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熠华：《西藏通史》的编撰与历史所青年学者的成长

《西藏通史》（8卷13册）荣获中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和中国藏学研究领域最高奖——第四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等奖。《西藏通史》获得如此殊荣，是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十多年来辛勤努力、编撰完成《西藏通史》这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西藏历史通史著作的充分肯定。

历史研究所现有科研人员10人，包括汉、藏、蒙古、回、纳西、达斡尔等6个民族，其中8人拥有博士学位。目前历史所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学术队伍整齐，青年学者成长迅速。应该说，历史所青年学者的成长与国家重大科研课题《西藏通史》的编撰是分不开的。

《西藏通史》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我们这些青年藏学工作者而言，能够参与这样一项重大的研究工作，确实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和珍贵的工作经历。

我是从2005年7月进入历史研究所工作，截至2016年《西藏通史》正式出版，一直参与通史编撰工作。从2005年8月起的一年多时间里，在通史总主编陈庆英研究员指导下，我参与编辑了《英国外交部涉藏档案选译》（1-5辑）、《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1-6册）目录》《关于藏族历史的相关论著摘编》等3种共7本资料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专业毕业，既没有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对藏族历史更是知之甚少。一进历史所就参加《西藏通史》资料编辑工作，其实多少有点懵，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工作的意义。然而，正是在陈庆英研究员等历史所前辈学者的指导下，通过参与这些基础资料的编辑工作，使我对吕思勉、范文澜、白寿彝、翦伯赞、王钟翰等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史专家编撰的《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等著作中有关藏族历史的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为我开始藏族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尤其使我具有了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视角认识西藏地方史的基本观念；也让我对英国外交部涉藏档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近现代涉藏历史档案有了初步的认识，为我此后选定以近代藏族历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

2008年起，历史所根据《西藏通史》编撰工作的需要，结合新进所的梁俊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白丽娜（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硕士）、孟秋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等年轻同志的专业特点，做了初次分工，协助各分卷主编联络撰稿人，收集通史初稿。宣布分工那天，原以为会分配我负责《民国卷》，毕竟此前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做的资料工作主要与民国西藏历史有关；而梁俊艳和孟秋丽都是人民大学清史所毕业的博士，更熟悉清代历史，更适合负责《清代卷》。未曾想，时任历史所所长周源研究员竟宣布由我负责《清代卷》，梁俊艳负责《民国卷》。或许正是应了这个“美丽的错误”，为梁俊艳和我都开辟了一条更广阔的学术研究之路。尤其对我本人而言，因为负责《清代卷》的编辑工作，在近十年时间里，反复阅读、修改文稿，对清代西藏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为我此后开展民国西藏史及近代藏族历史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梁俊艳博士这些年在藏族近代史尤其民国西藏历史研究领域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先后出版论著《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清末民初亚东关税务司研究》、译著《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等。

2012年，严永山博士（班玛更珠，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由《中国藏学》编辑部调入历史所；2013年，魏文博士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毕业，进入历史所工作。历史所青年学者的队伍进一步扩大，科研力量进一步增强。

为加紧推进《西藏通史》编撰工作，培养青年人才、锻炼队伍，在征得总主编拉巴平措研究员和陈庆英研究员同意后，执行总编、历史所所长张云研究员根据通史工作的需要，由历史所青年学者担任各分卷特邀编辑，直接参与编撰工作，根据原计划《西藏通史》（十卷本）进一步明确分工：梁俊艳负责吐蕃卷、民国卷、当代上下卷，邱熠华负责清代上、下卷，严永山负责早期卷、元代卷，白丽娜负责宋代卷，魏文负责明代卷。根据总编室的要求，我们开始协助各分卷主编进行文稿的编辑、修改，撰写大事记、编制索引等工作。

自2008年至2014年，各卷初稿陆续收齐。我们发现，很多初稿的引文没有出处，而且学术界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吸纳。为了进一步提升《西藏通史》的学术性和权威性，根据总编室的要求，我们开始对各卷文稿进行全面细致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改写、补写部分章节，甚至对个别分卷进行重写。如梁俊艳博士补写《宋代卷》“西藏与南亚的交往交流”一节、改写《清代卷》“西藏外部环境的恶化”“英国人对西藏的考察”等章节；严永山博士重写《吐蕃卷》“军事”，补写《宋代卷》“文学”、《明代卷》“语言文字与教育”等章节；邱熠华改写《清代卷》“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与西藏政局变化”一章，重写“清代史学”一节；魏文博士补写《宋代卷》“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等。《当代卷》补写内容中，下编的政治（梁俊艳撰写）、社会保障（邱熠华撰写）、医疗卫生（邱熠华撰写）、社会生活（严永山撰写）、文化体育（邱熠华撰写）、社会科学（梁俊艳撰写）、文学（严永山撰写）、艺术（魏文撰写）、军事与国防（梁俊艳撰写）、外事外宣（梁俊艳撰写）等11章，均由历史所青年学者重新撰写。大致统计，历史所青年学者撰写的《西藏通史》正文部分约有86万字。

二是逐条补充、核对引文注释。有时候，为了补写一条注释，需要查阅诸多书籍、论文，并反复向专家们请教。如《清代卷》第十八章“军事制度”第三节“驻藏兵制”中有一条注释涉及后世对琦善改定二十八条章程的评价问题，即“后人批评琦善以兵权‘尽付番官’，导致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部分兵权被削弱”。为了求证这个问题，我再次细读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琦善等奏藏兵一切操防事宜拟责成噶伦经理片》（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5）第2245-2246页）等档案史料，查阅了国内有关这个问题的多篇专题论文，如《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邓锐龄，《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驻藏大臣琦善改定西藏章程考》（周伟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琦善在藏举措对清后期治理西藏的影响》（金雷，《西藏研究》2015年第2期）等，并就此多次向历史所的前辈学者邓锐龄先生请教，逐步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前辈学者认真治学、谦虚求真的态度更是令我受教终生。邓先生在1985年的论文中，依据当时所见的材料，曾提出“琦善奏请藏军兵丁以鸟枪、刀矛各五成，并非若联豫所论‘以兵权尽付番官’”的观点，而后来公布出版的《琦善等奏藏兵一切操防事宜拟责成噶伦经理片》等档案则清楚地表明，后人批评琦善放弃兵权并非毫无根据。为此，邓先生在2012年1月26日的来信中专门写道：“当年我看不到一史馆所藏的奏折，故于琦善拟将藏兵操防事宜责成噶伦经理一事，茫然不知。文集（即《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照原文刊出，确应补一后记以纠正”，邓先生承认自己当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局限，并希望通过补写后记等方式予以纠正。邓先生在信中还嘱咐我：“此事的前前后后望你随时注意”。此后，我又根据这一番讨论、考证所得的认识，结合邓先生和周伟洲老师的研究成果，对《清代卷》第十章第三节“琦善改定西藏章程”的最后一段做了如下修改：“总的说来，《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重申、补充旧有章程，整顿和完善西藏地方吏治，以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又对藏军、驻防清军的若干弊端奏请改革。这一切均有助于清朝中央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以上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而且，琦善还奏请放弃对商上财政的审核权、奏罢训练藏军成例及停止派兵巡查部分地区（哈喇乌苏），有损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弱化了驻藏大臣的权力。”虽然只是短短200字的评价，却是做了诸多考证、讨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次教学相长的生动实践。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藏通史》责任编辑季垣垣老师作为极富责任心、具有丰富经验的老编辑，不放过一处细小的引文，尽职尽责地带领着我们审阅、修改、核对全书的引文注释，为通史顺利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是按照学术规范，编写各卷大事记、专有名词对照表和索引，尽可能提升《西藏通史》的学术质量，更方便读者阅读、使用。编写大事记、索引、汉藏对照表等，看似简易，实在繁琐，确是极有益于读者的。为此，我们几个年轻人通力协作，在各卷主编的指导下，尽可能准确、完整地编写了各卷大事记、索引等附录部分。初步统计，历史所青年学者参与编写的附录部分大事记、藏汉专有名词对照等，共约72万字。

参与《西藏通史》的编撰、修改，不仅使我们对各自负责的那一段西藏历史的史料、史事，以及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更为可贵的是，在专家学者的引导下，在一次次的思考讨论中，使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整体上理解和思考西藏历史及其发展规律。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2012年11月29日的《西藏通史清代上卷》审稿会上，总主编拉巴平措研究员强调指出：“在整个《西藏通史》编写过程中，应该充分地说明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的历史过程，也应该突出地反映西藏地方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这个基调应该贯穿始终，着力强调。如《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行后，八世达赖喇嘛有一个表示拥护的文告；而掣签用的金瓶送到拉萨时，西藏僧俗百姓隆重迎接等史料，都应该尽量使用，凸显其历史意义。”这样深刻又具有示范意义的教导，无疑令我们这些青年藏学研究者受益匪浅。

我们还集思广益，创新了课题管理和审改稿的方式。每次举行分卷审稿会，并不请专家通读文稿，而是根据各审稿专家的研究专长，分配两至三章的审稿任务，请专家提出有针对性的修改意见，避免了由于整部书稿长、任务重出现的泛泛而谈或敷衍行事的可能。因此，在我们先后举行的几十次各卷审稿会上，专家们都非常认真地审读、修改文稿，提出了众多符合实际、有可行性的修改意见，为《西藏通史》的编撰、修改、出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西藏通史》的最后修改阶段，我们还得到了全国众多专家学者的指导、支持，如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认真通读了8卷13册全稿，并写来了一万多字的修改意见。其中有对整体内容及关键问题的看法，如对《早期卷》有关如何解析、论述西藏古史传说的问题。周伟洲老师写道：“我可能是‘疑古派’，对传说中的历代赞普（至少在松赞干布祖父之前的历代赞普）应如何认识？可参照内地对‘黄帝’等古史的研究和分析，不能将传说当作信史……卷中竟肯定‘聂尺赞普’实有其人，误导读者，可能不一定妥当”。南京大学蒙元史专家陈得芝教授虽已80多岁高龄，还认真审读了75万字的《元代卷》，发来了细致的修改意见。这些年逾古稀、已近耄耋之年的前辈学者严谨求真的精神、勤奋踏实的学风，更是给我们以极大的激励与启迪。

历史所的年轻人有幸参与了《西藏通史》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研究课题，在十余年时间里，与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合作共事。在藏族历史研究各位前辈学者的支持下，尤其是历史所陈庆英、周源、张云等历任所长的指导和鼓励下，靠着扎实的学术训练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了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科研工作能力，为《西藏通史》的编撰出版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说明：以上为节选内容，全文即将刊登于《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或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