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湘民：关于中国藏学当代政治研究的思考

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当代政治研究，即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藏族社会政治领域的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研究对全面认识藏族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推动当代国内藏族社会发展稳定乃至维护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藏学和中国藏学研究的目的

藏学是以藏族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学科[①]。按照辩证唯物史观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有机体，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作为人类社会一部分，同时是中国社会一部分的国内藏族社会，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演变、发展过程之中。回顾历史，藏族社会从产生之初的原始社会，经历了7至9世纪吐蕃时期的传统农牧业自然经济为主的奴隶制（有人认为是农奴制）社会[②]、10至20世纪分裂时期至元、明、清、民国时期的传统农牧业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奴制和地主制社会，20世纪中叶至今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传统农牧业自然经济之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随后的传统农牧业为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直到今天迈向现代农牧业、工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藏学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藏族社会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关注社会各领域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去探索藏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进而为人们适应乃至驾驭藏族社会的未来发展服务，旨在使国内藏族社会成为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二、关于当代国内藏族社会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国内藏族社会是历朝历代藏族社会历史的延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成果。按照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国内藏族社会指有藏族人口聚居的、以藏族为自治民族或自治民族之一的西藏自治区，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的10个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即西藏和四省藏区。这里基本上都位于青藏高原地区，面积约240万平方公里。需要强调的是，国内藏族社会并非是仅有藏族人口的社会，而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在青藏高原腹心地区多民族活动的痕迹并不罕见，在青藏高原边沿地区各民族往来更为频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开发，不断交往，形成了以藏族文化为主，同时具有多民族文化特色的藏族社会。

我国现行的藏区行政区划是在历史上、特别是元朝以来各中央王朝对国内藏区行政区域划分基础上形成的，在经历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陆续成立的高潮后，逐渐稳定下来。

在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 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1954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方面4个代表组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经过两个多月工作，一致通过了关于筹委会性质任务、人员组成、下设机构、与政务院隶属关系、财政问题等5个草案。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这是一个统一协商的带政权性质的机构，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3方面除接受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进行各项工作外，其他有关行政事宜,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它们又必须接受国务院的直接领导。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为西藏成立自治区、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良好基础。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后，相继撤销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了几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西藏各级权力机关和政权，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此后，西藏通过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为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资助下，根据本地区特点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川省藏区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面积25.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48.5万平方公里的53%。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阿坝，阿坝地区得到解放，建立了川西人民行政公署茂县专区专员公署。1950年为茂县专区，属川西行署。1952年改置茂县藏族自治区。1953年改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阿坝藏族自治州，1987年10月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949年12月，西康省和平解放。1950年11月24日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驻康定）。 1955年3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改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后撤西康省划归四川省，同年10月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1950年木里解放，1951年5月正式成立木里藏族自治区（县级区）筹委会，仍属盐源县。1955年改县，归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管辖，改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1966年将原盐源县的后足乡划归木里管辖。

云南省藏区是迪庆藏族自治州。1957年9月 13日，成立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迪庆由丽江地区代管。1973年8月，迪庆成为云南省直属管理的自治州。

甘肃省藏区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武威市的天祝藏族自治县，面积52149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45.5万平方公里的11%。1949年9月至 12月临潭、卓尼、夏河、西固相继解放。1952年7月成立甘南藏区委员会，1953年9月25日甘南藏族自治区成立，1955年7月1日改为甘南藏族自治州。1949年9月天祝解放，10月成立天祝区，属永登县。1950年5月6日成立天祝自治区。1953年改称天祝藏族自治区。1955年更名为天祝藏族自治县，是我国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青海省藏区包括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6个自治州，其中黄南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属蒙古族地区，6个州面积共计76.3万平方公里。1949年11月，海北各地相继解放。1953年12月31日，成立海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1955年5月20日，改自治区为自治州。1949年9月22日成立同仁县人民政府，1952年3月17日成立同仁藏族自治区（县级，1953年7月改为县）。1952年7月22日成立黄南藏族自治区（地级），1955年5月改称自治州。1949年9月，今海南地区解放后,相继建立了贵德、共和、兴海、同德4县人民政府。12月成立海南藏族自治区，1955年7月28日改称海南藏族自治州。1952年6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组建果洛工作团；同年8月4日，工作团进驻果洛吉迈。1954年1月1日，果洛藏族自治区成立。1955年7月改称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1949年10月，成立青海省人民解放军军政委员会驻玉树特派员办公处，行使管理职能。1951年12月25日成立玉树藏族自治区。1953年相继增设杂多、治多、曲麻莱3县。1955年改自治区为自治州。1949年11月成立都兰县人民政府（驻地察汗乌苏）,辖今海西州全境,直隶省政府。1952年9月26日撤销都兰县，设立县级“都兰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 (驻地察汗乌苏）。1955年12月12日改名为“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1966年4月州府由大柴旦迁驻德令哈。1984年5月，全州的哈萨克族自愿要求，并经中央及国务院同意，全部迁返新疆。1985年5月21日更名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三、关于中国藏学中的当代政治研究

人类社会自下而上由物质层、制度层、观念层三大层次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最初动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标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运动的两对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演变。在经济基础之上是制度层，称为社会上层建筑，包括一切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器。最上层的是观念层，即社会意识形态，由各种精神文化产品构成。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国内藏族社会从纵剖面看也不外如此，一目了然。同时，从横剖面看，社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五大领域。经济领域是人类物质生产、交换、消费领域,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政治领域体现出不同人群对资源的占有关系，对各个人群的控制能力；文化领域产品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社会领域体现着国家权威治理和各社会主体自我管理方式；环境领域指人类活动的外部自然环境。中国藏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方方面面，既包括纵剖面的物质层、制度层和观念层,也包括横剖面的五大领域人们的一切活动。其中，中国藏学中的政治研究就是对西藏和四省藏区社会制度层或上层建筑领域的研究，主要研究政治领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探索其政治运行规律。

中国藏学中的当代政治研究是对1949年10月1日以来的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政治领域进行全方位研究和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过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在政治理论上，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论述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在政治制度上，围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目标，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制度的政治制度体系，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政治行为主体上，加强了党的建设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群众团体建设，建立和完善了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州、市）、县、乡（镇）五级国家政权，加强了农村、城市社区村（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在政治安全上,打击了分裂国家领土、颠覆国家政权、推翻政治制度的敌对活动，抵御了外国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③]

这一伟大进程在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光辉实践，就是中国藏学当代政治研究的对象。

据此，中国藏学当代政治领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一)政治思想领域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论述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对藏区工作的指导；西藏和四省藏区政治理论建设。

(二)政治制度领域

1.制度研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2.政策研究

党的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实施；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行政法规。

(三)政治行为主体领域

1.政治人物研究

2.政治组织研究

地方党建,群团建设，政权建设，村（居）民自治组织建设,企业、寺庙等自治组织，统一战线。

(四)政治安全领域

对分裂国家领土、颠覆国家政权、推翻政治制度敌对活动的打击,对外国侵略的抵御，维护社会稳定举措,等等。

四、关于中国藏学当代政治研究的视角

(一)历史视角

有果必有因。把握一事一物，最重要的是掌握其来龙去脉，明确历史定位。研究中国藏学当代政治,概莫能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过程。国内藏族社会当代政治就是这一进程在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具体体现。

60多年来，党是如何领导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各族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这一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回答，重要的是要把握两个时间段，一是60多年来的政治实践，二是追溯到整个藏族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政治发展过程。

60多年来，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政治建设历经了风风雨雨，并非一帆风顺,其最大成就就是通过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起了 1区10州 2县13个民族自治地方，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追溯到整个藏族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历代中央王朝对国内藏区的统治，主要采取各地方僧俗农奴主阶级上层自治的办法，广大农奴阶级毫无政治权利可言。从历朝历代的上层自治到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即人民自治，是西藏和四省藏区政治发展史上的最大政治分野。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主权在民，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加强了民族团结。[④]

(二)社会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基于藏族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主改革，一举推翻了延续千年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四省藏区的封建领主与地主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文化占据了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为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各族人民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不断推进，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同时,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民族共同因素不断增多，同时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西藏和四省藏区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是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当前，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曰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特殊矛盾是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西藏工作正处在打好扶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决定阶段，加紧生态功能区建设、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阶段，保持持续稳定和全面稳定、走向长治久安的关键阶段，聚焦改进作风、全面夯实基层基础的强化阶段，同时处在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尖锐复杂阶段，呈现出新的明显特点。

从推动社会发展，解决主要矛盾角度看，2010年以来，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逐年突破600亿、700亿、800亿，2014年达到925亿元，年均增长 12.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33.3%，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年均分别增长10.3%、16.8%。全区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分别由2010年的685.14万人次、71.44亿元快速增长到2014年的1553.14万人次、204亿元,分别增长了127%、186%。同时应该看到，西藏2013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2%，城乡居民收人仅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3%、73.9%，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近30个百分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综合实现程度仅为65%。总体发展水平和全国差距较大。面对2020年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及差距，西藏发展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

从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特殊矛盾角度看，2008年拉萨3·14事件以来，经过中央和西藏自治区7年的努力，西藏的刑事、治安、危安等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综合治理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各族群众的安全感显著提升，社会呈现出和谐稳定的新局面，反分裂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要看到十四世达赖年过80，达赖集团处于后达赖时期。国际反华势力正加紧利用所谓“西藏问题”牵制中国，达赖集团也加快了对国内藏区进行分裂渗透和破坏活动的步伐。他们打着民族、宗教旗号，蓄意破坏民族团结，频繁插手境内宗教事务，煽动自焚事件，策划组织骚乱活动。西藏和四省藏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反分裂任务依然繁重，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严重局面。

四省藏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是连接内地和西藏的桥梁纽带，是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重点地区。当前，四省藏区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阶段，但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质量差，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就业矛盾突出，教育卫生特别是双语教育发展滞后，贫困问题集中；社会结构、利益关系调整带来的矛盾多发、高发；基层工作总体薄弱的状况突出；反分裂斗争尖锐复杂。

今天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政治发展，就是立足于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

(三）时代角度

当今世界是人类生产力处在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也是生产关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政治不断走向民主，文化多样化，社会迅速城市化，各国各民族人们交往日益密切的时代。从国际政治看，国际社会主权国家林立。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避免类似的人类悲剧重演，由主要战胜国发起，成立了国际性的政治组织联合国，统一协调世界各国之间共同事务，特别是协调国际争端，但各个主权国家依然是相互独立的最高政治主体。从理论上说，各主权国家事务完全由本国人民做主，大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上一律平等，各国遵守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但是，今天的世界是历史上人类社会的延续，殖民时代的遗产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冷战的阴影还在一定程度笼罩着某些国家和地区，在处理国际问题中不乏丛林法则和强权政治。有的国家热衷于组建政治、军事同盟，围堵、牵制、遏制自己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欺压小国、弱国，霸权主义行径时时处处可见。世界各国大小不一、强弱有别，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国别、地区、全球冲突不断，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矛盾重重，人类社会处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之中。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任务，中国也不例外。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高度，立足“三期叠加”的形势背景，审时度势地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深化周边区域、次区域合作，加快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推进与全球经济体系深度融合，构建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格局。当前，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接近。

2015年8月，中央举行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党的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治藏方略，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定不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

继而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党的治藏方略，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

明确指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依法治藏，就是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富民兴藏，就是要把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作为兴藏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让各族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长期建藏，就是要坚持慎重稳进方针，一切工作从长计议，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续性。凝聚人心，就是要把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结合起来，把人心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来。夯实基础，就是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把基层组织搞强，把基础工作做实。

要求把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把实现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硬任务，各方面工作统筹谋划、综合发力，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做出部署。

这是国内藏族社会当代政治领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必将极大推动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⑤]中国藏学研究者应高度关注，积极宣传六次会议精神,认真研究其对国内藏族社会的影响,推进发展稳定事业。

总之，从历史视角入手，立足于社会视角，置身于时代视角，是准确把握西藏和四省藏区当代政治运动规律，做好中国藏学当代政治研究的有效方法。

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6月25曰在青海西宁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藏学期刊发展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创刊四十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关于藏学当代政治研究领域的几个问题》,此次发表时作了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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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术界关于藏学的定义有多种，也有过大量争论。详见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4月。在1991年第1期《中国藏学》杂志“1991年新年笔谈藏学”栏目中，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发表了《藏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一般研究方法问题》,本文作者支持并采纳该文关于“藏学”的定义。

[②]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这一学术争论成果被誉为当时我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藏族史研究者们也就吐蕃王朝社会性质发表了各种看法，在1956年12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内部刊物）第五辑中，刊登了王静如《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題》一文,谈到过去学者们对吐蕃社会性质的认识，“第一种认为是奴隶制社会，主张者甚少。第二种认为是封建社会，以吐蕃以前是奴隶社会，主张者亦少。第三种认为是封建社会，在吐蕃以前是原始社会，主张者较多。”他的观点是“藏族古代社会(吐蕃时期)是属于奴隶制社会”。见该刊第9页。以后学者多赞同这一观点。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再次提出吐蕃社会属于农奴制度，附和者较少。2015年9月拉巴平措、陈庆英总主编，张云、林冠群主编《西藏通史·吐蕃卷》持吐蕃社会属奴隶制观点，见该书第473、491页。

[③]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极为丰富，政府白皮书是官方权威表述。2005年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展示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情况。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当代政治情况的政府权威表述，请参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有关民族事务和西藏事务白皮书。

[④]廉湘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典范——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J].中国藏学，2015,(3).

[⑤]廉湘民.西藏工作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N].光明日报，2015- 09-30:13.

（作者：廉湘民   摘自：《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