课题，走访50—100位翻身农奴、十八军战士及其他进藏老同志等，详细记录其亲身经历，从而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口述史材料。三是期望在已经出版的《解放西藏史》的基础上，在不久的将来能出版《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史》《西藏民主改革史》等书籍，从而将当代西藏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党校的龚学增教授在《关于藏传佛教制度民主改革》的发言中首先强调，要充分肯定藏传佛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是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重要举措。其次指出，要认真研究50年来党和国家处理西藏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反思所走过的弯路，汲取工作的教训，以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第三，要妥善处理好西藏宗教问题，今后必须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与西藏宗教的实际进行创造性的结合。特别是要加强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两支队伍建设，目前这两支队伍日益年轻化，素质均需要提高，他们缺乏对旧西藏的了解和具体感受，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的历史也比较生疏，因此应进一步拟定计划，加大对他们教育的力度。对党政干部，要继续进行“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的教育；对广大僧尼要持之以恒地进行爱国守法教育。这项工作要细水长流，坚持不懈，不能出了问题就抓紧，平安无事时就放松，要克服工作的片面性。

中央党校的胡岩教授在发言中也指出，巩固西藏民主改革的成果，不仅要体现在制度上，而且要加强宣传教育。其对象有两种：一是年轻一代，要使西藏各族人民的后代真正从思想意识上认识到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和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新西藏的巨大差距。二是国外的民众，尤其是西方同情我们和感情上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使他们真正了解西藏的变化，以及我们在西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

总之，正如朱晓明书记在总结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学术界应该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发展和稳定提供思想保证，提供精神动力，提供智力支持”。

来源《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