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海：四川藏区与彝区精准脱贫两个样本的调查分析

川西北藏区的白马藏族乡和川西南彝区的金曲乡，同属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区。两乡人口均居住于海拔2000—2700米之间的区域，社会文化迥异，各自以藏族和彝族为主体民族。1950年前，两乡所在区域交通闭塞，对外联系甚少。分别流传于两地的谚语“穷不过的西番三岗土”“干巴巴的山沟要数金曲拉达”，表明两地藏族与彝族群众历史上的贫困处境。然而至2016年，两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白马乡依靠乡村旅游业实现了经济繁荣与群众增收，而金曲乡经济发展依然滞后，精准脱贫任务繁重。笔者将借助历史视角和比较方法，考察白马藏区与金曲彝区的生计变迁、人口增长、民俗支出、精准脱贫路径选择等方面的异同，对造成两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及其对精准脱贫的启示进行讨论。

一、两乡基本情况

白马藏族乡地处四川省平武县西北边陲、九寨环线东段，北与九寨沟县勿角乡、马家乡接壤，南与平武县木座藏族乡、黄羊关藏族乡相邻，东与甘肃省文县铁楼乡交界，距县城50公里。全乡辖区面积715平方公里（含王朗自然保护区），耕地面积526.8亩。乡境内平均海拔2200—2700米，年平均气温8—12℃。全年无霜期短、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年积温低，属典型高寒冷低温带生态气候。辖4个行政村、15个村民小组，全乡共438户，总人口1526人（其中农业人口1465人），以藏族为主。2014年，共识别出1个贫困村，贫困户60户，贫困人口206人。[1]

金曲乡位于四川省昭觉县境西北部，东南与新城镇接壤、东临库依乡、北连比尔乡、西北与宜牧地乡接壤、西靠库莫乡、西南与博洛乡接壤，乡政府所在地距离县城51公里。乡境面积46.5平方公里，海拔2500—3400米之间，地形以高山河谷为主。全乡下辖7个行政村，18个农牧服务社，809户5042人，村民全为彝族，共有耕地5073亩、林地31399亩、草场35335亩。[2]畜牧业是村民经济的主要来源。至2017年，有3个贫困村，2个极度贫困村，280户贫困户，贫困人口1224人。

二、生计的变迁与延续

（一）白马藏区的生计变迁历史上，白马藏族长期过着“自耕自猎而食，自种自织而衣”“以物易物，为买而卖”的生活，农业、畜牧业、采集和狩猎是其主要的衣食来源。清道光《龙安府志》载：“地土俱系深山，悬崖峭壁，附葛攀藤，刀耕火种，历来并未认纳粮赋。”“番民男妇务农为生。每岁三月，种大麦、青稞，七八月始收获，备作炒面与酒。五月种荞，九月收获。霜迟则获，霜早则不成颗。一岁之供，全赖乎荞。多荒少熟，不外出佣工，荒则采蕨根作面而食。”“番民耕地用双牛耕。其牛呼犏牛，出松潘寨。价颇贵，每头约价十金，犁地有力。也养牦牛，黑白色，角细锐长，尾毛似马毛。”[3]平武藏族自治区政府所编《川北平武藏区概况》对白马藏族的生计的详细记载表明，至1950年白马藏族依然保持传统生计方式。[4]1957年民主改革以后，“务农工猎、种麻织布、畜牧养蜂”的传统生计方式继续在白马藏族的生活中占据主导。“伙耕”“互助”“换工”的集体主义观念与生活伦理仍然得到遵循，“互惠”“亲酬”与平均主义的生活资源分配原则保持不变，白马藏族群众间贫富差距小。

1978年后，白马藏族传统生计受政策的影响开始发生变迁。1980年，白马藏族群众被准许进入住地附近的国有林场砍伐建房木材。此后，进山伐木、运木出山、销售木材成为白马藏族获取现金收入的主要途径，与伐木经济相关的运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伐木生计的兴起，改变了白马藏族传统的经济结构，大量货币进入白马藏区。据统计，1987年白马藏族人均收入为259元，1988年达385元，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60%左右。[5]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2000年白马藏区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白马藏区的伐木经济戛然而止。其后，白马藏区依托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以及位于九寨环线的区位优势主动转型发展乡村旅游业，旅游收入迅速成为白马藏族的主要收入来源。同年兴建了“白马风情园”,接待游客1万多人。2002年举办了“王朗白马风情旅游节”，当年游客增至6.5万人。各白马村寨围绕旅游发展，培育形成了集农家旅社、歌舞表演、特色餐饮、手工制作、青稞咂酒、生态种植等为一体的创收体系。2015年，白马藏族乡有旅游接待户150余户，旅游接待房间1462间，3265个床位，可一次性接待5000余人就餐，3200余人住宿。同年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实现收入400万元。以扒昔加寨为例，2015年该寨共接待游客8200余人次，实现收入125万余元。2016年国庆期间，全乡共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旅游收入333.87万元。

（二）金曲彝区的生计延续在包括金曲在内的凉山彝区，社会结构长期封闭、稳定。生计方面，“其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直接满足自己及其家庭消费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出售与交换。整个经济活动，都是围绕农业（种植业）及附属它的畜牧业（旧凉山彝族人民的主要副业）而开展和进行的，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化出来”。[6]“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是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多年轮歇也很普遍，许多坡度略大的旱地就采用三年或五年、甚至七年一季的方法。……对轮歇地的耕种，普遍采用‘打火地’方法，即将多年轮歇地生长的荆棘矮树砍伐，然后用火烧成灰烬以作肥料”。畜牧业收入占农牧业总收入的10—30%，普雄、喜德等部分地区的畜牧业收入占农牧总收入的60—70%。[7]

1950年前，金曲彝区的传统生计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畜牧收入比重与上述普雄、喜德等地的比重基本一致。农业用地分三年一季或五年一季的轮歇地与一年一季的旱地，主要种植作物为土豆、荞麦和燕麦。羊、牛、马、猪四畜的养殖是金曲彝族群众的主要衣食来源，农业种植产出次之。1956年民主改革以后，金曲彝区先后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但其传统生计一直保持不变。2000年以来，受凉山彝区出现的外出务工潮的影响，金曲乡开始有人外出务工，务工收入成为彝族群众一个新的收入来源。2015年，全乡共输出劳务518人次，劳务总收入800万元。[8]金曲乡的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有的甚至没有进过学校，[9]大都依靠苦力挣钱，收入较低。与务工相比，畜牧业和农业依然是金曲彝族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2015年，金曲乡四畜存栏为牛1006头，马411匹，猪2105头，羊7614只；出栏数为猪3794头，牛713头，羊3936只，肉类总产量377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9197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483亩总产量1702吨，马铃薯播种面积4336亩总产量1682吨，荞麦播种面积116亩总产量16吨，燕麦31亩总产量4吨。[10]

由于受自然环境等因素限制，白马藏区和金曲彝区直到1950年都维持着传统的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生计方式，同属偏远贫困地区。1980年以来，生计方式的差别成为两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主因。一方面，在国家政策变革、县域经济发展等背景下，白马藏族群众的传统生计发生变革，传统的狩猎消失，伐木经济一度发展之后被禁止。2000年后，在政府与群众的“合力”之下，白马藏区生计方式因时而异，自然环境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催生了新的发展动力，迅速发展的旅游业成为白马藏族群众的首要收入来源，农业退居次要。2015年，白马藏族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695元。另一方面，1949年后金曲彝区的社会变革没能改变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传统生计方式延续至今，畜牧业与种植业未能实现产业化和规模经营，彝族群众收入提高缓慢，贫困现象比较普遍。

三、人口增长与民俗支出

1980年以来，白马藏区与金曲彝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除与传统生计的变革密切相关外，人口增长与民俗支出方面的经济成本差异也是造成两乡经济差距的一个特殊因素。

（一）人口与贫困清道光《龙安府志》记载，白马藏族“有名色可考者，凡十八寨，寨多不过四五百人，少可百人而已”。1949年平武白马藏族人口约1000人；1956年为1343人，其中白马部落777人；1982年为2228人，其中白马公社1171人；1990年为3390人，其中白马藏族乡1351人。[11]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12]至1990年，平武白马藏族为3390人（其中白马藏族乡1351人），2000年为3627人。2014年白马藏族乡所辖4个行政村总人口为1572人，其中白马藏族1556人。至2016年白马藏族乡有438户1526人，户均3.48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200年来平武的白马藏族人口增幅小，增速慢，人口数量变化小。笔者2017年3月底在白马藏族乡调查时发现，白马藏族家庭已经普遍持“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无论是贫困户还是非贫困户，2个孩子的家庭十分普遍，独生子女家庭比较常见，基本不存在超生现象。

相比之下，“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在1950年后金曲彝区依然根深蒂固。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凉山州规定少数民族农村户口每户可以生育3名子女，城镇户口每户可以生育2名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口的急速膨胀，但由于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持续影响，超生现象普遍存在，彝族人口快速增长。以2016年为例，当年凉山州4孩以上的超生人口有6096人。[13]在昭觉县，2015年末总人口为31.30万人，其中彝族占98.2%。2016年末，金曲乡有809户5042人，[14]户均人口6.23人，远高于白马藏族乡。笔者2017年3月初在金曲乡极度贫困村G村随机调查的几户家庭均存在超生现象。其中，村长A现年49岁，与前妻育有2儿2女，现都已经成家，每家育有5个子女；村书记B现年40岁，育有3儿1女；村民E现年53岁，育有2儿3女；村民Z现年61岁，育有3儿1女；村民D现年46岁，育有2儿5女；贫困户户主N现年37岁，育有3女1儿。在传统的生育观念与生育实践下，金曲彝区人口众多，彝族群众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经济成本随之增加。“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给精准脱贫工作带来困难，贫困户难以脱贫，非贫困户难以致富。

（二）民俗支出民俗支出也是影响白马藏区与金曲彝区经济状况与精准脱贫工作的一个关键变量，以婚礼支出和葬礼支出最为典型。传统上白马藏族娶妻不用支付聘金，婚礼中的花费主要用于送礼与请客。清道光《龙安府志》记载：“番人嫁娶，男家请媒往女家求说。允则受其布、肉为定。男方请番僧择吉日接取请客，女家父母兄弟携女同来。男家宰杀大小猪只，备咂酒，聚两家至亲欢饮一、二日而散。女随父母归。”[15]现在，白马藏族婚制已经发生变化，出现了跨族婚姻，但婚嫁不支付聘金的传统得到保留。白马藏族传统丧葬分为火葬、土葬、水葬3种，至今保留较好。火葬一般用于本年冬月至次年2月间。各寨均有专用的焚尸场。土葬多用于夏天。白马藏族对未满周岁的婴儿实行水葬。葬礼的支出主要用于宴客、丧葬用品、延请贝莫[16]念经等方面，现在一次葬礼的花费一般在1—2万之间。

相较而言，金曲彝区在婚礼与葬礼方面的支出要大得多。凉山彝族娶妻需要支付“身价钱”[17]，传统上“媒妁往返于男女两方，议定聘金。议妥之后男方择吉日，背上酒，携上在春秋二季同窝孵出的一对鸡、两锭银到女家行聘，即为订婚。其余聘金由媒人与双方议妥在婚前一年内付清或先付一部分余款婚后再付”。[18]2000年以来，凉山彝族的“身价钱”越来越高，“娶不起”或一人娶妻全家致贫的现象频繁出现。以金曲乡为例，2010年以来“身价钱”迅速上涨，达18—25万元。婚礼当日还要举行“卡巴切”（献礼金）仪式，分别向新娘的舅舅、叔伯、弟兄、媒人、表弟兄等呈送数额不等的礼金。[19]葬礼方面，凉山彝族素有厚葬习俗。[20]2000年以来，攀比之风日渐盛行，葬礼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愈演愈烈。一次葬礼杀十几头牛的情况普遍存在，个别葬礼甚至会宰杀几十乃至上百头（只）牲畜。此外大量燃放烟花爆竹、拍摄录制光碟等成为葬礼中新的支出项目。金曲彝区深受葬礼攀比之风的危害，许多家庭的经济因高额葬礼支出陷入困境。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凉山彝族的“身价钱”与红白事宜中的开支，一般都会量力而行，不会导致家庭经济的破产。而近年出现的高额聘金现象和高额葬礼支出现象已经成为滋生贫困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彝区选择精准脱贫路径时必须考虑的变量。

四、脱贫路径的选择

1950年后国家通过贷粮、贷款、发放农具等形式开始了对包括白马藏区和金曲彝区在内的民族地区的扶持。1978年后，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脱贫开发从未间断。一系列的帮扶举措以“物质输入”为主，成绩虽然显著，但没有培育出民族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没能根除贫困问题。基于此，2014年以来的精准脱贫中藏区与彝区在遵循各级各类文件精神与发展规划、采取系统的脱贫举措的同时对症下药，精准地选择了一些各具特点的脱贫策略。白马藏区的旅游脱贫与金曲彝区的生育秩序整治、移风易俗，成为两乡精准脱贫工作的特别路径。

（一）白马藏区的旅游脱贫平武县在实施“旅游兴县”战略过程中，建成了一批旅游脱贫示范区，探索出“景区带村”等3种旅游脱贫模式。白马藏族乡旅游业发展迅猛，至2016年，全乡乡村农家乐达到140余户，户均年收入4万元以上。全乡各村寨已培育形成了农家旅社、歌舞表演、特色餐饮、手工制作、青稞咂酒、生态种养殖等业态。白马乡将发展旅游与精准脱贫相结合，把旅游脱贫确定为贫困户与贫困村的主要脱贫路径。一方面，鼓励有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中来。至2016年10月，全乡60户贫困户中有近半数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的途径摆脱贫困。以亚者造祖村扒昔加组为例，2016年国庆期间，贫困户摇雄早靠小卖部和游客骑马获利2000余元；贫困户麻伍才里靠提供旅游住宿收益1000余元，游客骑马收益2000余元。另一方面，白马乡引导无发展能力的贫困户，通过救济资金、房屋、土地入股等方式参与旅游相关产业，把贫困户的救济金转化为股金，把房屋、土地等资产变为资本，把农民变为股民，每年参与分红。贫困村脱贫方面，白马乡根据该乡唯一贫困村——伊瓦岱惹村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详细的旅游脱贫计划，拟将发展旅游与古村落保护相结合，以旅游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与贫困村的按期摘帽。

在旅游脱贫的带动下，白马藏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2014年脱贫20户54人，2015年脱贫17户58人，2016年脱贫21户77人，2017年计划脱贫剩余2户4人。[21]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控制在0.68％，全乡贫困发生率控制在0.26％。贫困村伊瓦岱惹村计划于2017年预摘帽，2018年正式摘帽。

（二）金曲彝区的生育秩序整治与移风易俗针对“多生多育”的生育实践与红白事宜中的高额支出阻碍凉山彝族群众脱贫致富的问题，凉山州将生育秩序整治与移风易俗作为彝区精准脱贫的重点工作来抓。生育秩序整治方面，2016年以来凉山州相继出台了《凉山州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实施方案》等文件，印发了《凉山州生育秩序整治行动方案》。2017年2月10日，凉山州召开生育秩序整治动员大会。确立了全州符合政策生育率达90%以上，10个生育秩序整治重点县超生比例下降至12%的年度目标。昭觉县作为全州10个人口超生重点县之一，签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生育秩序大整治迅速启动。2017年3月9—10日，金曲乡开展妇女“三查”（查环、查孕、查病）工作。参加“三查”的3孩以上、45岁以下的育龄妇女304人，实查193人，有环47人，新安环79人，安环率为41.45%。移风易俗方面，2014年以来昭觉县结合“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开展了婚丧嫁娶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问题专项治理，实施了科技、文化、教育、卫生、计生、文明“六进彝家”行动。昭觉县总结推广的“四好”创建“3579”工作法，包括3项教育、5项革命、7项机制和9件实事。其中，“红白事宜革命”“餐饮习俗革命”“建立红白事宜从简操办机制”“一乡成立一支乡村厨师流动服务队”“一村建一个公共厨房（每社培训配备2名厨师）和一套炊餐具”等内容直指婚礼、葬礼中的高额支出问题。为实现2020年全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摘帽的目标，2014年以来金曲乡通过乡干部职工带头垂范、农民夜校开设移风易俗课程、成立民间协会指导婚丧事宜等办法，落实州、县两级的移风易俗举措，彝族群众积极参与其中，婚丧事宜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明显减少。

五、结语

综上，自然环境相似、历史经济水平相当的白马藏区和金曲彝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生计方面，白马藏区依靠政府与民众的“合力”实现了传统生计的变革，经济迅速发展，旅游业成为藏族群众的主要经济来源。金曲彝区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传统生计则延续至今，经济发展滞后，彝族群众收入渠道单一、增长缓慢。人口与民俗支出方面，白马藏区人口增长慢，超生现象少，红白事宜中的支出较少且长期稳定。而在金曲彝区，传统生育逻辑下的人口快速增长和近些年来出现的高额“身价钱”、葬礼铺张浪费等民俗支出方面的变化，增加了彝族群众的经济负担。收入与支出的双重差异，是导致两地经济的现实差距的主要原因。这对当前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启示在于，主动因时因地调整生计方式，实现经济收入的“开源”，同时保持对生育观念与生育实践、民俗支出等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出现问题及时进行引导，确保经济支出的“节流”，是民族地区的群众实现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层面。

[1]本文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分别由白马藏族乡与金曲乡提供或为笔者田野调查所得。

[2]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史志办公室编：《昭觉县年鉴（2016）》［Z］，北京：开明出版社，2016年，第227页。

[3]萧猷源：《平武白马藏族》［M］，2001年，第44页。

[4]同上，第44—45页。

[5]同上，第176页。

[6]袁亚愚：《当代凉山彝族的社会和家庭》［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

[7]四川省编辑组编：《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综合报告）［R］，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7页。

[8]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史志办公室编：《昭觉县年鉴（2016）》，第227页。

[9]金曲乡的教育发展至今依然严重滞后，以该乡极度贫困村G村为例，至2017年3月，全村高中以上学历人数为零，初中毕业生只有11名。

[10]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史志办公室编：《昭觉县年鉴（2016）》，第284—285页。

[11]平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平武县志》［Z］，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219—220页。

[12]平武县政府发文规定：农村藏族夫妇，也应提倡只生一个孩子，要求生二胎的，在孩子年满3周岁后，经乡政府审核，区公所批准，报县计生委备案，可安排生二胎。有特殊情况的，在第二个孩子年满3周岁以后，可安排生育第三胎。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准生第四胎。

[13] http://liangshan.scol.com.cn/sdxw/201702/55822848.html

[14]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史志办公室编：《昭觉县年鉴（2016）》，第227页。

[15]平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平武县志》，第222页。

[16]“贝莫”为白马藏语音译，指白马藏族宗教职业者。

[17]彝语称“乌萨哲”，指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的聘金。

[18]巴莫曲布嫫等编著：《彝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19] 2017年的大致“行情”是：舅舅3000—5000元，叔伯、弟兄、媒人、表弟兄等依次递减，一般不低于1000元。

[20]举行葬礼期间要杀牛、羊、猪等招待客人，近亲也会牵牛或羊来祭奠逝者，其中以牛为贵。宰牲或收到牲畜的数目越多，表示葬礼的规格越高。

[21] 2014年白马藏族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08人，至2017年3月笔者调查时因死亡、分户等清退15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93人。

（作者：何文海 摘自：《中国藏学》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