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均：实地考察与藏学研究

研究藏学离不开实地考察。如果你是研究藏学的，说到佛教、教派、地缘政治，光凭空口说是不行的，所以说实地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研究藏学经常是我抄你的，你抄我的，互相抄袭，想实地考察也没有资金、没有机会。当然现在情况好了，比如最近《青海电视报》上刊登的长江、澜沧江江源考察，由于考察人员实地到了那里，效果就非常好。但也有遗憾之处，他们在当地停留的时间较短，对当地地下的文物、资源谈得较少。

实地考察与藏学研究的各个分支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历史、人文地理。日本学者佐藤长在其《西藏地理研究》中曾对青海藏区一系列的历史问题做了考证，我写过５篇文章对他进行反驳［即《日月山与大非川——（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一》，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得仑诺尔与卡拉诺尔（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二》，载《青海史志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论西月河、列驿与食堂之驿路——（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三》，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七渡口的位置——（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四》，载《青海史志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自截支桥至悉诺逻驿唐蕃古道的走向——（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五》，载《中国藏学》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程按］。他的许多观点由于缺乏实地考察，出现了不少可笑的错误。他使用我国上世纪６０年代出版的中国地图册上的地名、道路，来考证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事情，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是因为牧区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名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如关于“曲麻莱”，他不知道曲麻莱这一地名是由两条河流的名字组成的。如果进行了实地考察，就会一目了然。当地的牧民把曲麻尔河与一条自东向西流动的莱姆河的交汇处称为曲麻莱松多，曲麻莱就是这样来的。可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曲麻莱是当时县治所在地（直塞松多），和唐代的曲麻莱相距有数百公里。由此可见，实地考察十分重要。

也就是说，要考证古代时期藏区的情况，使用现在的地名是不行的。因为有可能住在那里的人都已经变化了。比如清朝初年住在塞务河谷的部落，一部分移居到西藏去了，另一部分搬迁到长江以南了，而后来的居住者则是民国时期因躲避战乱从果洛及玛曲迁来的人，由果洛女王管辖。到了民国４０年前后，曲麻莱设置局成立时，才成为玉树的一部分。

藏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实地考察。当初，我看到“唐蕃会盟碑”上所记“洮岷以东属大唐国界”，觉得有问题，怀疑是古时的学者们相互抄袭出现了误差。我此时岁数大了，不能去西藏，只好请青海图书馆的同志帮忙，把在拉萨的碑文拓来，经过汉藏文对照，发现现在通行的碑文确有错误。当时天水以西已被吐蕃占领，洮岷以东又怎么会属于大唐呢？考察碑文却不考察原件，那怎么成？“会盟碑”立在大昭寺门前，谁都可以去看，只要有心就可以得到真知识。

研究藏学不实地考察不行，不访问当地的原住民也不行。当然当地的人也会出错，仍需要多方面考证。藏学的问题很复杂，比如关于吐蕃，曾经有人认为是吐发乌孤的后代，上世纪９０年代我驳斥这种观点，还遭到不少学者的围攻。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懂藏文，只是一厢情愿地用汉文来解释一切。如今研究藏区的历史问题，应当既要参考前人的研究，还要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听当地的藏族是什么说法，这很重要。所以研究藏学最好是懂一些藏文、会一点藏话。

另外，藏区地名、人名常常古今不同，翻译也不同，一定要意识到“陇音”与“川音”的区别，知道卫藏、安多、康巴方言的区别。正因为藏文本身有这样的区别，汉文本身也有区别，所以对学术上有异议的地方最好去实地看一看。比如如今舅舅译作“阿让”，过去翻译为“尚”；大臣一词唐朝时译作“禄”，如禄东赞，以后多译作“论”。唐朝时的翻译不少采用意译，比如澜沧江上游扎曲，唐时译作“大月河”，雅砻江上游的扎曲译作“西月河”，像扎曲、旦（当）曲这样的河流名称在藏区太多了，因此一定要对照实地认真甄别。明朝官方文献多采用音译，要注意汉藏方言的影响。清朝时朝廷多次对藏用兵，来自祖国内地的官兵常常出于标注的需要或不尊重当地民族习惯称谓，随意定地名、河流、山脉的名称，如将长江源流直曲（唐时意译“牦牛河”）与《西游记》牵强附会起名通天河等，给考证工作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好在时间距今较近，比较容易甄别。

还有，由于过去藏区没有固定的道路，地域宽广，每个人走过的路都有所不同，一些地名常常只是一个地望，大家又各按自己的爱好或见闻沿途起地名，也会带来不少的误会。所以研究古书时，一定要仔细与实地对照，与地图对照才行。古时的许多地名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在研究古籍时，需要仔细对照实地研究。

如今由于交通方便，许多学者去藏区考察，经常是朝到晚离，因此考证不严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我曾参加了一次对“唐蕃古道”的论证会，来自北京的几位年轻学者当时谈得头头是道，我说：“请问你们到过这些地方吗？”他们回答：“到过呀，我们已经考察了多次了。”我又问他们：“你们考察时是骑马还是乘车呢？”他们说是坐车由恰卜恰经玛多、玉树去西藏的。我就问他们，汽车一日数百公里，沿途的地名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有当地的向导，我又问他们对向导说过的有没有核对过，此时他们不说话了。过去我们骑马每日只能前进２０—３０里地，就这样还是错过许多，出现误差。另外，古今交通工具的不同，选择的路线会有很大的差别。［上世纪４０年代初，吴均先生曾受国民政府委托，带领一支约２０人的勘测队伍，以一辆四人拉的宽距大车为测量工具，徒步考察了西宁至玉树结古的道路，为青藏公路建设提供了第一份勘查报告，堪称青藏公路勘测先驱之一。——程按］

新的时代，中国藏学要有新的突破，青年学者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不过，要想取得新的研究成果，根本途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深入到藏区的高山大川、雪域草原老老实实考察才行。进行实地考察的人，起码要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要对所考察的地区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是说，首先必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汉文或藏文的资料，甚至是外文资料，对考察地区有一个初步的、概括性的认识。一般而言，这些材料可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有的资料年代太久，当地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或者社会的情况变化较大，可能会与现状不相吻合；有的资料可能会由于当初考察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结果有时也就会有所不同，有不同的观点。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正确考察的基本条件。

其次，要对当地的藏语及汉语使用情况有所了解。历史上对藏区的考察文献有不少，有的考察人员是从四川入藏的，所标注的地名、人名等都是使用川音，翻译也常常受到沿途的康巴语音的影响，加之康区的方言常常过山、过水就有变化，也会引起一些误会。清代以后，官方派往西藏考察的人士，多从甘肃、青海入藏，标注常使用陇音，所依靠的藏语是安多语。这种语言的差异对于后世考证文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上世纪“隆庆”和“囊谦”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就要求到藏区考察的人要预先对藏区的各种方言有所了解。我在校注《玉树调查记》时，曾在注释中对古书中长江、澜沧江等江源的称谓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通过对照，说明了在藏区“直曲”、“扎曲”存在不同的译名，如果不作严谨的调查研究，单凭现有的资料，就很容易张冠李戴，闹出笑话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后人由于对当地的语言习惯或对旧时调查者所使用的方言不甚了解而带来一系列的失误。

再者，调查者要对考察目的地的历史变迁有感性的认识。历史上，藏区人口流动频繁、政治动荡，时过境迁的事常有发生，这给实地考察带来了莫大的困难。好在如今《西藏通史》《青海通史》等全面性的资料唾手可得，为藏区考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在考察中，还要注意佛教和苯教的区别、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区别，特别是对一些古老的遗迹、寺院进行考察时要格外重视这一点，避免判断失误。对不同教派的活佛转世制度也要有所了解，一些活佛的转世对藏区局部地区的影响常常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因此，必要时，要对考察地的活佛转世制度以及转世系统作深入的了解。

还有一点，实地考察离不开与当地的农牧民、有关人士接触，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尊重土著居民的语言习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从而取得他们的信任，给你讲真话，说得更透彻。对于初次深入藏区作实地考察的学者而言，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作者：吴均　　　摘自：《中国藏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