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旺俊美：21世纪西藏藏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从本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西藏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如何确定自己的战略地位，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工作现状，对我区藏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几点初步思考。

一、西藏社会科学的回顾

藏学界虽然在藏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这些基本界定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但从藏学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和发展趋势来看，已经涵盖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其中还有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藏学”统称西藏的社会科学。在此要说明的是，由于藏学所指涉的地域范围不仅限于西藏自治区，相关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在全国若干省区市还有分布，因而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仅限于西藏自治区尚不能概括全貌。

传统藏学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藏族古代社会就形成了大五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和小五明（诗词、词藻、韵律、戏曲、历算）即“十明学”的传统藏学范畴，奠定了传统藏学的基础。应当说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既是藏学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成果的积累。传统藏学研究成果在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藏学研究在其所关注的领域、服务的对象、服务的方式以及服务意识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尤为严重的是，西藏在进入农奴制社会之后，与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几近隔绝，形成了过于封闭的学术氛围；重视寺院僧人学经，严重忽视世俗教育，社会文盲率极高，造成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低下，导致严重的思想禁锢；僵化的社会体制甚至视个别不拘于传统的学人为“洪水猛兽”，进行压制和迫害。这些都为藏学研究的发展、现代意识的引入设置了重重障碍。旧西藏的藏学研究大部分涵盖在宗教这一大框架之内，虽然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宗教的，但其最鲜明的特点是为宗教服务，始终围绕着宗教的需要而发展，与此无关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极大的漠视，大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许多表现藏民族聪明才智的文化遗产临近灭绝的边缘。

以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为标志，藏学研究开始获得新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通过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民间文学采风、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及翻译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科研资料，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在1959年平息叛乱中成立的文物管理委员会，不仅对古籍作了妥善保护，还对部分古迹进行了修缮，并收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1960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公布了西藏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1个；1960年和1961年，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专门开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培养藏学研究专门人才；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发掘和藏传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有序展开，为全面深入地开展藏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全国的经济、文化等事业，藏学研究也未能幸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1980年来，中央先后召开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实行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随着西藏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藏学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78年底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开始筹建，1981年12月创办藏学园地——《西藏研究》藏、汉文两种综合性学术期刊；经过6年多的筹建于1985年正式成立了西藏社科院。从此，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由最初的几个藏学专门研究人员已发展到目前全院121人的规模，其中科研人员50人（高职19人、中职16人、初职10人、见习生5人）；科研辅助人员39人（高职5人、中职25人、初职9人）。机构设置不断得到充实，现设有五个研究所，即民族、宗教、当代、经济战略和农村经济等研究所；科研辅助部门四个，即文献信息处、《西藏研究》（藏汉文）编辑部、西藏古籍出版社和自治区藏文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

从1951年和平解放至今，半个世纪来西藏的社会科学事业包括藏学研究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已由往昔无专门机构、无专业队伍、无统一计划、无发展目标、无资金投入的个人行为转变为有机构、有队伍、有计划、有目标、有投入的社会组织行为；在指导思想上，已摆脱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科研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藏族传统的大、小五明之说的范围，已发展成为对藏族及其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藏学事业的繁荣，而藏学研究工作者也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在50年的探索和发展中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研究格局正在形成，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回首50年西藏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变化，有两条重要的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西藏藏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与先进的社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密不可分的。旧西藏藏学研究事业的凋零，正是因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扼杀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封闭地区，决定了它不可能容忍进步的社会意识，任何对其不合理统治秩序提出质疑的现代藏学研究不可能在旧制度下生存和发展。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一个崭新而进步的社会制度在西藏确立起来，这不仅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创造热情，推动西藏社会走进快速发展的轨道，也给藏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政策支持，西藏的藏学研究由此获得新生，基本消除了过去包括藏学在内的文化只服务于上层僧侣贵族、封建农奴主的倾向，藏学及藏学研究的视点转移到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领域；冲破了宗教神学思想对藏学研究的禁锢，推动了藏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西藏藏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得益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全面贯彻实施。在民族区域自治的法规中，明确体现出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关怀。在西藏自治区，国家不仅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有关条文，还对西藏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拨巨款维修各种文化遗产，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大型博物馆、图书馆；拨专款抢救、整理各种文化典籍，调派各方力量进行社会文化考察、民俗调查、考古挖掘等。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西藏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现在，西藏在国家政策的倾斜和全国的支援下，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正在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力争在全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走在前列。得益于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藏学研究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的同时，植根于西藏现实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不仅为西藏的发展与稳定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且大大地拓宽了藏学研究的领域，促进了新兴学科的发展。处于新世纪初的西藏发展前景，给藏学研究提出了与时俱进、促进发展与创新的要求。

其次，藏学研究要关注政治领域中的斗争，关注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藏学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已经超出了纯学术的范围。随着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国际上出现了许多客观公正的藏学家，为藏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的一面；但同时，这一学术领域也成了国际反华势力与达赖集团进行分裂活动的“阵地”。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歪曲历史，企图从精神领域打开缺口，使分裂活动披上学术的外衣，为搞乱西藏，实现其独立梦想和分化中国服务。事实上，藏学研究领域始终是与政治斗争相联系的，藏学研究工作者也必须肩负起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和保持西藏社会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的历史责任。在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上，一概而论学术的“价值中立”原则，回避学术中的政治斗争，既是不现实的，也是对学术良知与学术道德的违背。

学术研究应有其植根的土壤，那就是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服务的对象。藏学研究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也正在于此。离开了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藏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成为历史糟粕的附庸，所以，藏学研究必须关注火热的社会生活，关心西藏人民最迫切的物质文化需求，任何违背西藏人民这一要求的所谓研究都会偏离藏学研究的正确轨道。

二、西藏的稳定与繁荣亟需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全国支援西藏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藏学研究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面向新的世纪，我国已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的战略部署。为此，中央适时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伟大决策。这一战略的实施，是党中央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具体行动，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也是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西藏是典型的西部地区，海拔高，地广人稀，自然条件较差，欠发达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人文状况，敏感的关注热点等，导致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处于落后状态，在大开发中面临着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西藏的开发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西藏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西藏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和政府一贯重视西藏工作，无比关怀西藏各族人民。和平解放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中央四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凝聚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智慧与心血，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94年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决策，对西藏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座谈会制定的“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方式，得到了有关省市的衷心拥护，很快形成了全国支援西藏、各行各业支援西藏的良好格局，对促进我区经济快速发展，促进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兄弟省市的无私支援下，西藏的国民经济连续六年年均增长达到两位数，高于全国同期增长速度。1999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05.61亿元，第一次突破百亿元大关；200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7.42亿元。这远非封建农奴制下的旧西藏所可比拟，但占全国的比重十分微小，仅相当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县甚至一个镇。在经济上，西藏目前还谈不上对国家作出多大贡献；但在政治上，对国家关系重大，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早就为帝国主义垂涎。自19世纪末以来，英帝国主义曾两次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在靠军事侵略未能达到控制西藏的罪恶目的后，英殖民主义者就变换手法，在西藏权势官员中豢养亲英分子，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掀起一股“西藏独立”的逆流。当前，达赖集团和国际敌对势力大肆鼓吹的所谓“西藏问题”，不过是近代史上英帝国主义者一手制造的“西藏独立”的翻版，其实质就是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利用所谓“西藏间题”反华，支持、唆使达赖集团加紧分裂活动，妄图以西藏问题作为突破口，实现对我“西化”、“分化”、“弱化”的罪恶阴谋。达赖集团也甘愿寄人篱下，为虎作伥，自1959年逃往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特别是80年代下半期以来，疯狂地向中国西藏境内渗透，制造骚乱事件，并不时变换手法以适应国际敌对势力的需要，谋求继续得以苟延残喘。只要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存在，达赖集团就会伺机而动，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会长期地进行下去，达赖集团企图推进“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分裂祖国的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大量事实证明，达赖集团和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和宗教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仍然是今后影响西藏稳定的主要因素。面对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现实，如何为21世纪西藏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安全的社会环境，为顺利完成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双重任务，提供理论支持，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藏学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头等大事。

我区已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已经提出了明晰的思路，确定了五大重点，力求通过思路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大开放、大开发中实现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十五”末进入西部地区前列；到2010年达到全国中等水平；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西藏“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宏伟目标。这既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实现这一任务，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撑和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奋进，而且还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支持来推进实施，如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条件下人们的信仰与价值、宗教信仰与迷信、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需要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又比如在西部大开发的具体运作中，在国内属于后进地区的西藏如何实现经济超常规的“跳跃式”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确定与合理投入的规模；壮大特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协调一致；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与人才的培养相联系；加快改革、加大开放力度与社会稳定相一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放权让利与社会保障、消除贫困、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同步进行等，都需要软科学作出满意的回答，保证西藏的各项工作在21世纪起好步，开好头，在西部大开发中健康而有序地进行。因此，加强社会科字和藏学研究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既是新世纪对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的呼唤，也是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发展的根本方向，更是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回顾历史，审视现状，展望未来，西藏的藏学研究事实上在社会科学工作这一大框架之下。要真正担负起21世纪所赋予的重任，要取得与西藏的发展和需要相称的成就，需要认真反思、亟待解决以下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由于我区藏学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研究方法相对陈旧和落后，从总体上看来选题重复，成果单一；许多研究很难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往往停留于资料的一般介绍和表面化的研究，有独到见解和新颖观点的成果少，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屡见不鲜；很少引入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理性化和定量分析的方法。

二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藏学研究中存在重传统、轻现实，重精神文化、轻物质文化，而精神领域又存在重史学、轻理论和轻应用的倾向，导致出现藏学研究中各个具体领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这种状况若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将势必严重阻碍藏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对藏学整体水平的提高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

三是尽管今天我们已有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相对稳定，充满信心与希望的藏学研究队伍，但随着一批批老一代专家退出科研第一线，人才断层情况日益严重，真正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能胜任重大项目主持工作的研究人员尚为数不多；藏学队伍的数量与质量均嫌不足，个别学科已呈现出青黄不接的局面。应当承认藏学研究是一个比较清苦的领域，经济效益小，研究周期长，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也有一定困难。多数研究人员不畏艰难，辛勤地在藏学园地耕耘，但也有一些学者急功近利，热心于经济效益大的工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冷落基础研究工作，看不到削弱基础研究对学科发展和自身研究后劲的影响。有些研究人员缺乏创新意识，按老框框办事，有待于更新观念。

四是近些年里一些学者暴露出学风和文风不正的问题，不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待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是心浮气躁；不是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而是相互转抄，甚至在引证材料时还出现以讹传讹等不应有的现象。有的不能站在藏学发展的全局去审题，在选题上不是知难而进，往往避难就易，研究成果平平；有些领域的研究很薄弱或几乎是无人问津，始终得不到突破性进展，严重影响藏学研究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不讲求必要的学术规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不出藏学研究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对藏学研究成果的评论比较薄弱，已有的评论中不少还只是停留在简单介绍和复述的层次上，未能起到引导学术发展的作用。

五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同区内有关机构联系不够，与区外有关研究部门联系更显薄弱，至今还没有形成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局面。

上述问题均制约着我区社会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着国内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及其与国外某些藏学研究倾向作斗争的力度。

西藏和平解放50年来藏学研究的实践表明，藏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对其进行积极的扬弃，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研究历史文化，才能解决传统藏学研究偏重于上层僧侣贵族、王公首领的倾向，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只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才会有生命力，才有发展的前途；只有与反分裂斗争相联系，正本清源，剥掉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为其分裂活动张目而巧饰的学术外衣，才能有效地肩负起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历史责任；只有注重高素质队伍的建设，加快学科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加强学术研究的横向交流和合作，不断改善科研手段，才能促进藏学的繁荣。作为国内唯一将藏学作为研究对象且拥有藏学发祥地得天独厚之地理优势的综合性地方社科院，我们的目标应是立足21世纪，把西藏社会科学院办成既能承担研究、咨询、前瞻预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等重大现实问题的重任，又能肩负起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及传统文化的继承、挖掘、抢救、发展责任的省级重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际藏学研究事业的中心。依笔者之见，具体对策可以有以下几点:

1、进一步端正科研指导思想。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它的一般原理仍将是揭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指南，也是21世纪各门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指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与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将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导趋势。只有把握这个主导趋势，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21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具体趋势，否则就会在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失去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必须高举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大创新力度，进一步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进一步突出研究工作的重点，把长远性任务与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紧紧围绕西部大开发，围绕我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以及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等问题开展工作，力争在西部大开发中对西藏开发项目的科学论证上有所突破，在为自治区的中心工作决策服务上有所突破，在为西藏经济发展和反分裂斗争服务上有所突破，在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社会应用效果上有所突破。

2、藏学研究必须注重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加快藏学创新、促进藏学繁荣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藏学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研究方法陈旧落后，工具理性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使研究一时还跟不上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鉴此，广大藏学工作者需要加强学习，积极探索科学研究方法，探索和建构适应时代发展的、具有特色的藏学理论和研究体系，使藏学研究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上，建立在现代化手段上。基础理论研究应紧紧围绕重大现实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进程和现实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现象的时代特征，反映出我区社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归纳出我区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本质的东西；对于传统研究，要改变那种消极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片面理解民族特点，只讲继承不讲发展，只讲特殊不讲联系的状况，着重揭示西藏与全国的共同历史进程、久远的历史联系以及各民族整体意识与社会物质基础的本质关系，科学地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改变传统研究中不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生成环境、经济基础状态、人文地理要素、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以及历史人物的阶级本质等状况；应用研究要结合现实热点难点问题，分析历史原因和社会环境，解剖问题中的各种要素和环节，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重点研究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问题、反分裂斗争问题和社会生活可能出现的社会突发性问题；咨询性、预测性研究要运用科学研究手段，由简单定性研究向定量化研究发展，在对策上改变对政策的简单诊释，敢于创新，要触及政策的空白和盲区，强化与实际操作功能相联系的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增强实践功能，力争为决策部门提供可行性研究成果。

3、积极促进学科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学科发展不平衡，既有研究人员自身的素质问题，也有研究机构组织者的问题。藏学界要认真总结经验，全面审视藏学的方方面面，把握藏学发展的脉络，作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巩固、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藏学研究的新格局。

4、必须加强全国藏学研究的横向联合和交流。要实现宏伟目标，追根究源还是人才问题，科研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人才的培养急需开辟新的有效途径。我区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现代学科建设还很薄弱，更缺乏具备多学科综合研究能力的人才。随着社会开放及交融程度的不断扩大加深，综合性的、创新性的、战略性的研究尤显重要。在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和学科建设上，我院想了不少办法，但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扭转被动局面是远远跟不上时代迅速发展的要求的。

藏学研究的发展经验，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加强藏学研究的联系与交流。早在50年代，一批科学研究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到西藏各地进行学术考察，了解西藏的社会形态、各民族发展状况，其后，分布于西藏、北京、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学研究机构和一些民族院校的研究机构相互联合，合作完成了大批的藏学研究成果，同时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从而促进了藏学研究的发展。80年代后，许多地方成立了藏学研究中心，机构规模日趋扩大，但相互联系和学术交流还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对加快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要求，特别是西藏自治区藏学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如前所述，西藏藏学研究工作者改革开放后对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工作发展很快，与区外藏学研究机构、社科院和高校的联系日益增强，与国际藏学界的联系也在深化，但这种好的趋势还需要巩固和进一步加强，唯有如此，藏学研究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整合有限的藏学研究资源，才能适应现代化对藏学工作的要求。鉴此，我们建议:在全国支援西藏的社会大环境下，加大社科援藏的力度，一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区社科院的人才、学术优势，进行“智力援藏”，通过一段有组织、有计划、有投入的学术合作，以科研项目带动人、培养人、训练人，为我区培养一批与实践需要相适应的高素质的科研骨干力量；二是我们希望中国社科院和全国各兄弟社科院以及内地占据各学科制高点的高等院校为我院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在若干年之内为我们分期分批地脱产培养各方面的急需人才；三是迫切希望有关方面近3至5年内选派我们急需的专业骨干到我院援藏，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使我院的学科设置日趋合理；四是解决一笔社科援藏专项资金，出版一批苦于资金短缺一直未能付梓的藏、汉文古籍和有重大学术、应用价值的专著，帮助我院改善科研条件和工作手段，促进科研人员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全面促进我区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5、务必改善科研手段。现代化的科研手段是搞好藏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条件，西藏在改善科研手段方面得到了国家和内地社科院的有力支持，科研条件的初步改善对于促进藏学发展已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与信息时代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从速加强科研手段的现代化，建立可以充分利用藏文典籍资料方面的信息网络，以便藏学研究人员把握现代化科技手段，加速藏文典籍的搜集、抢救、整理、出版工作，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更好地把握藏学研究发展现状，多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已成当务之急。我们已走进21世纪开局之年；在新世纪里，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性机遇面前，在西藏实施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进程中，西藏的藏学研究事业将会得到全面的发展，将会为丰富中华文明的文化宝库，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次旺俊美摘自：《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