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日藏学研讨会综述

2017年12月2日，由龙谷大学世界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日藏学研讨会”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召开。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广岛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种智院大学、驹泽大学、关西大学等多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届会议围绕“西藏的宗教文化与梵文写本研究”的主题进行探讨，并邀请了日本著名藏学家广岛大学名誉教授桂绍隆先生和神户外国语大学武内绍人教授作为评论专家。

与会的11位学者发表了论文，其中有5位学者的论文内容主要涉及“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的研究，具体内容分别介绍如下。

龙谷大学冈本健资副教授的论文题目是《多田等观请来的〈释迦牟尼世尊绘传〉中所描绘的Muktālatā故事》。文章介绍了于1913—1923年在西藏出家，其间师事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僧人多田等观（1890—1976）于1937年5月收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遗赠给他的一组“释尊绘传图”唐卡，现保存在岩手县花卷市博物馆是释迦牟尼一生的大事记，遗憾的是左边第4幅图缺失。作者依据Quintman与Schaeffer书中所揭载的部分壁画（Muktālatā故事）与该“释尊绘传”进行比较研究后，推测出“释尊绘传”缺失的“左4图”所描绘的“Muktālatā故事”大致内容。

同是龙谷大学的岩尾一史博士的论文《在古代西藏统治下的敦煌和西藏佛教》，通过对敦煌出土的P.t.1000、P.t.1001、S.10828、IOL Tib J 1233等一系列藏文文书的形态、内容进行分析考察，指出8世纪后半叶被吐蕃政权所统治的敦煌与西藏本土，以佛教为纽带的交流频繁。他还就西藏佛教在多大程度上扎根于敦煌，以及在吐蕃政权的统治下西藏佛教是如何在敦煌展开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万德卡尔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关于藏族煨桑起源、仪式及功能的演变》的论文。文章使用文献学和社会学方法，探讨了煨桑这一历史悠久的藏族祈愿礼俗，指出在习俗上煨桑仪式有净化和祭祀献供两种意义，在起源上苯教、藏传佛教和民间口述传承中对煨桑都有不同看法，在这三种叙事语境中都存在着煨桑的内容变迁和社会意义的变化。作者又从仪式的角度，研究了煨桑仪式使用的经文、材料、煨桑的节日以及民间祭祀的分类，并分析了煨桑在当代社会的象征意义，指出煨桑已经转变为民间机制化的仪式，凝聚了民间精神力量，并增强了文化仪式。最后作者认为煨桑在宣传教育、政府政策、医疗卫生和基础建设等方面起着多元化的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的孟秋丽副研究员发表了《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中心》一文，利用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雍和宫的满、汉、蒙文档案，深入研究了金瓶掣签制度的一些事例，厘清了蒙古地区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和特点。同时，介绍了金瓶掣签制度在雍和宫实施认定章嘉、噶勒丹席热图、敏珠尔、东科尔、隆布诺们汗等活佛的具体过程。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的冯智研究员发表了《藏文〈五世班禅传〉的史料价值评述》一文，指出藏文《五世班禅传》中有大量的史料涉及清初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历代皇帝和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加强管理和施政的情况，涉及的重大历史题材包括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第巴桑结嘉措与拉藏汗和六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康熙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部、清政府在西藏的行政管理和驻兵、清政府设立的驻藏大臣等等，有力地证明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是研究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扎什伦布寺和五世达赖喇嘛及其相关时期历史政治的第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武内绍人教授对于以上学者所发表的内容，给予了一一评论，认为论文质量都很高，很有深度，特别是中方学者的论文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其他6位学者的论文内容主要涉及“梵文写本与佛教思想”的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研究员的论文是《〈宝云经〉研究》。《宝云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经典之一，是佛陀回答除盖障菩萨的百问而形成的，对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影响巨大，尤其对藏传佛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介绍了《宝云经》的内容、重要性以及梵文本、藏译本和汉译本等情况，其中有关一直以来被认为已经失传的梵文本，竟在拉萨布达拉宫被发现的讯信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的李学竹研究员发表了《关于藏研中心所藏〈四赞颂广注〉及其他梵文写本》一文，详细介绍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藏的《四赞颂广注》和唯识论等梵文写本的情况。文章首先介绍了这些写本被收藏在编号为129的一个盒子中，这个盒子共有389张贝叶，涉及十多部经典。其中《四赞颂广注》有47叶，每面墨书孟加拉体梵文5—6行，为同一人书写。此论首尾有完整的序言和题记，有明确的抄写年代和地点，但未有作者名称。在序言末尾处明确提到被认为与龙树同时代的sātavāhana王特别值得关注。其次介绍了有关唯识写本情况，指出此写本是一部有68〖BF〗张贝叶的残卷，由于没有题记，故论题不明，也不知作者是谁。但写本首叶正中间用乌梅体藏文写有一行：“Je rnam par rig byed tsam du sgrub pa yang dag pavi don levu gsum pa（唯识正义的论证第三？）”，其右边有一行梵文：“varam hi dhārmakīrtteś carvvitesvapicarvvana||bhāvāna”，双竖线前面部分是Hetubindutīkā第二颂的ab句。罗炤目录可能是根据这两行内容把此写本断定为“唯识—量理著作”。但根据发表者对正文的初步研究，此论的造论目的明显是为唯识学说辩护，而且文中多次出现“阿赖耶识（ālayavijñāna）、唯表（vijñaptimātram）、无相知识论（nirākāravādidarśana）、显现（prakāśa）”等唯识词汇，所以，此残卷属于唯识系统的论典应该是正确的判断。文章还特别强调“显现”的讨论与宝藏寂（ratnākaraśāti）的思想特征极为相似，由此推测此论可能是宝藏寂或属于他这一系统中的论师所著。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的高颖博士发表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菩提心观》一文，从5个方面阐述了宗喀巴大师的巨著《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菩提心思想，即菩提心的重要性、发菩提心的方法、菩提心的发起性状以及增长菩提心的方法，指出菩提心的发起是显密两种大乘修行的唯一道路，同时强调生起菩提心的菩萨需勤行四白法，远离四黑法才能使菩提心增长不退。宗喀巴大师重视修行、理事结合，为修学菩提心提供了清楚的方法和次第，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菩提心修持的一大特色。

京都种智院大学的尼泊尔学者Shakya Sudan教授报告的是《关于尼泊尔现存用天城体文字音写的藏文写本考察》。尼泊尔以拥有梵文写本宝藏而著称，大部分写本由政府机关、大学、民间团体保管，有些已作了整理研究，并出版有目录。报告指出，尼泊尔现存梵文写本、梵文与尼瓦尔语混合写本、尼瓦尔文写本、天城体文字音写的藏文写本，以及藏文与天城体文字混合写本5种。不过，学界一直以来多注重梵文写本的研究，近年来梵文与尼瓦尔语混合的尼泊尔特有写本也逐渐地成为研究对象，但为数不多。报告以尼泊尔新发现的用天城体文字音写的藏文写本为焦点，考察其特征以及在佛教研究中的地位，指出“天城体文字音写的藏文写本”和“藏文与天城体文字的混合写本”对于研究藏传佛教在尼泊尔的传播，以及尼瓦尔人的信仰与藏族文化的交涉等领域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现存的写本多保存在信徒个人、寺院、地方组织手中，多数被作为神圣的宝物世代相传并被禁止阅览和研究，而且保存状况绝非良好。因此，报告者呼吁无论是为了维护和保存好写本还是调查研究，在尊重写本文化的同时，大力协助和支持写本持有者的保护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驹泽大学的加纳和雄博士发表了《无畏藏护现存的梵文著作》的报告，关注的是对无畏藏护传存下来的梵文著作的风格。无畏藏护活跃于印度佛教即将消亡的13世纪，是超戒寺显密双修的大班智达。无畏藏护对藏传佛教影响非常大，当时不少藏族留学僧入他门下，修学显密教义。他的著作几乎都被传译到藏地，成为藏传佛教传统理论的基石。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就是以他的Vajrāvalī为基础而写成的。他的《牟尼意庄严论》也是很多藏族僧人学习的教科书。《藏文大藏经》收录其23部著作，包括密教19部，显教4部。新近又发现3部。其中有13部以梵文原典形式流传下来，《传承花蕾》（Āmnāyamañjarī）是密宗方面的代表作，《牟尼意庄严论》(Munimatālamkāra是显教方面的代表作。无畏藏护的著作风格大部分是借用前辈先哲的文章以及旁征博引各种经论加以编纂，自己的文章占极少部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无畏藏护对保持这种风格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意志。因此，报告者推测这种著作风格的特异性可能是由于无畏藏护感觉或预见到不久将来印度佛教将走向灭亡，所以他尽可能地对佛学传统进行梳理和总结归纳，并把它传递到下一代。他之所以大力培养藏族僧人并协助、参与其著作的藏译工作可能是希望把即将灭亡的印度佛教完整地传到西藏继续发扬光大。事实上也如他所愿，佛教完整地被藏传佛教所继承。此外，无畏藏护这种著作风格不仅对即将灭亡的印度佛学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已经失传的梵文佛典的珍贵资料。

龙谷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间中充发表了题为《关于〈大乘庄严经论〉俄尔寺旧藏贝叶》的报告，主要是对瑜伽行派主要论典之一的《大乘庄严经论》（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bhāsya，简称MSA/Bh）的写本研究。《大乘庄严经论》梵文本于1907年由法国学者莱维（S. Lévi）校勘出版。莱维校勘所使用的底本是1677或1678年（尼泊尔历798年）抄写于纸上的尼泊尔写本（Ns）。到目前为止，《大乘庄严经论》的梵文写本共发现有12种。除了发现于西藏俄尔寺的一种贝叶写本外，其他11种均属于尼泊尔系统的写本，而且以Ns写本为最古老，其余10种都是从它复制或派生出来的。然而，Ns写本本身存在不少错误，从它派生出来的写本也延续了这些错误而且有不少梵文脱落现象。间中充介绍了利用西藏俄尔寺旧藏的该论贝叶写本，对莱维的《大乘庄严经论》梵文校勘本以及作为底本的Ns等尼泊尔系统写本的读法、缺失部分作了几点订正和补充。通过这些订正和补充，不仅可以正确理解梵文原文，而且对《大乘庄严经论》原典重新校勘以及日文翻译研究都有极大的作用。

对于以上6位学者的报告，桂绍隆教授都进行了认真仔细的点评，也提出了比较尖锐的问题，报告者都予以回应和解答，学术交流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中日藏学研讨会创办于2010年，此前于2010年10月和2013年1月分别在北京和京都举办过两届。中日藏学研讨会自创办以来，参加的学者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反响也越来越高。因此，与会中日学者一致认为“中日藏学研讨会”已成为中日两国藏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希望长期举办，并期待下届研讨会在北京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