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历史研究是国际藏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藏学研究领域之一。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藏族历史研究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基础资料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到专题史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藏族史研究一直也是我国藏学研究的最强领域。《西藏通史》无论从字数、卷数、参与作者人数、史料运用、体例设计、涉猎内容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从研究方法和结构内容来讲，《西藏通史》堪称是将地方志传统和族别史研究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方志,即“地方志书”的简称，志，即“记述、记载”之意，地方志就是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和文献。[1]地方志是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之一，与国史和家谱并称我国史学三大传统。1924年，梁启超先生最先提出了方志学的概念，如今方志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清朝是我国历史上修撰地方志最为鼎盛时期，涌现出了《西藏志》、《卫藏通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卫藏通志》等一大批优秀方志，这些志书今天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
虽然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有不少关于族别史的专门记载和相关资料，如《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二蕃部八西藏等，但族别史，即民族史研究体系的完全形成和不断发展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各民族处在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之下，基本生存都非常困难，更谈不上认识和研究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中华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不少仁人志士开始意识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传统，也开始重视边疆和边民研究，但国民党政府仍秉承了历史上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就连对五族之外其他各少数民族的身份都不予承认。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倡导各民族间的平等、互助、友爱和团结，确立了56个民族主人翁的地位，族别史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随之兴起，成为我国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与同时期其他有关藏族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成果一样，《藏族史要》《藏族史略》《藏族简史》《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等藏族通史研究著作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以社会形态史发展为主线，叙述从远古到西藏和平解放前的历史；一是虽然书名为藏族历史，但由于各地藏族社会历史发展差异性很大，主要内容还是以西藏地方为主，很难完全覆盖五省藏族的全部历史[3]；一是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完成。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为《西藏通史》的成功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也是将来藏族史研究不断得以发展提高的基础。
《西藏通史》除传统历史编年外，还增加了经济、社会、语言、教育、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文化交流、传统体育等内容。每卷前面的地图和照片精美清晰，而附录中的“大事记”、“专有名词汉藏对照”、“主要参考文献”和“索引”则充分体现了本书组织者很高的学术素养和科学的研究态度。《西藏通史》将族别史融入到地方史研究中，并将地方史纳入到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大传统大视野中，这是《西藏通史》的最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通史》可以说是一部名符其实的将我国悠久的地方志传统与丰富的族别史研究融于一身的典范之作。
（说明：以上为节选内容，全文即将刊登于《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或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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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主编的《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佚，改名《元和郡县志》)，共40卷，是我国最早的地方志。
[2]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也许这就是从上世纪末开始各地方藏族通史研究和编篡兴起的原因之一，如陈光国著《青海藏族史》,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洲塔、乔高才让著《甘肃藏族通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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