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英：基础资料整理与藏学研究

资料整理工作是藏学研究的基础，其实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如此。藏学研究的资料有几个大的组成部分，最早的藏学研究是在汉文史料、藏文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藏汉文资料是第一手的和根本的资料；现在还要加上外文的资料，但外文资料大部分也是建立在藏汉文资料基础上的，是外国人研究这些资料后的成果。只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等和藏族地区发生直接的关系后，他们用外文记载的资料才成为研究他们和藏区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时代发展，要高度重视外文资料的利用。我们掌握外文资料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了解外文资料，掌握其研究方法，了解研究动态，有些可以做汉藏文资料的互相补充和印证。

中国学术界所说的包括藏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在１８、１９世纪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是用现代人文科学方法来研究和处理历史积累的资料。一般是开始利用汉文资料，后来再深入一步利用藏文资料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藏学事业最早是通过办藏语系，学习藏文，整理研究资料，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经历比较大的曲折，认为藏文的资料和藏传佛教关系很多，这些都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因此整理藏文资料的工作中断了。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发现国外的藏学研究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当时国内就有一些学者是用外文资料来做藏学研究的，甚至《青史》《红史》等藏文古籍也要看外文的译本，如欧洲人和日本人的翻译，这其实是不正常的状况。８０年代初，在国内有一批藏汉族学者开始做翻译和文献工作，还有办藏文学习班和古藏文学习班等，培养了不少藏汉等族研究人员。这一时期也是国内的藏学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中国学者有一大优势——就是可以直接利用藏汉文资料。藏文资料的收藏，我国是数量最多、最完整的，除了大量的木刻本和手抄本以外，大量的档案文献还有待整理开发。掌握最多最完整的资料，是我国藏学研究的重要优势之一。

至于藏文著作的翻译，开始时我国的藏汉文翻译的多是为报刊宣传和文学研究服务的，如格萨尔研究、民间故事研究等。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用了很大的力量整理出版了藏文典籍目录，国家集中了很多藏汉族学者完成了《藏汉大词典》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这些工作为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整理、翻译、研究这些藏汉文资料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对藏文的历史著作和宗教史籍的翻译也多了起来。可以说，藏汉文资料互译较多的时期也是藏学研究发展比较快的时期。我记得在１９７８年到中央民族学院读研究生时，关于藏族历史和宗教方面没有多少可读的书籍，《藏族简史》当时只是初稿，是一个十万来字的内部铅印本，王森先生的十篇资料也仅是内部资料，其他没有什么可读的东西。经过８０年代的发展，到９０年代出现了一大批藏学研究成果。现在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很快，藏文专业和藏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等也培养得很多。至于文献研究，以前翻译文献和作品在研究中利用得很快，现在藏学研究的面很广，但９０年代后期开始至今对藏文典籍的翻译工作重视得不够，翻译文献资料似乎处于一个发展中的间歇阶段，可以说处于低潮阶段，这个间歇阶段现在来看快要过去了。出现间歇阶段的客观原因主要是以前翻译队伍中的人很多去做研究或做学术机构的领导等方面的工作，出现了翻译队伍上的人才空缺等，另外，９０年代以来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强调写专著、出学术论文，对学术资料的翻译工作不够重视，有的单位和研究部门也对藏文资料翻译工作不承认或将工作量减半，统计科研成果不算或不重视，造成很多有翻译能力的人不愿意做翻译工作，这个问题对藏学研究工作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检索资料时就会发现还是８０年代的翻译资料多，大家引用的也多。

藏学研究资料工作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藏汉学者相互配合的问题。上世纪８０年代时比较注重藏族、汉族学者之间的配合研究，现在强调要个人独立完成才行，出现了藏族学者用藏文资料写作，汉族学者用汉文资料写作的情况，对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互了解、利用的不多。现在出现了资料丛刊的整理者与研究者脱节的现象，各种资料丛刊有的一出就是上千万字，但整理者多不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汉文资料整理的很多，如《明实录》、《清实录》、资料丛刊等，但整理者做研究者较少。有的资料集在目录以外还提供了索引，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新近出的资料集大多数没有索引。

藏文资料的应用与整理出版方面的问题。藏文资料的应用有其技术问题，加上藏文软件发展也比较慢，所以比汉文资料在应用方面要困难得多。比如汉文可在网上看《清实录》等，因而资料应用相对比较容易，再如美国的金·史密斯是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和很大的一笔经费做图书资料工作。至于现在出的书是很多，但到底有哪些书，存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见得比外国学者清楚。现在出了不少藏文资料，如恰白先生在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那一套书，其他各相关出版社也出了不少藏文古籍。但相对来说，缺少比较有系统和有计划的研究资料，现在所出的资料显得比较分散。

从事藏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的优势和要注意的问题。现在从事藏学研究的藏汉族青年学者和培养的研究生等有很好的条件：主要是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从事研究，研究的面也很广，艺术学、敦煌学、西夏学、蒙古学相关学科的知识等了解得多，与其他学科能够结合得更好等，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相对来说，现在的学者要比早期的藏学研究者研究条件要好得多，利用学术资料也比较深入。像现在中青年学者到卫藏、康区、安多地区考察的机会很多，还可反复去调查。以前老一辈的学者如刘立千在翻译《卫藏胜迹志》时，有许多地名是通过文献比较出来的。现在有的学者就可以到实地去考察，西藏文化部门和研究部门出版了很多地区志、地方史的书，为西藏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研究《卫藏胜迹志》，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果。总的来说，现在从事藏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应在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多利用藏文资料来进行研究。

有计划整理资料，用现代化手段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要比以前好得多，但在现在的藏学研究中，资料工作与研究工作仍然有脱节的现象，现在搞研究的专管研究，管资料只管资料。研究人员需要资料，往往是自己去找资料，找到了用，找不到就没有办法。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做，有计划地做好基础资料整理工作。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和发挥协作精神，使我们的藏学研究工作做得更快、更好。

（作者：陈庆英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