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博士论“茶马古道”精神

一、格勒博士和“茶马古道”

格勒博士作为地道的“康巴”汉子，曾经骑马持枪在色达草原上工作，后曾在康巴大地上做人类学田野考察，还亲自挖掘考古，足迹遍布康巴大地，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康巴文化专家。“茶马古道”虽不是他的主研方向，但茶作为藏族人民“依为性命”之物，必然也会进入他关注的视野。从2002年他作为“茶马古道”综合科学实地考察活动总顾问到2005年出版著作《康巴》，以及2017年作为四川农业大学“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总顾问，他一直关注“茶马古道”文化的研究状况。除了一些研究论著之外，他还用实际行动关心藏区人们的喝茶问题，写内参反映藏茶存在的发展问题，为藏区的茶叶供应出谋划策。他说：“茶马古道”历来对中华文明的构建非常重要，它和康巴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那些看得见的历史文化遗存，更重要的是它沉淀了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高山走的，峡谷也走得”。正是这种坚韧、探索的精神牢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2002年6月，格勒博士作为总顾问、总领队，参与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连个主办的大型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十多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学者专家、十余家新闻媒体共同从成都到拉萨走完了几千公里的川藏“茶马古道”，并于2002年在《中国藏学》第三期发表了题目“‘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这是他从学术研究视角开始关注“茶马古道”的开始，此后的著作和参与的几次重要活动和讨论中，他为“茶马古道”的研究引出了很多方向和议题，拓宽了“茶马古道”的研究领域，为茶马古道的应用性研究开启了先河。

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建设西南边疆的高度，讨论了“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以及现实意义。2003年在人民日报外海版发表了“从‘茶马互市’到‘茶马古道’”一文，介绍了从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到清朝“边茶贸易”制度的变迁，再到今天“茶马古道“的出现，再次重申“茶马古道”作为古代一条连接内地和西藏的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后从地平线上消失，但其历史作用不可小视，在文化旅游大开发的今天其现实意义更加不可低估。

2005年出版了《康巴：拉萨人眼中的荒凉边地》，以通俗的文学描写手法，通过亲自对本地人的考察和体味，把康巴藏区的山川河流、地貌形态、人文景观、历史传说、民间记忆、宗教古迹等，配以精致的拍摄图片呈现给读者。他虽谦虚的说那是一本非学术行的通俗读物，但受过严格人类学训练的学者，著作中的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就是“茶马古道”，从历史文献分析，结合实地考察资料，加上各种趣闻轶事，一条鲜活的“茶马古道”跃然纸上。

2017年格勒博士受邀成为四川农业大学“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总顾问，通过他的大力支持和指导，2017年6月召开的“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藏茶文化发展论坛”，相关研究领域中的知名专家降边嘉措、喜饶尼玛、石硕、李旭、王川等参加此次会议，让这次大会成为一次讨论“茶马古道”的高规格盛会。学者们一致认为“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对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华古文明的世界传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格勒博士做了题为“略论‘茶马古道’和藏茶文化”的主旨演讲，再次更加详细的讨论了“茶马古道”是历代朝廷的重要安邦治国之策，也是藏族人民“依为性命”的茶叶之路，汉藏民族的友谊之路，并结合现代藏茶的发展现状，连接到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指出了“茶马古道”的发展前景。会议之后的两年间，格勒博士始终关注现代藏茶的发展，带着相关领导考察了两次，用当前藏茶现状展示出“茶马古道”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二、格勒博士笔下的茶马古道

他从历史资料中总结：今天流行的“茶马古道”源自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即现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脉络。北宋时期茶马互市主要在西北地区的秦州（天水）、凤州（凤县）、熙州（河州）等，当时西南诸蛮所产马种矮小，主要为政府羁縻边地民族之用，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西北马道梗塞，茶马互市中心才转到西南地区，在川西开辟了雅州、黎州等为中心的茶马互市。所以现在所称的“茶马古道”其实指称这条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目的，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

除了从历史文献旁征博引、并结合文献和实地考察总结“茶马古道”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康巴汉子和人类学家为“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指出了很多有现实价值的方向：从对茶的体验出发，涉及到茶与藏族社会的关系；从人类学的整体观出发，把“茶马古道”与中国文明、世界文明连接起来。

（一）藏族与茶

格勒博士赞同“藏族喝茶的历史，大约起源于古吐蕃时期的都松芒杰赞普年代，相当于内地的中唐时期”。然后根据高原气候、饮食等各种需要，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藏民族最珍贵的生活必需品。他以自己的亲历说到：对藏族人，渴了喝一点茶比什么都甜蜜，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提起精神；冷了喝一碗酥油茶（碎骨熬的茶）立刻暖遍全身；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所以藏族养成了一种习惯，生活中最重要得三件事：一是喝酥油茶、二是念经，三是耍坝子。根据他自己的考察，指出“一般情况下，藏族不论贫富，每日至少饮茶五六次，每天每人必数十碗，故藏区有‘汉族饭饱腹，藏族茶饱肚’的说法”。任乃强先生也从语言应用中考证藏族与茶的关系：“藏语称茶为‘甲’，汉人为‘甲米’，‘米’，人也。又称中原为‘甲那’，‘那’，黑色也。藏文、藏语，创于唐世。茶之入藏，亦始于唐世。藏人以茶为命，于域外物，最重饮茶。茶为中原特产，故藏人以茶代表汉人，亦犹欧人之以瓷器代表中国、中国人，以佛教代表印度也。其书写之字形不同者，缘藏文系拼音文字，后世因所代表名物不同而异其书法也。”格勒博士说，今天藏族人称茶为“甲”，应该就是陆羽《茶经》中称茶为“槚”（jia）的音译，多种证据说明，藏人将茶“依为性命”之物的说法是有据可靠的。对茶传入藏区的时间、路途、对藏人文化社会的影响、民族文化的交流等方面可以考据的藏文资料非常丰富，从史诗《格萨尔》、《青史》、《红史》到《西藏王臣记》，还有藏族民谣、谚语中都有非常多关于茶的记录，其研究价值非常大。

（二）滇藏与川藏，无独有偶

格勒博士不仅纵向的比较了“茶马互市”向“茶马古道”变迁，也横向的描述了从西北的青藏道到西南的川藏道和滇藏道，尤其对后两者的比较内容非常丰富。自唐开始，青藏道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到两宋时期，因为北方的契丹、西夏和女真等民族崛起，加上西北茶马道受阻，北路的马源切断，所以茶马贸易转向了西南川藏和滇藏，川藏道即自成都至康定，经过昌都到拉萨，然后到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通向世界。滇藏道即自云南大理起，经过丽江、德钦、波密到西藏拉萨，然后通过东南亚走向世界。这两条美丽的古道南北对应，留下了很多饶有兴趣的“茶马古道”文化。因“茶马古道”而兴起的两大古镇，北方的康定和南方的丽江，都有着高山峡谷地貌，巍峨雪山、河流汹涌，北有二郎山、大渡河、追溯到元朝的明正土司、繁荣的“锅庄”，背茶包的“背子”，身为康巴汉子的巨商“邦达仓”；南有梅里雪山、怒江、澜沧江，明朝受封的木土司，昌盛的“马店“，马帮东家”马锅头“，分布广泛的“达记“商号。在这两条古道上还流通这一种用红牛皮做的鞋和包，一种是畅销康区的“康鞋”（穿着跳起锅庄和踢踏舞），另一种是马鹤仙红绿马龙套和腰带包。他说这是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说的一个例证，也说明了文化类型深受它所生存环境的重要影响。“茶马古道”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在历史上相互依存，现在仍然是一个整体的文化遗留。

（三）“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

关于“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格勒博士从李肇《国史补》记载鲁公与赞普论茶，得出唐朝高原饮茶之风开始盛行；从《宋史》、《宋会要.食货》、中研究政府明文规定，记载了“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茶为藏民族生活必须，所以制定“专以茶易马，以物帛市谷”，并“诏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藏族也尤其喜爱雅州和名山的茶叶，至今雅安茶叶依旧为高原人民茶叶供应重地；分析了元代“茶马互市”的地位转变，元代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发生了改变，川藏“茶马古道”沿线设置19处驿站，其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从单纯重视商贸之道变为文化之道、安藏之道、治国之道并重；明代以后，茶马互市更是兴旺发达，虽曾一度有“茶引”和“引岸”制度，但官方、上层喇嘛土司以及民间贸易始终非常繁荣，并且易货种类也非常丰富，藏区的马、氆氇、珊瑚、犀角等换取内地的绸缎布匹、茶、钞等，带动了茶叶产区茶号商人兴起，促成了“茶马古道“沿线城镇发展，形成了特有的”锅庄“文化和”马店“文化；清朝尤其乾隆以后，“边茶贸易”制度更加完善，商茶快速发展，加上经济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贸易种类大幅度增加，藏区的特产被不断发掘，皮革皮毛、黄金、虫草、贝母等都成为交易之物。这条跨越千年历史的古道，通过“茶马互市“将高原与内地连接起来，格勒博士总结了它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大作用：促进了川藏和滇藏沿线高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比如北有康定、泸定、甘孜、德格、巴塘等，南有沙溪镇、鲁史古镇、丽江古城、独克宗古城、哈拉库图城、昌都、西昌等；连接了各民族交融交往的通道。“茶马古道“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促使汉、藏、回、羌、纳西等各民族向内外相互间流动，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民族团结；通过茶马互市形成“茶马古道”，实现了“羁縻”政策，巩固了西南边疆的稳定，为维护了国家统一做出贡献。

今天，茶马互市已经不复存在，但因“茶马古道”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保护传承其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其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茶马古道”沿线的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城镇的发展无不与历史上之“锅庄”相关。“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使，与部落茶商，四时潘凑，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地，成为锅庄，共四十八家，最大为八家，称为八大锅庄”。这些高原古城镇如何发展是重要的研究课题；2008年“南路边茶”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边茶”与“茶马古道”依偎而生，边茶的制作技艺和边茶文化成为“茶马古道”上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现今如何创新、融合产业发展等对边茶产销地意义重大；“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是通向南亚和印度洋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际商贸、文化文明交流通道之一。如何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等国家发展战略，是一项国家级的重大现实课题。另外，这条古道沿线的村庄社区文化变迁、生态变化及保护、路学研究等方面有很多新问题值得研究。

三、论“茶马古道”精神

“茶马古道”记载着民族文化交流交往、共生共建的历史，积淀了一种“茶马古道”精神——“高山走得，低谷也走得”，这是中国民族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打通了中华大地上的高山峡谷，连接起山川河流，连接着华夏文明，也连通了世界文明。

格勒博士在《康巴》一书中提到一个滇藏线上曾叱咤风云的商界巨子——纳西商人李达三，他在商业发展高峰期，商号遍及康巴地区和东南亚等国家，与藏区的上层阶层关系密切，商路通行无阻，还为明国政府调停过中印公路纠纷，他的一生就像曾行走在康巴大地的茶马商道路上，笃行藏传佛教、积善行德、救济贫困，晚年受政治冲击，行路艰难，格勒博士用“高山走得，低谷也走得”总结了李达三一生不畏艰难的商业精神，这句话也描绘出了“茶马古道”的样貌和艰险，以及蕴含在高山峡谷的精神。而当我们认真研究“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看到这种精神正是那些曾经背着茶穿行在“茶马古道”上“背子”们的坚韧精神；也是为了革命的胜利过草地、翻越大雪山的红军们的勇敢精神；是曾在川藏公路、川藏铁路上建设者们的爱国精神；是那些正在“茶马古道”沿线守护家乡的建设者们的坚守精神。

这就是“茶马古道”上世世代代延续的文化记忆和人文精神，它和老西藏精神、老山精神一样，是广大茶农、背夫、藏、汉等民族商人，以及以藏、汉为主的西南老百姓历史以来解决生计、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文明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它的产生和形成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

首先，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中华民族在地理上形成了自成格局的生存空间，西北部蜿蜒着茫茫大漠雪岭，东北部分布有无际的林海雪原，东南部面临浩淼沧海，西南面则被高山大江横亘。高山峡谷之中分布多种民族，形成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也正因为高山峡谷，庇护着生活在山谷中的先辈们世世代代生存至今，鼓励他们不断探索外界，不断的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寻求与外界的联系，养成了一种不屈服的抗争精神，因此探索出了条条古道走廊。这些“廊、带、路”看似只是丝绸、茶叶、瓷器等贵重物品的交易通道，却曾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它沟通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阿拉伯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乃至非洲文明，直接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融通和发展。

所以，正如人文地理学家唐晓峰说道：“山是中国人的负担、挑战、资源、财富”，“有一种进山、穿山行为，是为了完成文明大业，这是历史学家最重视的价值”，“翻越山脉，社会文化向山的另一面推进、扩展，达到文化统一甚至政治统一，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文明成就。任何一个不满足于原有生存环境的束缚，要拓展生存空间，壮大社会力量的团体，势必要突破自然地理的障碍。在中国，山脉是最早需要突破的对象。”“茶马古道”无论是“滇藏道”还是“川藏道”，都要穿越地势险要的高山峡谷，川藏道必经二郎山、大相岭、飞越岭等，滇藏道要从高峰连绵的横断山脉穿行到喜马拉雅山脉，道路更加艰难，“茶马古道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民国时期的背夫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只能走30多里路”。生活在山内外的人们凭着向外探索的精神，不断的冲破自然阻隔，共享资源、互惠互利，在艰难险阻当中踏出了一条“共生之道”。

其次，它是“康巴文化”精神的延伸。从中国地图可以看到，穿梭于康巴大地的河流从北到南流向，形成了以高山、峡谷、草甸等为特色的地貌，高山峡谷之间孕育了善于交流、富有创造性的特色文化——康巴文化，并随民族不断流动、交融，形成民族文化走廊。自古三大文明系统（黄河文明系统、长江文明系统以及草原文明系统）到了青藏高原，在横断山区互相接触，形成了康巴地区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特点。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康区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枢纽，又由于康区位于西藏的东部边缘，历史以来康区汉、藏、羌等多民族文化相互吸收，使它成为多民族文化接触交融的孔道。

所以，康巴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动迁移、多文化交流交融的地方，使得康巴人历来就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加上他们又有很古老的经商传统，在高山峡谷内，沿江流动着很多商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道，秦汉以来就有很多民间通道，以至唐以来在民间通道基础上形成的“茶马古道”，其中包含着一种文化宽容、敢于创新的习惯和性格，成为康巴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第三，它是“边疆精神”具体化。边疆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地理防线，由此而形成的“边疆精神”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卢瑟·S·路德克在《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到：美国史即是一部向西部边疆的开拓史，在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边疆荒漠既是文明应该征服的巨兽，所以探险、征服为主“边疆精神”构成了美国的民族性，形成了美国精神的核心精神。而中国对边疆的开发与美国不同，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来不是荒芜的，也不是封闭的，历史以来维持着不同程度的双向交往交流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边疆精神”自古以来更加看重沟通与融合，无论是政治上的羁縻或和亲，还是空间上的互联互通，都在试图打破疆域，取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发展。在某一历史阶段内看似有界限，但把时段拉长到历史长河中来看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更多的表现为多民族、多种文明始终碰撞在一起，而边疆实质上成为一种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分割的界限。所以美国的“边疆精神”求探险、求延伸，中国的“边疆精神”求安守、求聚合，中国如同一棵大树，各种民族走廊如同根系蔓延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从四面八方输送营养，才使得它长成参天大树。

茶马古道主要通过川甘青道、川藏道、滇藏道三条主道，延续和拓展了西北走廊、藏羌彝走廊、古氐羌走廊等民族走廊的线路，这些线路夹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山路狭窄、地势险峻，山体时常垮塌，令人胆寒。高山峡谷之中分布多种民族，一方面形成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庇护着生活在山谷中的世世代代先民，形成了独特各异的文化；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生存的资源，大山内外的民族只能与大山的互博，各民族沿着高山峡谷中不断迁徙或流动，寻求与外界的联系，因此各种文明交流互动，留下了各民族或族群的移动痕迹、文化遗留，并孕育出了一种古道精神——不屈服的抗争精神和互惠习惯，即格勒博士说的“高山走得，低谷也走得”，体现了中国人“柔中带刚”的个人性格和“和为贵”的中华民族精神。所以，2002年格勒博士就提出：“在今天，‘茶马古道’”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上都是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道，因此它的旅游品牌效应具有不可复制性，拥有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潜力”，我们应该延续“茶马古道”精神，带领着“七江六脉”领域的人们继续开拓创新，换发新时代的文化价值。

作者：窦存芳（1978-），女，，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问题、文化理论与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