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阿维、张建伟：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差异研究

“十二五”期间，西藏逐步建立完善政策扶贫、专项扶贫、行业扶贫、援藏扶贫、社会扶贫和产业扶贫等扶贫模式，实现了５８万贫困人口跨越贫困线的基本脱贫；西藏自治区“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通过健全整体攻坚机制，落实竞争扶贫措施，统筹推进异地搬迁，落实扶贫开发目标责任制，确保５９万贫困人口满足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求。

研究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可以了解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等，为进一步实现精准脱贫提供理论依据。系统地分析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探索西藏贫困代际传递的特点及空间差异，对西藏地区的扶贫攻坚和全面脱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来源于西方的反贫困理论，该理论是对社会底层阶级生活状况的一种客观描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理论研究：

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代际传递理论产生于“贫困亚文化”之后［１］。一个固定的家庭成员之间由于亲情、血缘构成某种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子辈继承父辈的价值观、态度和习俗等某些共同之处，促成了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会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亚当·斯密认为城镇居民利益的获取，大部分以牺牲农村居民利益为代价［２］。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认为穷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总效用，即增加社会的经济福利，只有通过国家强制转移的办法，才能使穷人间接受益［３］。米德认为，依赖社会福利的家庭，会造成这些家庭成员改变自身价值观，长期依赖社会福利［４］。

贝克尔与托马斯强调了经济结构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５］。该观点也认为父母的收入状况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进而影响子辈缺乏找到好工作的能力，也可能会使贫富关系在代际之间形成传递机制。

达伦多夫强调机会缺失对代际传递的影响效应。他认为人们在生活中存在机会和选择先天的不平等，贫穷家庭的子女比较容易陷入贫困。

麦克拉罕强调家庭环境对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他认为贫困家庭的未成年子女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辍学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由于受教育水平低，所得报酬并不高，升迁机会更少，所以导致劳动收入较少，将来择偶也面临相同的情形，从而组成的也是一个贫困家庭。父辈通过将收入优势转化为子辈获得教育的优势，由于在我国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难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以致穷人子女因人力资本积累低下而产生代际收入流动。

根据代际收入理论框架和相关实证研究结论，贫困代际传递的形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基因、自身观念和人力资本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内部因素，使贫困代际传递具有内在动力；第二，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文化、资本、机会、教育、社会福利和家庭环境等资源分布不均和要素短缺，成为贫困代际传递的外部因素。国内研究贫困代际传递的学者，大多数将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特别是对教育机会的缺失、家庭环境、社会福利和国家政策等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笔者在此基础上分析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总体特征呈现出脆弱性高、封闭程度大、贫困代际传递周期短、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高的特点；各地市在贫困代际传递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其农牧区贫困代际发生率较低；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高。

三、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特征分析

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衡量标准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父辈成年时的收入和子辈成年时的收入与当时的国家贫困标准进行比较；另一种是根据现行国家贫困标准衡量父辈贫困与子辈贫困状况，并且判断是否存在代际间传递现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西藏农牧区贫困家庭入户调查数据，样本量为３００份，涵盖拉萨市、日喀则市、昌都市、山南市、那曲地区和林芝市３８个县区，由于阿里地区路途较远，人口比重较小，故未进行采样。调查对象为成年人家庭，调查内容为：子辈成年时及其父辈青壮年（２０—４０岁）时家庭结构相对稳定时的经济状况，包括家庭人口规模、人均纯收入、住房条件、转移就业等基本信息，为防止通货膨胀引起的购买力下降和各地市衡量贫困标准不统一所引起的准入和退出差异，故以２０１３年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不足２７３６元／年（相当于２０１０年２３００元／年不变价）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为识别农牧区贫困标准对父辈和子辈代际收入进行评价。根据父辈和子辈成年时的家庭收入状况与当时的国家贫困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西藏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１］为６０．０３％，贫困未发生传递率为９．２９％，返贫率为３０．６８％［６］。

（一）西藏农牧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特征

１、家庭居住条件

在地区调查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家庭住房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自建住房、政府惠民工程建设住房和父母房子三种形式，寄宿、福利等形式住房相对较少。在自建住房、政府惠民工程建设住房和父母房子三种形式的住房当中各地区的比重（见表１）。

表１：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住房比较

数据来源：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农牧民住房除了以上三种形式外，还包括其他形式的租房、寄宿和福利住房等。总体来说，居住父母的房子的家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超过一半，昌都最高达到７９．４１％，拉萨最低为５６．２５％，而居住自有住房和政府惠民工程建设住房的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较低。

２、家庭结构

（１）人口结构

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人口规模相对较大，拉萨市家庭平均规模最小，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为５．８５人；而日喀则市最大，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为８．６３人。全西藏农牧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为７．９人，返贫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为７．１７人，较全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３．３５人的水平，超出一倍多。

（２）就业结构

西藏农牧区贫困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家庭负担重，人力资本投资利用率低［７］。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农牧民转移就业集中在青壮年阶段，转移就业比重占转移就业总人口的８０．６％，１８岁以下和５０岁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口比重较小。转移就业的农牧民，从事建筑业的占３０．５％，从事第三产业的占３４．４２％。总体而言，从事这些行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也相对较低。

（３）养老模式

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农牧区家庭养老基本依靠子女养老，也有近亲属养老的情况发生。随着西藏农牧民家庭观念日益变化，家庭养老依旧占主导地位，但逐渐开始弱化。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尊老敬老、家庭观念出现淡化的趋势，导致靠传统的道德亲情、血缘维系的家庭养老观念也逐步淡化；另一方面，农牧区农牧民剩余劳动力逐步外流，农牧区空巢老人家庭数量逐年上升，家庭保障功能由此开始弱化，留守家庭贫困程度加深。

３、家庭受教育状况

西藏农牧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父辈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０７年，子辈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５．４２年；陷入返贫境遇家庭的父辈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７５年，子辈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５．７１年［２］。西藏农牧区贫困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５．５１年，其中小学文化程度以下人口占贫困人口的６２．３２％。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介绍，“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建立的国家贫困人口档案中，超过５０％的人只有小学以下文化水平，２２．３％的家庭自认为是家庭缺乏技术而导致贫困。”所以，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基本维持在小学水平，教育水平对农牧民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显著。

（二）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收入特征

西藏农牧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收入，而贫困家庭除了从事农牧业生产以外，其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农牧业生产补贴、集体分红、土地租金和工资性收入。

１、封闭程度高，农牧民收入较低

由于贫困代际传递是在家庭内部或家族内部出现的一种恶性循环，也不乏有整个族群的一种贫困代际传递。但总体而言，是由于单元主体的这种由父辈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和观念等引起的子辈继承这种亚健康状况，或者由于子辈的贫困而使父辈陷入贫困境遇的逆传递的一种恶性循环。同时，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和返贫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总体较低，而且各地区的收入差距较大。

表２：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收入状况

数据来源：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西藏农牧区是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聚居区，地域环境比较封闭，家庭观念较强，形成了代际间传递的封闭程度高的特点。由于父辈成年时的人均纯收入参考标准为１９８５年的贫困标准２５０元，子辈贫困标准为２７３６元，故通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父辈当时的人均纯收入进行调整，使父辈贫困标准与子辈贫困标准保持一致，得出拉萨市、昌都市、山南市和林芝市子辈的状况较父辈而言有所改善；而日喀则市和那曲地区子辈的收入较父辈而言更少，都处于贫困境遇（见表２）。

２、地区生计脆弱，贫困家庭其他收入较少

根据对西藏农牧民务工人员的收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由于生计资本脆弱，导致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较小，而工资性收入比重较大。西藏农牧民转移就业主要集中在２１岁至４０岁之间，转移就业比重占总转移就业人口的近８０％。鉴于父辈除了农牧业生产收入外，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而政府补贴是按照土地面积或牲畜数量等进行分配，代际间存在无差异性。所以在分析时主要分析子辈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各地区的差异（见表３）。

表３：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家庭务工收入比较

数据来源：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由于西藏农牧区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金融资产、物质条件、交换障碍、社会资本不足和生计抗逆力差，进而导致农牧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生计脆弱性较高，可持续生计稳定性差。并且，呈现出海拔高的地区生计状况脆弱性高，海拔低的地区脆弱性低的特点，对农牧民转移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贫困代际传递周期较短

贫困代际传递周期是指在贫困代际传递发生家庭中，每隔几代或几十代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所间隔的时间段。西藏农牧区总体贫困代际传递周期较短，拉萨市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周期最长（　３．０８代），而昌都市贫困代际传递发生周期最短（　１．７８代）　（见表４）。

表４：西藏各地市贫困代际传递周期

数据来源：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调查结果也同时验证了“富不过三代”的传统说法。总体而言，西藏各地市最长第四代就会陷入贫困状态，且易发生连续性贫困的代际传递。同时呈现出贫困代际传递率低的地区贫困代际传递周期较长，贫困代际传递率高的地方贫困代际传递周期较短的特点。

四、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各地市空间差异比较

（一）西藏农牧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各地市间的差异

在对整个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调查过程中发现，拉萨市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最低，占当地贫困人口的３３．６％；昌都市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最高，占到当地贫困人口的６２．１％。拉萨市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未发生率最高，为４２．３％；昌都市农牧区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率最低，为１３．８％。返贫率最高的是日喀则市农牧区，为３１．９％，返贫率最低的为那曲地区，为１１．７％　（见表５）。

表５：西藏农牧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各地市间的比较

数据来源：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二）西藏农牧区各地市家庭状况与贫困状况比较

不分家的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分家单独居住的贫困家庭；同时，与父母同住更容易使家庭陷入贫困境遇和发生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分家有利于解决贫困的代际间传递（见表６）。

表６：西藏农牧区各地市家庭结构状况与贫困状况比较

数据来源：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数据剔除了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家庭。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西藏特殊的地域文化、机会、教育、社会福利和家庭环境等外部因素和农牧民自身观念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低等内部因素，造成了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总体呈现出脆弱性高、封闭程度大、贫困代际传递周期短、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高的特点。

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发生率较全国其他省市的农村而言，发生率较高；西藏农牧区各地市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发达的城市，其农牧区贫困代际发生率较低；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较高。同时，由于当前对贫困的认定不够客观，一般以年人均纯收入是否达到当地执行的贫困标准作为识别贫困的标准，而没有将物质财富纳入衡量体系当中，就会存在有时不能反映农牧民真实贫困状况等不足之处。

（二）建议

１、精准扶贫，消除贫困代际传递

西藏农牧区应该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五个一批”工程，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定清楚，把贫困程度和致贫因素搞清楚，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的精准扶贫，重点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因地制宜让贫困群众参与脱贫致富进程，实现光荣脱贫。

２、发展教育，推进脱贫进程

教育脱贫是目前农牧民比较认可的一种脱贫方式，西藏自治区通过实行１５年教育“三包”惠民政策，使农牧民免费接受１５年义务教育。农牧民子女通过接受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来增加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其工资性收入水平，从而帮助脱贫。

３、鼓励人口迁移，推进异地搬迁脱贫进程

利用网格化信息系统对搬迁后的人员进行准确定位，提高管理效度，对于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社区建设、民情区情、城市管理和社会稳定综合治理发挥辅助作用。异地搬迁后，为搬迁群众提供特殊的文化空间，方便从当地居民在语言交流和风俗习惯方面援助农牧区贫困人员，实现当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共同居住和文化交流无障碍。同时搬迁后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农牧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增加农牧民个人及家庭收入，减少收入的贫困代际传递。

４、合理控制家庭人口规模，消除贫困代际传递

合理控制家庭人口规模并不是限制农牧民人口正常增长，而是将人口规模较大的家庭分成几个相对人口规模较小的家庭，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家庭成员较多而造成的相互依赖、生产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形成的家庭内部的贫困代际传递。

［参考文献］

［１］奥斯卡·刘易斯（　Oscar　Lewis）　．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M］．丘延亮，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２００４．

［２］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

［３］王桂胜．福利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Lawrence　M·Mead．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　－　working　Poor　in　America［M］．　New　York：　Basic　Book，１９９２．

［５］Gary　S·Becker，Nigel　Tom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Ｒiseand　Fall　of　Famili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１９８６（　３）：　１—３９．

［６］杨阿维，张建伟．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１）：　１６２—１６９．

［７］图登克珠，杨阿维，张建伟．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西藏农牧区反贫困问题研究［J］．西藏研究，２０１４（　６）：　２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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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数／贫困家庭数。

［２］数据来源：西藏大学“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作者：杨阿维、张建伟 摘自：《西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