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日杖：编辑视野下的李安宅研究：学术研究综述的范式转型

李安宅研究近年来获得了较大的进展。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巴蜀书社，2010）、汪洪亮《变动时代的人生与学术：人类学家李安宅评传》（人民出版社，即出）是专深、综合这两种研究取向的代表性成果，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套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推进李安宅研究的尝试。中国知网汇集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以中国知网有关李安宅的论著为中心，结合其他来源的成果，可以较好地反映李安宅研究的现状并对其进行评估。在李安宅研究逐渐兴起的情况下，适时进行总结、回顾、评估，是将李安宅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的一项基础工作。[1]

一、李安宅研究的成绩及问题

据近期（2014年10月5日晚上）检索“中国知网”有关李安宅研究的论文，篇名检索“李安宅”共有相关论文26篇，主题检索“李安宅”共有90篇，全文检索“李安宅”共有242篇。篇名检索即论文题目中含有“李安宅”3字的文章，共26篇，这是中国知网中有关李安宅研究的最核心的论文。这些论文构成了笔者所言的李安宅研究的核心区。主题检索共有相关李安宅的论文90篇。这90篇文章中包括篇名检索所得篇名中直接提到李安宅的论文26篇，此外则为非核心但与李安宅研究有较大关联的论文。这些非核心、但与李安宅研究关联度较大的论文，构成了笔者所称的李安宅研究的“关联区”，共64篇。全文检索李安宅所得论文共242篇，除去篇名检索及主题检索“李安宅”所得论文共90篇，共有152篇，即为笔者所言边缘区论文。理想来看，应结合其他来源的有关成果对李安宅研究的核心区、关联区及边缘区相关情况分别进行分类探讨；由于三区论文总量并不太多，有关研究方法亦具有可操作性。然而，限于时间、篇幅等方面的因素，下文主要对核心区展开重点分析。

中国知网有关李安宅的核心区文章共有26篇，数量并不多。对于评估李安宅研究的现有成果来说，核心区文章最为重要。考虑到篇数并不多，在归类分析的过程中，对大部分文章均予以提及。而对于关联区及边缘区则采取另外办法。通过对核心区的分析，对李安宅研究的现状评估如下：

第一，李安宅研究大致从2006年开始兴起。

从汪洪亮《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起，李安宅研究大致告别对李安宅本人及其具体论著进行介绍的层面，开始进入扎实研究的阶段。自2006年起，这些论文中有13文较为重要，按发表时间大致排列如下：汪洪亮《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2]；陈波《“坝上”的人类学:李安宅的区域与边疆文化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王确《李安宅的美学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邓杰《李安宅与边疆服务运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汪洪亮《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汪洪亮《应用人类学视野中的民国边疆服务运动——以李安宅的相关论述为中心》，《思想战线》2010年第5期；汪洪亮《在建设科学中寻求“活的人生”——浅谈李安宅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16日；汪洪亮《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汪洪亮《李安宅的学术转型及时代动因》，《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齐钊《个人心史与学派历史勾连的困境与张力——评〈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张亚辉《安多社会的知识性格——读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汪洪亮《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民族学刊》2013年第6期；苏杰《李安宅：负起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责任》，《中国民族报》2014—05—23。

汪洪亮《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可以说国内李安宅研究界标性的一文。尽管汪洪亮本人对此文并不满意，但此文由于其开拓性的意义，为诸多学人所引用及下载，成为中国知网核心区有关论文中引用量最多及下载量亦大的论文。2006年起，有关研究涉及了李安宅学术人生的方方面面。因此，汪洪亮《变动时代的人生与学术：人类学家李安宅评传》（人民出版社，即出）也就有较为扎实的基础了。

第二，汪洪亮、陈波在推动李安宅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作为研究李安宅的专著，具有重要的拓荒意义。中国知网核心区有2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陈波的李安宅研究。一篇是陈波本人的论文：《“坝上”的人类学:李安宅的区域与边疆文化思想》。另一文为他人为陈波专著所作的书评，即齐钊的《个人心史与学派历史勾连的困境与张力——评〈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著作出版前少有文章发表，无疑失去了在专著出版前经学界同行检验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扩大学术影响的机会。在当今的考核评价机制来说，论著有关内容先在期刊上发表，也是迅速增加作者学术产出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学术期刊只发表原创性的成果。相关专著出版后，收入专著中的内容，往往不能再化为文章出版；而文章发表后，再体现到专著，则文章及专著均算入原创性成果。作者是出于应对学界竞争的考虑，还是出于纳入丛书以解决学术出版经费的考虑，笔者未经访谈，不得而知。

从论文发表来看，汪洪亮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2006年起，较有学术性的13篇论文中，汪洪亮一人即有7篇（见上列文章）。其中，除去发表在不同媒体、详略不同但内容相近的两篇外，各文均从不同的角度对李安宅进行了探讨，但大抵是从学术（边疆研究）与人生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这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考察，是汪洪亮基本的研究取向，笔者以为反映出来的是历史学者的研究方法。因此，其专著以“变动时代的人生与学术：人类学家李安宅评传”为题，反映了其长期以来研究李安宅的基本视角，反映了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博士教育背景的学人对近现代以迄当代学人自身命运的关注。当然，汪洪亮将李安宅定位为“人类学家”大概是受了此前陈波专著《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及李安宅逝世后四川师范学院对李安宅身份定位的影响。其实，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撰写李安宅的全面评传，将其定位为人类学家是不公平的。从汪洪亮的书稿框架来看，汪洪亮并非将李安宅作为人类学家去探讨的，而更多是将其作为个案，反映近代中国成长起来而在当代中国过世的那一代学人的生存境遇。汪洪亮力图反映的东西其实主要还是历史学人的雄心，关注重心其实并不在人类学，人类学家只是作为一个标签（在没有更合适的标签前所采用的一个标签）罢了。

第三，四川学者在李安宅研究方面起着主要作用。

1969年，李安宅夫人于式玉教授辞世；1985年，李安宅亦逝世。李安宅逝世后，四川有关机构的学者就着手整理李安宅夫妇有关著作8种。由《李安宅藏学文论选》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1990年6月作的“整理出版前言”，可知先期出版的还有《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可见该整理编辑委员会在李安宅先生去世数年就在整理编辑李安宅、于式玉两教授的遗著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1989年到1992年，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出版了《李安宅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此后于2002年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合集出版。有关文集将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发表于各刊的文章进行汇集。收入文集中的李安宅文章原发刊物有：《现代评论》《责善半月刊》《海潮音》《新西北月刊》《华文月刊》《边政公论》《力学月刊》《康导月刊》《华西边疆研究》《西南人类学》杂志（英文版）《人类》《皇家亚洲学会杂志》（英文版）。文集集中展示了李安宅研究的重要成就，省去诸位学人找寻相关论文的困难，同时为今后学人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资关注的刊物。对李安宅教授及其夫人于式玉有关藏学论文的整理出版及近年来李安宅先生早年著作的再版，有力推动了李安宅研究的进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取向，即对李安宅、于式玉夫妇进行总体关注与考察。

关于该整理编辑委员会的情况，笔者曾电邮询问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并根据《李安宅藏学文论选》有关前言后记得知该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近况。李绍明、贾大泉、任新建、陈世松、娜姆等学者，均是参与者。其中，李绍明先生、贾大泉先生均归道山。任新建、陈世松、娜姆诸位仍在世。任新建对该委员会有关情况，知道不少。当年参加《李安宅藏学文论选》编辑工作的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学研究室贾大泉、任新建、周群华和四川大学拉姆，注释由任新建担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陈宗祥同志对全稿作了审定。”[3]正是这些四川学者的努力，为李安宅为国内学界所了解、所重视、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6年之后，李安宅研究逐渐兴起，是与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有关著作的整理出版密切相关的。2006年后涉足李安宅研究的学者，主要亦是四川学者。主要研究者中，汪洪亮为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曾在四川大学师从杨天宏教授（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院长）攻读博士学位，陈波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其他研究者中，王川教授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邓杰则师从川大杨天宏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互相配合，在李安宅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安宅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任职于四川有关高校及学术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四川师范大学。其主要研究方向——藏学、主要学术方法——人类学也是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川内高校及研究机构所重视的。四川师范大学还存有李安宅先生的大量档案，因此四川师范大学具有研究李安宅的重要优势。2014年10月举办的“龙泉驿历史文化名人研讨会”专门设立的李安宅专场，是国内第一次专门对李安宅进行探讨的学术研讨会。该会亦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办。

第四，有关李安宅研究的成果多发表在民族学类期刊。

学界李安宅研究核心区成果，发布平台有中国博硕士论文库（针对学位论文）、报纸及期刊。学位论文只有1篇：王确《李安宅的美学思想研究》。报纸上的文章有4篇：苏杰《李安宅：负起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责任》；孔令春、彭秀良《李安宅与“边疆社会工作”》，《团结报》2012年5月24日；汪洪亮《在建设科学中寻求“活的人生”——浅谈李安宅的学术人生》；赵志研《李安宅：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民族报》2008—12—12。期刊是反映李安宅研究进展的主要载体，剔除重复文献2篇，共有新刊成果19篇。

发表李安宅研究成果的期刊，分类整理如下：民族民俗类期刊：《民族研究》《民族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原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俗研究》；藏学类期刊：《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大学学报》；学报类期刊：除了已归入前两类的《民族学刊》《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藏大学学报》外，还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四川文理学院学报》《宜宾学院学报》《平顶山师专学报》。

在民族民俗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有10篇（若将藏学期刊纳入，则有14篇），分别如下：《民族研究》有1篇：邓锐龄《介绍李安宅著〈拉卜楞寺〉》，《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民族学刊》有3篇，均为汪洪亮的：《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西北民族研究》有2篇：吴银玲《读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张亚辉《安多社会的知识性格——读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包括《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有2篇：杨淑贤《一部直通读者呼吸感受的著作——评李安宅的〈美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陈波：《“坝上”的人类学:李安宅的区域与边疆文化思想》。《思想战线》有1篇：汪洪亮《应用人类学视野中的民国边疆服务运动——以李安宅的相关论述为中心》；《民俗研究》1篇：齐钊《个人心史与学派历史勾连的困境与张力——评〈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

在这些刊物发表的李安宅论文中，《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发表的邓锐龄《介绍李安宅著〈拉卜楞寺〉》表明1980年代初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关注李安宅的研究成果。由于国内学界开始不断介绍李安宅有关著述，邓锐龄开创的研究模式，在2006年起李安宅研究总体上更具有研究意味的同时，这种带有介绍色彩的论文，仍时有出现。对李安宅相关论著的介绍、整理，为2006年以后李安宅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研究》作为民族学领域的最高级别的刊物，在推进李安宅研究方面，是有开拓之功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发表了陈波在出版国内第一本研究李安宅的专著——《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巴蜀书社，2010年）前唯一一篇在中国知网收录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陈波：《“坝上”的人类学:李安宅的区域与边疆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陈波学术思想的精髓，因此《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在李安宅研究的推进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民族学刊》2010年创刊后，即刊发了汪洪亮研究李安宅的论文3篇。

在藏学类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4篇：《中国藏学》有2文：李绍明《评李安宅遗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王先梅《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忆李安宅、于式玉教授》，《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西藏研究》有1文：张庆有《记中国藏学先辈——李安宅、于式玉教授在拉卜楞的岁月》，《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西藏大学学报》有1文：汪洪亮《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在这些期刊中，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西藏大学学报》虽仅有发表相关文章一篇，即汪洪亮《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但此文却在学界的李安宅研究中起着重要的界标作用。

学报类期刊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李安宅研究，但不同学报刊发的有关论文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由大学有关机构主办、专业性比较强但刊名没有“学报”字样的刊物，在学报界内亦被视为“学报”，但此类“学报”同一般学报所具有的大而全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办刊风格有较大特殊性，更容易集中发表专业性的研究论文。而民族大学学报、《思想战线》等刊物，由于所在大学及地区的特色，亦重点关注民族类文章，故而均归入民族民俗类期刊。去除此类学报外，纳入此处的学报类文章并不多。仅有4文：邓奎金《已故教授李安宅、于式玉终生从事藏学研究工作的结晶〈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出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邓杰《李安宅与边疆服务运动》；汪洪亮《李安宅的学术转型及时代动因》；王希杰《重读李安宅〈意义学〉谈学风问题》，《平顶山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

除了专业性较强的学报外，其他学报亦为李安宅研究做出积极贡献，而与刊物级别无必然联系。《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发表的《李安宅与边疆服务运动》被引9个篇次，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然而，不可否认，有些学报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学术界不少质量不佳的文章正是通过学报这一平台刊出的。《宜宾学院学报》一年办有12期。这种频次的学报，在国内各类学报中特别是“学院”主办的刊物中是极少见的。出刊频次太快，是否会影响论文的学术质量，值得考虑。但学报类期刊，往往较一些社会刊物在这方面还是有所顾忌的。张瑞东《李安宅对“礼”文化的功能主义分析——读〈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发表于《学理论》2012年第17期。《学理论》上发表的文章长度多有仅两页者。一篇规范的、有一定创造性的学术论文，能在短短两页的篇幅中将论题阐释清楚，实在值得怀疑。

第五，定量分析可以作为评估李安宅研究的参考。

运用中国知网有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作为定性分析的重要配合，绝不能取代定性研究。并非越具体、越复杂就越客观。笔者在这里主要据有学术质量的文章的数量比对来判断李安宅研究的分期。这种区分，是建立在对相关论文学术质量判定的基础上的。引用率、下载量等常用指标则可以作为定性分析的重要参考。

从被引情况来看，被引5个篇次以上（含）的文章共有9篇。汪洪亮《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成为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章，达17次，远高于其他被引文章。邓杰《李安宅与边疆服务运动》被引9个篇次。被引7个篇次的有：汪洪亮《应用人类学视野中的民国边疆服务运动——以李安宅的相关论述为中心》、王希杰《重读李安宅〈意义学〉谈学风问题》。被引6个篇次的有：汪洪亮《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王先梅《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忆李安宅、于式玉教授》。被引5个篇次的文章有：李绍明《评李安宅遗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张庆有《记中国藏学先辈——李安宅、于式玉教授在拉卜楞的岁月》、邓锐龄《介绍李安宅著〈拉卜楞寺〉》。被引6个篇次以上的均为2001年以后发表的论文，被引在5个篇次的文章都是2000年之前的文章。考虑到学术研究必然具有的延续性，有关数量分析只是作为定性分析的参考，特别不作为期刊评价的指标，上述有关引用量并未将自引排除在外。

下载量反映了读者将有关文章下载查看的情况。下表系据2014年10月31日最新查看的根据下载量排序（附被引频次）的文章目录。

对于数量分析的适用边界及局限，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如何看待前后两个时期论文发表数量的差异。从2006年起到2014年，核心区共有19篇研究李安宅的论文，而在1983年到2005年这13年间，中国知网仅有研究李安宅的文章7篇，且多为介绍性。前后两个阶段论文数量的差异，要考虑中国知网最初是从1994年开始收录，但近20年来该网也一直在回溯整理更早时期的期刊成果，并取得了重要进展，甚至部分重要刊物回溯到民国，将民国时期发表的论文都收录了。同时，随着国家对藏学研究的重视，藏学研究队伍的扩大、藏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国藏学》等学术刊物的创办，以及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史地研究等相关学科、相关领域的类似进展，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李安宅研究，总体上也有更多的学术平台发表有关李安宅的各方面成果。正是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学界对李安宅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从而使得以2006年为界的两个时期文章数量、质量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二，如何看待被引量、下载量。文章的被引量及下载量，反映了有关文章被学界引用及下载情况。下载量的差异，大致可以表明读者量的差异。但读者读后的体验，对读者的启发作用，则不是被引量本身所能解决的。被引量是有关学术成果为相关研究者阅读并引用的情况，反映了有关相关研究者对已有成果的利用。但引用本身的质量（利用质量），则无法从引用量中获得。而且，将被引篇次排序与下载量排序进行对照，发现走势相近者有之，差异很大者亦有之。因此，被引量、下载量只能作为学术质量评价的参考，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有关文章本身的阅读来确定文章的质量水平。

对李安宅研究的评估，核心区文章的深入分析固然重要，但对关联区、边缘区的探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例如，可以有效判断核心区论文对关联区、边缘区的影响，相关研究对李安宅研究的推进情况，李安宅研究今后的可能进路及重要生长点。由于文章写作时间及篇幅的限制，且对关联区及边缘区大致考察所产生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下文探讨李安宅研究今后的可能进路中得到体现，因此对李安宅研究关联区、边缘区的评估不拟具体展开。

通过对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的分析，可见李安宅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问题亦是不容忽视的。总体上看，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并不太多，较多体现在汪洪亮的相关论文中。研究队伍主要是四川本地学者，李安宅研究因而具有了很强的四川地方史色彩，这与李安宅所具有的学术影响颇不协调。李安宅研究涉及领域众多，但还更多是民族学类、人类学界、藏学界的学者对李安宅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界对李安宅的关注则较少，少见有深度的研究论文。李安宅著译内容不少，对其著作的研究较多，而对其翻译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几无。发表论文的刊物主要民族学、人类学、藏学相关刊物。高级别、有影响的刊物所发有关李安宅的论文并不多，所发文章除早年的介绍性文章外，标志性的研究性成果少有在这些刊物上体现。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李安宅研究的通道交待并不是太明显。各项成果最终要通向何方，交待不清，或几无交待。不少文章本可以由此做得更厚重些。

总之，学术评估要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可以通过对核心区、关联区、边缘区各组论文的具体内容与发表情况（包括对作者、刊物、下载、引用等）的综合分析，对目前李安宅研究的学术队伍、研究套路、发展后劲、不足之处等方面进行评估。通过对“三区”论文总量及各组论文的分析，李安宅研究还具有很大的空间。陈波、汪洪亮的相关论著，只是从不同方向为李安宅研究的深入奠定了两块基石。全面深入的李安宅研究专著的出现，不仅需要从不同角度推进李安宅研究，而且还需要其他相关研究的配合，从而完成否定之否定，形成较为全面、较有深度的学术专著。

二、李安宅研究应坚持的基本理念及可能进路

李安宅研究的深入开展，在理论层面上要有所认识，有所坚持。这是研究进路不发生重大的偏差基本保证。在沿着各种可能进路研究李安宅时，应强调李安宅研究应持有的基本立场，即如何看待李安宅及李安宅研究的问题。

（一）李安宅研究应持有的基本立场

1.周边视野研究李安宅，只是表明李安宅成为研究的核心，但并非研究的全部。李安宅并不是孤立的人，总是与周边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只有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周边，才能正确理解、定位核心，才能准确理解李安宅，看到较为完整多样的李安宅。研究李安宅不仅仅包含李安宅本身做了什么，还包括周边的人怎么看李安宅，李安宅又对周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周边看李安宅，可以有多维视角。一是从其研究的主体来说，主要研究边疆民族史。从李安宅相关研究中涉及的相关地点，研究李安宅的学者，要有一种人类学意义上“重返现场”的准备。通过阅读李安宅阅读过的书、阅读李安宅所在各时代著述等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对李安宅共时代人物进行系统考察。采取这些途径，有利于准确获得李安宅从事相关研究所具有的历史时代感。二是，从其学术的重心来看，李安宅主要成就在于研究，而翻译构成了他的周边。这些周边，一方面提供了李安宅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支撑，另一方面，也为后人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从而使李安宅的影响渗透到各有关学科。三是，从人生的重心来看，学术是其重心，生活可能是周边。要探讨李安宅学术之外的东西，不仅要弄清史实，还要探讨其与学术的关系。四是，从其接触的人物来看，有较为密切者，有联系较为一般者。有学界中人，也有政界人士。有师友，亦有学生。李安宅过世后，有关学生为整理出版李安宅的遗著、为介绍李安宅的学术成就、传播李安宅的学术思想，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2.客观研究关于如何看待李安宅，陈波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今天读到的‘李安宅’，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被裁剪和删节的李安宅。他首先是被他的时代所裁剪，然后被冒充跟从他的那些人所裁剪、删节。李安宅成了他们手上的一个半成品，需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手才能完成，才能公之于世，才有脸见人。我私下里替李安宅先生感到愤慨、羞耻和无奈。他的时代和冒充的跟从者担当制造空缺的重大责任，是他们塑造了李安宅，但却是以和他们的意图相反的方式实现的。换句话说，他们塑造的‘李安宅’愈加辉煌，他们制造的空缺也就愈加明显，‘李安宅’的形象也就愈加脆弱，而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李安宅先生的重要性也就愈加突出。”[4]陈波这一段话无疑会刺痛相当一部分人，“真”的让不少人难以接受。陈波所提到的两个“李安宅”，可以概括为“真实的李安宅”与“建构的李安宅”；从较严格的求真角度来看，甚至概括为“真假李安宅”。

笔者以为，不仅存在2个“李安宅”，而且存在着4个“李安宅”。即，笔者主张区分出4种意义上的“李安宅”。1.“历史意义的李安宅”：这是最为真实的李安宅，在其出生之年起就在不断发展变化，迄于生命终点。2.“史学意义的李安宅”：较为真实的李安宅，是通过可靠史料及逻辑重建获得的“李安宅”，较为逼近“最为真实的李安宅”；这一较为真实李安宅形象的建构，是史学研究或说科学研究应着力追求的。3.“建构的李安宅”：这种李安宅以必要的史料为支撑，建构者受各种因素影响，将自己的情感、利益等因素考掺杂进去，甚至以私利为中心对李安宅进行重构。这种重构的李安宅可以称之为“道具意义的李安宅”。4.“形象学意义的李安宅”：历史的李安宅一旦来到世上，就产生了别人心目中的李安宅问题，笔者称为“形象学意义的李安宅”。而李安宅逝世后，受各种因素影响，“形象学意义的李安宅”的建构即在加速展开。这种意义上的李安宅，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意义的李安宅”、“史学意义的李安宅”、“道具意义的李安宅”融合的结果，但又不完全等同。

“历史意义的李安宅”从出生以来不断发展变化。留下来可供学者研究的材料，总是片断。而有意义的片断，是可以反映李安宅的大致面貌的。通过挖掘有意义的片断，经过客观分析所获得的“李安宅”，是逼近历史意义上的李安宅的。而“道具意义的李安宅”是有关建构者出于各种考虑，将李安宅作为可以任人打扮的对象，为达到特定目的而有选择地选取李安宅的片断，杂以部分私货或假货，重组而成的李安宅。将历史或史学作为工具或道具，一方面是历史或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结果，二是研究者不可避免必会掺杂进一些感情的因素，即主观性的渗入。陈波敏锐地观察到“历史意义的李安宅”，有被窜改为“道具意义的李安宅”的风险。陈波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描绘出“史学意义的李安宅”，进而达致逼近“历史意义的李安宅”的目的。

“史学意义的李安宅”具有其多样性，即不同学者在研究中所获得的李安宅，形象是不同的，但不能彼此否定，而是彼此可以互为“真实”。这种互为“真实”，未必如学界常用的“盲人摸象”的比喻（认为每个学者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个部分，因而均是片面的。完整的大象是这些部分的综合）。如果套用“大象”作喻，大抵可以理解为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从不同角度看大象的问题。小朋友与成人看大象，会有不同的理解，不能说小朋友看到的大象是真的，而成人看到的大象是假的；反之亦然。兽医看到的大象与常人看到的大象，也会有不同，但两者所看到的大象“互为真实”。在地面上近距离看到的大象，与坐飞机从空中俯视看到的大象，两者虽然亦不相同，也不妨碍两种视野下的大象均是“真实”的。理解史学研究及李安宅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互为真实”问题，有利于不同研究者之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研究者与读者之间产生较为包容的心态。

“史学意义的李安宅”的建构，就要求建构者保持足够的公心和客观，从而使有关建构更加合乎于“历史的李安宅”。一旦建构介入，总有必不可少的失真。一是建构的材料本身是不完整的。二是出于建构的需要，总要舍弃一些东西。写作总是要面对相应的读者，建构过程中总会对有关史料进行主次详略的考虑。建构的结果，不管是公心还是私心，总是会对真实造成一定的伤害。史学意义上的李安宅，就是要将展示历史真实的同时，对历史真实的伤害降到最小限度，并不完全排斥建构。为此，选精、集萃成为一种必然；选精、集萃的结果，必然造成对历史真实的伤害。选精、集萃出来的李安宅，也是“历史的李安宅”本身常难以达到的。当然，“史学意义的李安宅”与“道具意义的李安宅”是有很大区别的。“道具意义的李安宅”建构者往往怀有较大的私心，使有关建构面临着崩蹋的巨大风险；这一意义上的建构正是“史学意义的李安宅”的建构者应极力避免的。

当然，客观研究李安宅不能只研究“历史意义的李安宅”，还包括周边的人如何带着一定主观色彩地去看待李安宅，这里实际上涉及了形象学意义上的李安宅问题。将后者排除出研究领域之外，并不意味着研究的客观，可能反而说明有关研究在客观的旗帜下的反客观。讨论李安宅的影响，被影响者难免要根据自身的理解来建构李安宅，从而体现李安宅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会有超越“历史意义的李安宅”、“史学意义的李安宅”的情况。研究后来者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及历史情境下重新建构李安宅，亦是理解李安宅、研究李安宅应考虑的一个方面。形象学意义上的李安宅，未必完全真实。但后来者建构出来这样的李安宅，却是真实的。“史学意义的李安宅”的研究者，一方面要说明“形象学意义的李安宅”与“史学意义的李安宅”的区别，特别是其中不合乎的内容，以体现史学研究者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则要说明“形象学意义的李安宅”、“道具意义的李安宅”是如何建构的。研究李安宅，自然要讨论李安宅的影响，而一旦谈及影响，就是“真实的李安宅”与后人互动的过程，并不是获得“真实的李安宅”就可以获得的。李安宅作为一个人物，是历史的；而李安宅的影响，则具有当代性。客观的李安宅研究，既要研究李安宅的历史性层面，也要考虑李安宅的当代性层面以及两者的融合。

3.价值区分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可以通过体现研究对象的历史价值（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来说明研究者从事该项研究的意义。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揭示研究对象的研究价值。这种研究价值的存在，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历史价值有较大的相关，也可能关联不大。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之间有联系，有差异。要区分研究对象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这个笔者近年多次提及。对于李安宅研究来说，李安宅在人类学等学科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自然值得研究。但并非只有这一层面值得研究。李安宅从清末（1900）到上世纪80年代（1985）漫长的人生路程中的各种遭际，本身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其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藏学家等种种身份头衔，仍免不了人生的跌宕。这既有那个时代共性的因素，也有值得考量的李安宅自身的因素，从而彰显了李安宅重要的研究价值。

研究对象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的区分，使得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具张力。研究者不必为了强调自身研究的价值，而去过分强调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可以更加有破有立、破立结合地加以研究。对于李安宅研究者来说，研究李安宅在诸多学科、领域中的重要贡献，即强调李安宅的重要，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分析李安宅在何种意义上来说不重要，也是要考虑的。可以研究李安宅取得成果的各种因素，即突出李安宅个人之外的各种因素对其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与中外学者在类似问题研究上的成就作比较，来理解李安宅。就李安宅本人的学术工作来说，专著类及翻译类作品自然有不同的影响周期及生命周期。翻译类作品时过境迁，可资参考的价值一般而言可以显著降低。研究历史人物，不能仅是为了立，是要破立结合的。这样，才能发现一个较为完整的李安宅。同时，也正是因为有破有立，李安宅的研究才比较深入、客观。

（二）推进李安宅研究的基本路径

周边视角、客观研究与价值区分是笔者认为推进李安宅研究应秉持的3个基本立场。在此前提下，笔者提出如下推进李安宅研究的基本路径，供学人参考。

1.通读李安宅先生的有关著作研究李安宅，通读李安宅的全部著作，自然是相当重要的。研究梁启超，任何一个研究者，要将梁氏的著作通读一遍都是有困难的，因为梁氏的著作太多了。李安宅著作在收集完整的情况下，通读则不是很大的问题。王川教授指导研究生完成了《李安宅先生论著目录》的整理[5]。该目录尽可能收集了李安宅先生（1900—1985）的文稿，包括了公开发表出版者（国内的、海外的）、公私收藏的未刊稿。这些文章目录的整理，对推动当前李安宅研究的深入具有很大的意义。而在此之前，从资料把握来看，是有较大不足的。根据该目录，李安宅的专著（包括论文集、论文集、合编等）有15种，译著有7种。更难得的是，该目录整理出了李安宅著译的单篇文章，包括译作、论文、报告、未刊文稿等。对李安宅的作品进行系统收集及通读，是推进李安宅研究的重要一步。目前李安宅研究方面运用到的李安宅本人作品还较为有限。

2.挖掘各种史料，发掘出“周边”对李安宅的意义史料的挖掘对李安宅研究的深入，无疑是相当重要的。研究李安宅这样在当代过世的民国学人，要特别注重档案的利用。通过档案，可以看到李安宅本人经历、感受过的各种事件、体验。通过各种史料，整理出李安宅“周边”的情况，可以与档案史料形成互动，共同推进李安宅研究的深入。这里对“周边”的探讨，主要指与李安宅发生联系的种种人物。

从周边看中国、从边疆看中国是两种具有较强的人类学意味的研究进路。前者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所力倡；后者则是笔者近年所着力主张的。汪毅夫教授多年来强调“文学的周边”，亦有相应的旨趣。通常所言的“功夫在诗外”，反映的是同样的道理。从研究李安宅的著作，转向研究李安宅的周边，有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色彩。李安宅本人的著作及留下的其他相关资料，是核心材料，固然重要。由于历史资料总是片断留下，需要周边的相关人物资料加以补充。更何况，李安宅对他人发生的作用与影响，很大程度上超越出他本人的控制；周边人物在不同时期对李安宅的理解与认识，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成长都受身边人的扶持及限制，同时他自己也扶持及限制别人。众人如此互相关联而有团体的成长。”[6]

周围人物与李安宅发生联系的程度各有不同。尽管如此，这些人物都构成李安宅人生的一个部分，是研究李安宅所要考虑的内容。学界对李安宅周边人物的关注及综合把握存在很大的不足。全面深入地研究李安宅，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建构李安宅的联系网，更多考虑有关影响是如何产生、形成与扩散的。这一进路，所能探讨的空间相当巨大。为此，最主要的一项基本功，则是要将与李安宅发生联系的人物的名录整理出来，附上各人基本简介。要下很大功夫，将与李安宅发生联系的相关人物分层次进行整理。有关李安宅联系网的探讨，当前学界主要是将其与其夫人于式玉一并讨论，对其他相关人物却少有探讨。这些相关者包括家庭内外、学界内外等不同方面的人物。在李安宅漫长而跌宕的人生中，影响李安宅及李安宅所影响到的人物，数量上应是相当巨大的。仅据已出版的有关李安宅的专著及论文，便可以发现不少值得关注的人物。撰写较为全面的李安宅传记，对这些人际关系的系统梳理，则是重要前提。

研究李安宅应关注的人物，这里罗列部分人物的相应事迹，以作例证。

李安宅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其个人努力的结晶。其夫人于式玉作用很大。李安宅的妻兄于道泉曾言：“李安宅所写的关于藏族宗教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妹妹把藏族学者口述的材料翻成汉语由李安宅编写成文章发表的……还多多少少有一些是两人合作的成果。”[7] 1946年，于式玉受聘担任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研究助理一职。正是在此期间，她与耶鲁大学欧兹古教授交谈中介绍了李安宅的研究情况，引起了欧兹古关注，促成了耶鲁大学邀请李安宅前往讲学一年，并为其申请到4000元研究费，使李安宅能安心写出《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即后来整理出版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8]

李安宅的学术交往，是研究李安宅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从《两性社会学》有关书序中，可以发现许地山、吴文藻、顾颉刚以及燕京大学欧洲语学系刘兆慧（George R. Loehr）等中外人士在书稿校订、特殊外文词的翻译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是李安宅在抗战期间研究藏族宗教的结果，是对拉卜楞寺的出色研究。“出版前言”提到：1938年他与于式玉接受了陶孟和、顾颉刚两师的建议，从北平前赴甘肃兰州，再进至藏族地区拉卜楞的。此前顾颉刚为调查西北教育已去过甘南地区。而李安宅亦曾带队去从事人类学、民族学调查。1937年春，燕京同清华合组了一个30多人的内蒙古参观团，由李安宅带领，同去者有于式玉、雷洁琼、梁思懿等。

李安宅关注的层面，并非仅仅在学术。李安宅对政治向有关注。萧乾回忆，五卅运动后，“我结识了四堂兄在齐鲁的一位同学李安宅。我从他那里借来不少册子，有讲不平等条约的，也有谈及全人类解放的。每次去还的时候，安宅总问问我看完的感想，并鼓励我把小册子传给同学——传给‘穷哥儿们’。这样，没经过仪式，没有填什么表格，我就成了CY的一员。当时我是出于一种反抗情绪，满以为这么一来，世上的不公正以及一切恶人恶事，就可以一举消灭了。在谈话中，我常骂宗教。安宅却要我多利用宗教来开展活动。……假日，我有时到海甸老虎洞的安宅家去开会。有一次，他说要去外地——后来才知道他去了库伦。他又把我交给了于道泉，并且告诉我，除了他们两人，谁也不知道我这一个关系。”[9]李安宅不同时期与国共两党的政治联系，深刻影响其在1949年之后的人生进程。

从人际角度讨论李安宅的周边时，要特别注意两类人，即所调查的边疆地区人民及来华外国人。有关来华外国人的资料较多。李安宅的夫人于式玉曾言：“我的爱人李安宅是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的，他常对我讲：中国幅员极广，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只限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地带，而大片地区如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却各方面都落后，现在政府视若无睹，学校的知识分子都愿意集中在大城市里，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可是处心积虑想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却不怕艰苦。日本人大批大批的往内蒙古，英国人不断进入西藏去进行挑拨离间。我们自己的国土，我们为什么不进去工作呢？”[10]正是外国人因素的刺激，引发了李安宅从事边疆民族史、边疆人类学的研究。李安宅不时关注了外国人在华的情况，关注到相关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李安宅得到来华西人的不少帮助。研究李安宅，仅仅从汉文资料、档案角度来考察是不够的。

3.根据李安宅著作所引文献及有关地点，做“重返现场”的调查研究李安宅，通读李安宅的著作自是十分重要。若对李安宅的阅读史、藏书史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去阅读李安宅当年读过、引过的论著，那工作量还是相当大的。然而，主要难点却不在于此。“要对前人的全部文字加以解释，必得具有与他同样处境的人士，方可全面且深刻。”这是奉李安宅为师的李绍明先生的观点。[11]这一观点完全适用于李安宅研究。对李安宅有关著作中所引文献著作及有关地点进行返回现场式的了解，是有重要意义的。

“重返现场”，有利于深入理解李安宅对有关资料的运用情况（所运用的资料是哪些，什么内容进入了李安宅的著作中，即探讨了李安宅的阅读史、书籍史、藏书史），从而对李安宅学术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有更为明确的了解。而对有关地点的考察，不仅仅要考察李安宅本人的考察，也要关注晚清及民国时期中外人士的诸多考察、研究。返回现场，包括两重含义，一是返回李安宅时代的历史现场；二是现代的研究者重返李安宅考察过的地方。前者，重视在同时代人中给予李安宅定位。后者重在基于有关地点、民风等研究对象在现代的情况，重新反思、审视李安宅当年的判断。这两方面均对研究李安宅的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李安宅研究藏族等边疆民族，语言自是十分重要的。李绍明指出：“不了解语言就想了解一个民族，这肯定不会全面。还有你不懂一个民族的语言,很难进入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12]

这些高要求，很可能是1949年以来培养出来的学者的知识结构颇难应付的，现行的学术考评体系也难以承担这样沉重的任务。从“同情地理解”角度而言，人类学家是能够较好地解读同样作为人类学家的李安宅，但是李安宅毕竟已是历史人物，因此，历史地理解、历史感亦是极为重要的。人类学意识与历史感可以说是写好李安宅传记的两个重要方面。考虑两人知识背景的不同，陈波、汪洪亮若各写一本综合性研究李安宅的专著，应该是各有特色的。

4.学术史的梳理对于一篇学术文章而言，通常要在文章开头交待文章的问题意识及学术定位。对此，笔者通常采用在导言中加个脚注的办法加以解决。有关脚注不宜过长，大致三五百字就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文章拟切入的角度交待清楚。而在文章的末尾，不是仅仅对文章进行小结，而是要交待文章的完成，可能将有关研究引向何方。笔者多年来反对“领域说”，而主张“通道说”，特别强调了“学术通道”的概念。认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他的贡献不在于占有了怎样的领域，而在于如何为自己、为他人开辟了怎样的学术通道（包括具体研究起自何处，又要走向何方）。

学术史的梳理，是论著最终出版前应完成的内容。意即，未必要等到通读所有已有成果才开始写作，而是在对已有成果有所了解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始写作，以保证论著的原创性。而在论著出版前，是需要有较为完整的学术史综述的。这样处理，一是交待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对前人的尊重；二是在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论著进一步调整、深化。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去梳理学术史成果。

第一，结合其他资料，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李安宅研究关联区、边缘区，深化对已有成果的了解，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发现新的研究进路。中国知网李安宅研究核心区仅有26篇，而关联区有64篇，而边缘区则有152篇。关联区的文章，与李安宅研究核心区联系较紧，可以更好地体现出李安宅核心区的影响。事实上，关联区较好的文章，多有核心区学者、他们的同事及研究生。从发现新的研究进路的角度来看，边缘区具有比关联区更大的价值。边缘区有更大的可能发展壮大，进而推翻主流的研究范式。

第二，将李安宅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中进行对照研究。深入研究李安宅，可以将有关研究置于不同的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可以从研究对象李安宅出发，也可以从研究者对相关研究动态的把握出发。受各种因素影响，李安宅定位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藏学家。在这些定位中，要注意将李安宅与其同时代相关圈层人物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可以通过单篇论文逐步推进，而较为深刻、完整的比较研究，则可能需要通过专著的形式加以实现。当前，在李安宅研究的关联区，已看到少数比较性质的文章，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例如，社会学家方面，可以与雷洁琼作比较。民国时期，雷洁琼还是在李安宅的率领下出外进行边疆调查，而在当代中国她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均远超李安宅。个中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时代因素在起作用？

从近现代人物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李安宅置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中进行考察。知识分子的地位、命运，在1919年以后，跌宕起伏。对于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命运，学界则更少言及。汪洪亮即将出版的《变动时代的人生与学术：人类学家李安宅评传》，以及王川待刊论文《艰难时局下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个人生活史暨研究史的讲述》，汪洪亮待刊论文《顾颉刚与李安宅的人生交集和思想学术异同》[13]，均可以说是这一学术旨趣的文章。

从人物史研究的角度看，可以将李安宅研究做适当的定位。可以将其与林则徐研究、任乃强研究等结合起来。林则徐被喻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与鸦片战争史、近代史密切相关，林则徐研究可以说非常深入了。多年前就已出现了林则徐研究是否已走到尽头的争议，林则徐研究的后劲明显不足。在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林则徐诞辰2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史家来新夏指出林则徐研究不但没有走到尽头，而且还大有可为。他甚至还主张将林则徐研究发展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林学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方案。[14]笔者则考虑从周边的角度看林则徐，将核心与周边结合起来，林则徐研究还大有可为；林则徐研究后劲不足，只是表明仅仅依据《林则徐集》《林则徐日记》等少数早年出版的材料就可以研究林则徐的时代过去了。林则徐研究后劲的不足，正表明目前尚缺乏学者从周边的角度将林则徐研究引向深入。笔者认为陈波、汪洪亮两本专门研究李安宅的著作，也只是李安宅研究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即受此影响。笔者主张用周边的视角研究李安宅，即是从周边视角研究林则徐的延伸。

可供李安宅研究参考、对照的同时代人物不少。例如：任乃强、马长寿、刘立千、刘家驹、谢国安、太虚法师、徐益棠、王沿津、庄学本、蒋君章、顾颉刚、蒙文通、李思纯、张怡荪、柯象峰，以及美国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这里多数人物的研究尚未深入，但已有所进展，体现了李安宅研究可能的新路向。例如，王川教授曾指导两硕士生分别研究任乃强、刘家驹。其中，史风《西康历史人物刘家驹（1900—1977）及其边疆史地研究》（硕士论文，2012）最后一章对刘家驹的边疆史地研究进行历史定位，其中专节进行“与同时代任乃强、李安宅等先生的比较研究”。[15]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顾颉刚，汪洪亮待刊论文《顾颉刚与李安宅的人生交集和思想学术异同》则对顾、李两人的关系作了剖析。

从研究史的角度看，这些可以作为研究李安宅参照的人物的研究史，亦可以与学界的李安宅研究史相对照。学界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总体而言，并不太多，多数与李安宅研究一样，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例如，可以将李安宅的研究史与任乃强进行对照研究。笔者2014年10月15日查检中国知网有关任乃强的论文，发现：核心区（即篇名中含有“任乃强”字样者），仅有31篇，其中多篇又仅为论文摘要；关联区（主题检索“任乃强”所得扣除核心区论文），共86篇；边缘区（全文检索含有“任乃强”字样扣除主题检索所得有关论文）则有462篇。而李安宅研究，核心区有26篇，关联区有64篇，边缘区152篇。两相对照，学界对李安宅、任乃强的研究，核心区与边缘区文章数量相差不大，但边缘区却出现巨大的差别。边缘区的这种差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人对学界影响的巨大不同，可能还隐含着近期研究发展后劲的差异。对于式玉、于道泉等诸多学者作类似的考察，对推进李安宅研究的深入亦是有益的。

研究李安宅不仅仅要将李安宅作为一个整体同其他相关人物进行对照研究，而且还要考虑将李安宅的具体研究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照。李安宅在藏学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国内外学人均有所关注。评价李安宅的学术贡献，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学术定位。关于李安宅具体研究领域与国内学者的对照，只是初步展开。曹鲁超《民国时期甘南藏区考察的研究》（《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提到：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前后，大批国人来甘南游历、考察，留下了诸多有关甘南的记载。顾颉刚、宣侠父、张丁阳、张文郁、马鹤天、谷苞、阴景元和黄明信等人均写有相关论著。其中，抗战爆发后，李安宅、于式玉夫妇的成果是最丰富的。但是，其他诸人研究也各有特色、价值及地位。曹鲁超在文中认为，国人对甘南藏区的考察成果研究还很少，而且大多集中李安宅和顾颉刚等某几个人物上，系统的研究还没有出现。然而，曹文在强调系统性的同时，深度方面还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该文所引文献都是已整理出版的有关著作，并未引用其他资料。对于外国人在甘南的考察，亦未涉及。从理想的角度看，评断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是需要将民国时期游历甘南的中外人士有关记载一并考察的；需要在与当时中外学者相关成果的对照中，判断李安宅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顾颉刚曾谈道：“许多学问没有平均发展时，一种学问也要因为得不到帮助而不能研究好。”“我就是万分的努力，想在一种学问上创造出一个基础来，但可以由他种学问帮助的地方也须仍归自己动手。”“我只得废弃可以不必废弃的时间到他种研究上，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终至造成一个又乱又浅的局面，远难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16]仅从藏学角度考察，从整体上看，关于中国藏学家的学术史研究，还刚刚展开。李安宅研究的深入，与中国藏学学术史的研究密切相关。较为系统的藏学学术史著作，应为王启龙参与撰写的两种《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1950—2005）。前者早在2003年就出版，后者则于2013年10月刚刚出版。[17]从研究藏学家的角度来看，是需要贯通前后两个时期的。对当代学术史的研究，特别是当代学人相关著作的整理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往往是在有关学人逝世之后。何况，当前的中国学术生态并不是太好，要考虑诸多因素。李安宅等人逝世后，才展开较好的研究。有关档案的公开及发布，更是重要的基本工作。汪洪亮有关论文及即将出版的评传，较好地发掘了有关李安宅的档案，但这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第三，对国内李安宅研究核心区、关联区及边缘区的学者进行必要的访谈。现有学术史研究综述，述多评少，多为研究情况的介绍，甚至是对有关篇目的罗列。当前学术生态不佳，学术批评难以有效展开。现有研究综述的写作，尽量避免个人评价；即使有所个人评价，也要声明只是按自己的理路理解，不代表学术史评价。民国时期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那种对同时代学界成果直接而深刻的批评，在当代学者的学术史综述中实难寻觅。除了鼓励学者提高勇气去批评外，是否还有一种既能展开学术批评，又能降低学术批评风险的路径呢？将重心由批评学术成果的作者转向去理解学术成果的作者，笔者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对相关研究的学者进行访谈，将他们的研究心路反映到学术史中，我想这是当前研究者乐于接受的一种方式。

具体到李安宅研究，可以对研究李安宅的学者进行必要的访谈。这种访谈，必须包括李安宅研究的核心区、关联区及边缘区的学者。核心区成员的研究固然重要，然而关联区、边缘区的学者不仅对于理解核心区有着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理解有关学者如何闯入与李安宅相关的研究、李安宅研究的发展后劲及可能变革等重要方面。笔者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对核心区的汪洪亮做了一定的访谈，而对陈波的访谈则未及进行。由于时间等方面的因素，对非核心区学者的访谈，亦未及展开。

5.学界应适当举办有关学术活动适当举办有关学术活动，对特定领域的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987年，四川省正式成立“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着手相关工作。1989年起，先后将有关著作8部整理出版：《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李安宅藏学文论选》《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社会学论集》《两性社会学》《巫术的分析》《语言·意义与美学》以及《〈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18]这些著作的出版，推动了李安宅研究由一般介绍向深度研究的转变，促成了2006年起李安宅研究热潮的兴起。

2014年10月，四川师范大学主办了国内第一场专门研究李安宅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的推动下，与会学者提交16篇专门研究李安宅的学术论文。其中较重要的有：美国西来大学教授龙达瑞《我所知道的李安宅教授：兼谈海外对他的研究》，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谢桃坊《文化现象的逼视与衡量——论李安宅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开拓》，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川《艰难时局下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个人生活史暨研究史的讲述》，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汪洪亮《顾颉刚与李安宅的人生交集和学术思想异同》。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推进了李安宅研究。[19]

由于李安宅学术及生活经历与四川联系最为密切，长期以来李安宅研究的推动者、研究者，几乎都是四川省内学者，从而使李安宅研究具有明显的四川地方史色彩。这与李安宅作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藏学家的身份很不相配。在川内学者开好局、带好头的情况下，现在要考虑让李安宅研究尽早“出川”。李安宅为河北迁安人，可以考虑与河北方面联手办会。其主要研究成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主要考察甘南拉卜楞地区，因此还可以考虑与甘肃方面合作办会。李安宅由于具有多重身份，可以与藏学界、人类学界、社会学界、翻译界、史学界联手，分别举办相关学术活动。李安宅研究可以在人物史研究的框架下，综合各相关人物一并进行研讨。不仅仅从四川成都龙泉驿区历史文化名人的角度将李安宅与王叔岷、白敦仁一并讨论，而且可以从藏学学术史人物等多角度出发将李安宅与任乃强、顾颉刚等周边人物一并进行研讨。

6.学术期刊应主动作为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对学界研究的引领作用较大。从李安宅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术期刊的主动性有待加强。

邓锐龄《介绍李安宅著〈拉卜楞寺〉》（1983）一文尽管是介绍性的论文，但可以在《民族研究》这家民族类高级别刊物发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研究》意在推动学界关注当时仍在世的李安宅。从中国知网考察，这是最早介绍李安宅研究的论文，但《民族研究》此后再无发表过直接研究李安宅的学术成果。《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发表了汪洪亮《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一文。是为学界李安宅研究从介绍向研究转向的重要标志，也标志着李安宅研究的开始兴起。然而，《西藏大学学报》此后再未发表过直接研究李安宅的学术论文。2010年新创刊的《民族学刊》（西南民族大学主办）积极主动约稿。李安宅研究兴起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汪洪亮7篇直接研究李安宅的论文中有3篇发表在该刊。在访谈中，汪洪亮认为他有关李安宅研究的比较好的文章，发表在《民族学刊》，尽管在现有学术评价体系中《民族学刊》并不占优势。汪洪亮发表在《民族学刊》的文章是：《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联系汪洪亮即将出版的书稿《变动时代的人生与学术：人类学家李安宅评传》，可见在《民族学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确实为汪洪亮李安宅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民族学刊》常务副主编王珏教授的积极进取，我是有听说的。从寄给本人的该刊创刊号起的多期期刊中，亦可感知该刊及他本人的雄心壮志。正是王珏教授的一再约稿，汪洪亮共有3篇研究李安宅的文章在那里发表，使该刊成为汪洪亮发表李安宅研究成果的最主要阵地。

学术期刊不仅仅通过论文发表的形式推动李安宅研究，还可以采取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主办相关学术会议的形式加以推动。例如，《中国藏学》可以联合有关单位举办“近现代藏学学者研讨会”，将李安宅等一批藏学研究者纳入讨论的范围，推动李安宅研究及相关人物研究走向深入。

总之，本文通过“篇名检索”、“主题检索”及“全文检索”3种方式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李安宅”，并结合其他来源的相关论著，对当前学界李安宅研究作一初步评估。探讨李安宅研究的可能进路与空间，可以结合林则徐研究等较为成熟的人物研究及李安宅同时代的、近年学界刚兴起的任乃强等人物研究进行探讨。对李安宅本人相关著作仔细研读及再发现，以及对国内李安宅研究核心区、关联区及边缘区的学者进行必要的访谈，也是更好地梳理李安宅研究的由来及进路的重要手段。撰写具有人类学味道以及思想史、学术史意味的研究述评，改变当前学术综述“述”多“评”少、只依据发表的文献成果进行评述的状况是笔者的一个努力目标。本文探讨李安宅研究的已有成绩及今后进路，正是对这一理路的初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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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巴蜀书社，2010年）前言中有“如何对李安宅的遗产：廿余年李安宅研究的学术史回顾”，篇幅并不长（仅第9—12页）。该书虽在2010年出版，但从其引用而言，实只做到2007年。2010年7月，作者在该书“著者赘识”最后所言：“因多种原因，书稿一再推迟出版。三年间国内外不断有相关新著问世，使书中的许多提法或者过时，或者有拾人牙慧之嫌。”确实，2006年起，国内李安宅研究逐步兴起，整体上改变了李安宅研究的局面。因此，笔者对李安宅研究的现状重做评估，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文作者有着近15年的编辑工作经验，多年来亦主张将编辑学有关方法与思维运用于学术研究，本文即是进一步尝试。笔者长期从事藏区物产——大黄的研究，探讨大黄对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的影响。在研究中，对藏学资料多有收集、查阅，亦关注到李安宅，但未有专门研究。从个人学术发展历程而言，闯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学术史评估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笔者已有研究成果，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就是侧重于人物关系的考察。近年来，多次参加过林则徐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对人物研究有所感触。正是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本文的撰写。希望本文对李安宅等历史人物研究以及论著学术史综述的撰写能有所启发。应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中国知网为中心，结合其他来源的资料，对中国国内李安宅研究进行评估。对于国外的情况，可参看：龙达瑞《我所知道的李安宅教授：兼谈海外对他的研究》，《龙泉驿历史文化名人研讨会暨纪念王叔岷先生百年华诞论文集》，四川成都，2014年10月。（编者按：也可参看本期同名文章）

[2]为节省篇幅起见，文中提及的文章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明所载刊物、刊期或相关出版信息。

[3]“后记”，见李安宅：《李安宅藏学文论选》［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

[4]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M］，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55页。

[5]编者按：详见本期万栖利的《李安宅先生论著目录》一文。

[6] ［德］德罗伊森著，耶尔恩·吕森、胡昌智编选，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7]于道泉：《希望有关方面制止对李安宅教授遗稿的改动的申请》（未刊稿），转引自：汪洪亮：《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学术人生》［J］，《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

[8]汪洪亮：《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学术人生》［J］，《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

[9]萧乾口述：《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转引自汪洪亮：《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学术人生》，《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

[10]汪洪亮：《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学术人生》，《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

[11]陈波：《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初读李绍明先生作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2]李绍明：《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第110页。转引自陈波：《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初读李绍明先生作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3]编者按：以上两文均刊发在本期刊物上，可参。

[14]来新夏：《林则徐研究与林学研究》［N］，《光明日报》2005年11月22日。

[15]有关任乃强的硕士论文为：王雨巧著，王川指导：《任乃强（1894—1989）学术及其治学特点之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

[16]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17]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M］，民族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王启龙、阴海燕：《中国藏学史（1950—200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18]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前言”第10页。

[19]编者按：详见本期蒲秋威的《李安宅先生学术遗产研究的新进展》一文。

（作者：林日杖    摘自：《中国藏学》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