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巴平措、格勒：邓小平与西藏工作

邓小平同志是我们西藏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领袖。他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等事关西藏民族命运的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社会制度的伟大历史跨越作出来不朽的功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更加关注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他擘画了西藏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宏伟蓝图。今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毫无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伟人；我们学习他的丰功伟绩、他的科学理论、他的崇高品格和革命风范、他的党性人格魅力，完成他所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1953年前，西藏是祖国大陆最晚解放的一个地区，内受封建农奴制的桎梏，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社会危机四伏，“政教合一制度已经像油尽的灯火一样走向没落”。[1]

为了西藏民族的新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做出了解放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从莫斯科致电党中央并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由此，解放西藏，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各族人民获得新生的历史任务落在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肩上。也由此，西藏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的历史与邓小平这位人民最崇敬的领袖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进军西藏、经营西藏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战略决策。但如何解放西藏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0年2月25日，中央指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2]邓小平同志和西南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他以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和胆识，结合西藏社会的实际，认真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四项条件。在此基础上，亲自起草了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条政策。这十条政策是：“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除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2、实行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有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对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有他们脱离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3]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这十条政策由西南局上报党中央后，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这十条政策深深凝聚了邓小平同志杰出的政治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是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制定的一分具有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历史文献，直接成为在西藏历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基本框架。

由于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和西藏政府中的少数反动分子企图实现所谓“西藏独立”的幻象，千方百计地阻挠和一再拖延实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并采取卑劣的手段毒死我爱国人士。这样由西藏地方政府挑起的一场军事较量——昌都战役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打好昌都战役，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精心研究作战方案，并下达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要求“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解放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4]邓小平同志对参战部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丈，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分多路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经过20天的战斗，消灭了藏军主力，解放了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牢牢掌握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动权，促使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的分化。

1951年3月，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了以时任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前往北京。当他们途径重庆时，受到了邓小平同志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同志态度和蔼，谈笑风生，并向他们讲述了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在他的许多回忆文章中深有感触地回忆说：“共产党确实伟大、英明，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你们能说又能做，深得民心。”邓小平同志笑着回答：“我们共产党做的一切，都是为全中国广大人民着想的，我们对西藏和平解放的主张，都是为西藏的繁荣、稳定、昌盛。”在交谈中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阿沛·阿旺晋美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而主张和谈的历史选择，并语重心长地勉励他永远保持爱国本色，在今后的岁月里为西藏人民新的事业作出贡献。小平同志紧紧地握住阿沛的手说：“达赖回去，和平进藏大有好处，也希望你们能把道理向印度方向来的另外几位代表讲清楚。我相信谈判是能成功的。”[6]阿沛从小平同志那充满信心和诚恳地目光中，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

经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和邓小平等同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23日，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获得解放，完成了解放西藏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西藏文明史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标志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打开了西藏走向现代化的大门。

二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洞察国内外形势，深刻分析在西藏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对进藏部队的工作和执行协议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邓小平在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都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7]他通过支援司令部政委胥光义，向张国华口头传达了进藏工作的指示：一、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二、当前的首要任务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平协议。派下去的干部，除宣传协议，团结与争取上层分子外，更重要的是设想研究情况，不是一去就马上将十七条协议都一下搬出来执行，要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三、西藏目前的干部应该是越少越精干越好，机关干部第一步不宜多去，主要防止补给困难，而造成事事被动，尤其是第一批入藏人员，要少带，带进去的人员，要力求精干。四、要大力修筑康藏公路，并力求标准。所需经费，由国家经费内开支。不要浪费，用之适当。进藏部队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模范地执行和贯彻《十七条协议》。一边进藏、一边宣传、一边修路。1951年10月底和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主力和机关分别进驻拉萨和西藏各地区，西藏获得完全解放。

由于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的出色工作，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的重大历史贡献，赢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和肯定。1952年邓小平同志调中央工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并先后兼任了财政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组织部长等职务。1954年被人认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尽管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日里万机，但他依然关心着西藏工作。1953年10月，针对当时西藏工委在工作中的一些认识上出现的分歧，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西藏工作发表了重要讲活，并耐心细致地对西藏工委的主要领导做了思想工作，使工委的同志提高了认识，达到了团结和统一，为执行协议，明确目标，稳定局势奠定了思想基础。

针对西藏民主改革的内外条件不成熟的实际情况，1956年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1956年12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专门电示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中央已于9月4日发出了关于西藏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指示，根据这一方针，明年工作部署不仅是紧的问题，而且是要压缩的问题。因此，干部要送一些回去，党员也不要发展了，干部也不要吸收了，未成立的摊子也不要成立了。1957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西藏工作。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西藏至少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经过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才决定的。不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西藏现在不具备改革的条件，既使实行了改革，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工作也跟不上，多用钱也办不了好事。同时，就国际关系来说，暂不改革，也有利于争取若干年的和平环境，从事建设。他接着又严肃指出：实行这个方针，西藏统治集团可能翘尾巴。但是，只要军队在，军事、外交、交通权力在我，它闹也不怕。如果小打，坚决还击，如果大打，就改得快些。

中央决定“六年”不改的方针，并不能满足西藏上层少数反动集团的利益，他们永远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保证三大领主永远压迫西藏人民的权力，采取公开或不公开的手段，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抗拒“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当西藏地方政府摧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发动武装叛乱后，党中央、毛主席把原来的“六年”不改的方针，变为彻底平息叛乱，“边平判，边改革”的方针。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边平判，边改革”的方针，并提出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工作指导。1959年4月，邓小平同志把当时西北民委主任汪锋从西安召回北京谈话，指示汪锋同志并西藏工委尽快研究西藏的基本情况和民主改革中的有关政策问题。要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着重研究平叛后对西藏上层实行的赎买政策。即确定赎买对象和范围，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牲畜、农具和多余的房屋，予以赎买，并初步确定以上各项赎买金额和支付办法。同时还确定了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西藏工委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确立了民主改革的指导思想，选派干部到农牧区深入调查研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工作步骤，集中打击了叛乱分子，依靠大多数，团结大多数，在短短的两年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推翻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伟大历史跨越。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抒写了他一生中最壮丽的新篇章。在改革开放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他十分关心西藏工作，更加关注西藏的发展与进步。1978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出访尼泊尔的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深情地眷恋着他尚未踏上的共和国的这片土地，胸中筹划着西藏的发展和进步的蓝图。1987年6月27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重要谈话，从而有力地指导了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进步。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同志驻足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布达拉宫”面前，感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为了使西藏的经济搞上去，让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1980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在北京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团结全区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西藏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结束后，中央还决定在西藏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治穷致富政策。这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照顾，尤其是免征农牧税的政策是当时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政策，它极大地提高了全区各族人民治穷致富的信心，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有利地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党的十二大以后，全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在快速向前发展。由于历史和特殊地理的原因，西藏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很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对西藏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为解决怎样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让西藏各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问题，1984年春，党中央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对西藏进行了再认识，清除了过去“左”的思想影响，进一步研究了让西藏人民尽快富起来等重大问题。同年8月，中央领导同志进藏实地调查研究，认为西藏要解决西藏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存在严重依赖性、供给性、封闭性、效益不高的问题，必须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一个解放”、“两个转变”。要增强经济的自身活力，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根据西藏现实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以及地域辽阔分散。交通不便等实际情况，认为最理想的是农牧区在土地、草场、森林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简称“两个长期不变”政策。1984年10月党中央明确提出西藏经济“以个体、集体为主”，区内产品“以市场调节为主”，这是对“两个长期不变”政策的完善和发展。“两个长期不变”的家庭自主经营生产责任制，是对“一大二公”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变革，实现了西藏农牧区经济的第一个飞跃。

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还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广东九省、市，帮助西藏建设四十三项当时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包括电站；旅游、教育、文化卫生和中小型企业等数十种行业。四十三项援藏工程的建设为西藏提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初步改变了西藏的面貌，加快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激发了西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体现了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流亡于境外的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打着“人权、民族、宗教”的旗号，大肆攻击西藏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攻击中央对西藏所采取的各项优惠政策。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气魄和雄韬大略及时指出了西藏问题的症结。尤其是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8]“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作为一个长期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跑去建设是不够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9]那么，怎样来判断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西藏工作的得失，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0]这一著名的论断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中的具体表述，是我们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指针，是检验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在邓小平同志《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精神的鼓舞下，西藏各族人民奋发努力，勇于进取，克服各种困难，挫败了达赖分裂主义分子的骚乱和破坏，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正当西藏人民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时候，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互相配合，内外呼应，于1987年9月27日开始在拉萨策划、煽动和组织了多起以分裂祖国为目的，以打砸抢烧为主要手段的骚乱事件，严重危害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对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11]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支持的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邓小平同志郑重地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12]根据邓小平同志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分裂的一系列指示精神，1988年12月29日中央发出《当前西藏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指出：要继续抓好反分裂斗争。西藏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强调了西藏工作紧紧抓住两件大事即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经济。

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除召开了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以外，还多次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听取并研究了西藏工作，科学地解决了当时西藏工作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此期间，西藏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一手抓稳定局势，一手抓发展经济，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先后作出了一系列事关西藏的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和发扬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优良传统、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更加重视和指导西藏的工作。西藏工作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和“两个里程碑”的历史进程。西藏的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的最好的历史时期；西藏的社会局势实现了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最稳定的时期。

（作者：普布次仁 摘自：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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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72、73页。

[2]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3]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第12页。

[4] 《邓小平同志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西藏日报》1998年2月19日。

[5]  同上。

[6] 《邓小平同志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西藏日报》1998年2月19日。

[7]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6—247页。

[9] 同上。

[10] 同上。

[11] 《邓小平同志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西藏日报》1998年2月19日。

[12] 《邓小平同志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西藏日报》1998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