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英、周生文：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

在元代活动于中央朝廷的藏族僧人中，除大元帝师八思巴之外，地位最高、声名最显赫、对元朝宫廷影响最大的当数生前受封为国师、去世后被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的胆巴。汉文史籍《元史》、《历代佛祖通载》中对他的事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元代书法家赵子昂所书《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简称《胆巴碑》)[1]，字体秀美、神采焕发，于规整庄重中见萧洒超逸，被推崇为赵体行楷书法的代表作，因此件碑文拓片久为我国研究金石及书法的学者所重视，胆巴的声名也随之广为众多学者所知晓。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要求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和合作，中国佛教协会遵照周总理指示组织编写的条目中，元代藏族僧人收有胆巴、八思巴、布敦·仁钦珠等三人，其中张建木先生所撰的胆巴一条已收入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一书的第二辑，由此可见我国佛教学者对胆巴的重视。但是，因为在藏文史料中发现的有关胆巴的记载很少，所以迄今一些文章和书籍中对胆巴的记叙还不够详细准确。近年来，随着对元代藏文史料的处理以及在青海玉树和四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的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我们对胆巴的生平事迹有了一些新的了解，鉴于胆巴在元代藏族史及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依据这些资料和汉文史籍的记载，对胆巴国师再作一番考察，错漏之处，尚请指正。

一

关于胆巴国师的生年，各种资料中没有直接的明确记载。《元史·释老传》说：“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只是说胆巴约与八思巴同时。因此，我们只能依据胆巴的卒年来推算其生年，《元史·释老传》在叙述胆巴事迹后说：“大德七年夏，卒”。《历代佛祖通载》卷三十五载：“大德七年，胆巴金刚上师殁”，“癸卯夏，师示寂”。《胆巴碑》说；“大德七年，师在上都弥陀院入于涅槃，现五色宝光，获舍利无数”。可见各种史料一致认为胆巴卒于大德七年即公元1303年。《历代佛祖通载》又称胆巴“世寿七十有四，僧腊六十二”，由此推算，胆巴当生于1230年，比生于1235年的八思巴年长5岁。

至于胆巴的出生地，《元史·释老传》和《历代佛祖通载》都说他是“西番突甘斯旦麻人”，《胆巴碑》也说：“师所生之地曰突甘斯旦麻”。突甘斯亦作朵甘思，为藏语 mdo-khams的音译，是指今西藏自治区昌都专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在藏族传统的地理划分上称为康区。有的学者认为旦麻即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柯县，因此胆巴即是邓柯人。但是旦麻（亦作丹玛）在历史上是指长江上游通天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邓柯只是它的一部分。《汉藏史集》在记述江孜法王的世系时这样描述旦麻地区：

“在北方的蒙古与吐蕃交界处的附近，有一块像牦牛形状的大磐石。牛嘴朝向东方。从牛背后流出来一条河，叫做察杰藏布(tsha-skye-gtsang-po)。它在西面流。从牛前面流出的一条河，叫做牦牛河(vbri chu，长江上游的通天诃)，它在东面流过丹玛 (1dan-mavi-yul)。它的北部流域是丹宁(即丹玛的河阳)。南部流域是丹斯布(即丹玛的河阴)。这条大河谷的偏下部分。有汉地蒙古的一条大驿路将其分为两部分。上部即是上丹玛。叫做噶巴域(lga-pavi-yul)。在丹玛河口的部分叫做哉务域（tre-bovi-yul），有一统治噶、丹玛、哉务三部分的王族。最初，法王赤松德赞的时期，有一个名叫丹玛则孟的大译师。另外还出过名叫丹玛·却吉绛曲的法王和丹·绛赤、绛玛等玛桑神的化身。其血统高贵的来历是，吐蕃地方最初的人类的族姓有四大族姓、六大族姓的说法。而他们是其中的穆察噶氏的后裔。”[2]

这里所说的察杰藏布即发源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的扎曲。它南流至西藏昌都专区后称澜沧江，经云南流至老挝、泰国称湄公河，再经柬埔寨、越南入南海，它与长江源头的南源即发源于杂多县的当曲确实只有一山之隔。因此，《汉藏史集》所说的朵甘思旦麻的区域，包括通天河、扎曲河两河流域。即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称多、玉树两县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邓柯、石渠两县。其中，称多县一带属于上丹玛，即噶巴域，称多县的南部(今歇武乡)及玉树县的东部即哉务域，邓柯、石渠两县属于下丹玛。这样，依据胆巴是“西番突甘斯旦麻人”的记载，只能确定胆巴是这一区域的人，要确定具体地点还需要参考别的资料。

1988年人们在玉树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玉树广泛流传着关于八思巴和他的弟子噶·阿年胆巴·贡噶扎巴的故事。据称多县称文乡尕藏寺的活佛和僧人历代相传，当八思巴受封为国师从大都返回萨迦，途经今天称多县的噶哇隆巴地方时，在该地举行了盛大的法会，聚集僧俗信徒达一万多人，八思巴升座讲经说法，传授灌顶，自此以后，噶哇隆巴就得名为‘称多’（khri-vdu，意为万人聚会），近代在称多地方设县，称多又成为县名。由此可以推知，今称多县即噶哇隆巴，也即是《汉藏史集》所说的噶巴域。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例证是至今玉树民间仍称“称多”为“噶称多”，称多县城所在地周均北面的东程寺的全名即是“噶称多东程散丹群科林”，即“噶称多地方的东程静虑法轮洲”。另外，称多一带藏族有许多人的姓氏即为噶氏(lga)，也证明称多即“噶巴域”，也就是噶氏居住的地区。另外，尕藏寺的传说还称，八思巴还在噶哇隆巴的上庄接受了兄弟二人为弟子，带往萨迦，让他们在萨迦寺学经、受比丘戒，八思巴给他们兄弟二人分别起法名为噶·阿年胆巴·贡噶扎巴、噶·阿年仲巴·贡噶扎巴。过了3年，兄弟二人按八思巴之命返回称多，修建了一座寺院，寺名为八思巴所赐，为“尕藏班觉楞”(贤劫富足寺)。他们还在八思巴讲经说法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名为“白玛噶波”(白莲台)的法座作为纪念。此时八思巴奉旨回京，又经过称多，他赐绐尕藏寺释迦牟尼十二岁身量的佛像唐卡一幅(此唐卡现今仍存寺中)。在蓝纸上用金银汁书写的《大藏经》1套、1尺5寸高的镀金佛塔1座、九股金刚铃杵1个。八思巴还颁给尕藏寺一道法旨，以蒙、汉、藏三种文字书写在锦缎之上，内容大意是要求当地居民向尕藏寺交纳酥油、青稞、黄金、牲畜等，并规定任何人不得侵扰寺院。八思巴还赐给噶·阿年胆巴主管当地政教事务的象牙章和白檀香木章各1枚(白檀香木章现今仍存)。在八思巴的关注和扶持下，尕藏寺发展很快，成为元代玉树地区的一座大寺，寺僧相传，该寺在元代最盛时其建筑从仲松庄直抵峨来山下，长约1公里，僧人达1900多名。后来噶·阿年胆巴跟随八思巴到朝廷，八思巴逝世以后，他曾担任元朝的帝师，云游过萨迦、五台山等佛教圣地。尕藏寺僧众的说法本源于该寺历代收藏的藏文典籍和文物，但是这些典籍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殆尽，致使噶·阿年胆巴的详细生平难以稽考。但是仅从上述的传说。就可看出噶·阿年胆巴在以下几点上与汉文史籍记载的胆巴国师相符：

1、他们的名字相符。《历代佛祖通载》说：“师名功嘉葛剌思，此云普喜名闻，又名胆巴，此云微妙”，从音义两方而考查。“功嘉葛剌思”和“贡噶扎巴”是藏文 kun dgav grags pa的对音，只是古今汉文记音有所不同而已。汉文翻译时省去了姓氏“噶”字和名字中的“阿年”两个字以及作为人名词尾的“巴”字。类似的汉译藏人名字古今存有差异者例子很多，不在此赘述。

2、他们的出生地相同。如前所述，称多一带属于丹玛的噶巴域，即上丹玛，因此大略地说，噶·阿年胆巴也完全可以算作是“西番突甘斯旦麻人”。

3、他们的时代相同。都是约与八思巴同时，而且都是在八思巴去世后还在元朝活动了较长时期。

4、他们的事迹相同。《胆巴碑》说：“至元七年，与帝师八思巴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指萨迦班智达)之昆弟子也。帝师告归西蕃，以教门之事属之于师，始于五台山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噶·阿年胆巴也是随八思巴到朝廷，曾在五台山等地活动。《元史·释老传》说：“皇庆间，追号大觉普惠(应为慈)广照无上胆巴帝师”。而噶·阿年胆巴相传也在八思巴去世后担任过元朝的帝师。当然，胆巴生前实际上只当过国师，帝师之号是去世后追封的，但传闻称他当过帝师，也并不算大的差错。

依据以上几点，我们认为玉树地区广泛传说的噶·阿年胆巴·贡噶扎巴即是汉文史籍记载的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也就是说，胆巴国师是今玉树藏族白治州称多县人，家族姓氏为噶氏(藏族古代四大姓中的穆氏的一个分支)，他的名字叫贡噶扎巴，通常人们称他为噶·阿年胆巴。

明确这一点之后，则可发现《汉藏史集》在前面摘引的那一段描述丹玛地区的文字之后，直接提到了胆巴的事迹：“在上部丹玛噶巴域地方出了一个名叫噶·昂年胆巴(lga ang snyen dam pa)的人，他富有而又虔信佛法，在噶(巴域)、丹(玛)、哉务地方修建了108座饰有大鹏鸟头飞檐屋顶的佛殿，每座佛殿中供有珍奇佛像及全套的大藏经，以及明妃、侍从、弟子像和五部供养等，仪轨齐全，功业巨大。”

在这里附带提及，据《汉藏史集》记载，元末明初兴起于西藏江孜的与萨迦关系十分密切的江孜法王家族的始祖丹玛温波、桑布坚赞(即本益桑布贝)也是噶·阿年胆巴的亲属后辈[3]，可见元代以来萨迦派在玉树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并非偶然。

二

《胆巴碑》说：“童子出家，事圣师绰理哲哇为弟子，受名胆巴。梵言胆巴，华言微妙。先受秘密戒法，继游西天竺国，遍参高僧。受经、律、论。由是深入法海，博采道要，显密两融，空实兼照，独立三界，示众标的。”《历代佛祖通载》则称胆巴“幼孤，依季父，闻经止啼，知其非凡。遣侍法主上师，试以梵咒，随诵如流。曰：‘此子宿积聪慧，异日当与众生作大饶益’。年十二，训以前名。自是经科咒式坛法明方，靡不洞贯。年二十四，讲演大喜乐本续等文，四众悦服。上师命胆巴至西天竺国参礼古达麻室利，习梵典，尽得其传”。这里的‘绰理哲哇’为藏文chos rje ba的对音，意为法主，是萨迦派人对萨迦班智达的称呼，类似的例子屡见于八思巴的书信和文章中。胆巴生于 1230年，他12岁时从萨迦班智达出家应是在1241年，此时蒙古将领多达那波已率军入藏，但阔端尚未邀请萨迦班智达去凉州，因此胆巴应是被他叔父送到西藏萨迦去跟从萨迦班智达出家的，他幼年学经，应是在萨迦寺，因此他与萨迦派的关系应该是很深的。1244年8月，阔端邀请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会见，萨迦班智达即携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动身，胆巴是否随行到凉州，没有明确记载。他24岁时受上师之命去西印度学佛，此时已是1253年，萨迦班智达已于此前的1251年年底在凉州圆寂，临终时传衣钵给八思巴，命其继任萨迦派教主，统领诸弟子，因此命胆巴赴西印度的“上师”，也有可能是八思巴。1253年时蒙哥汗已即大汗位，阔端亦已去世，萨迦派的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八思巴本人也应召去忽必烈军中，寻求忽必烈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新教主八思巴派才学使四众悦服的胆巴远去印度，胆巴也欣然接受比他小5岁的八思巴之命远行，说明他们两人都是有远见的宗教活动家。八思巴追随忽必烈之后，大受信用，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随即封八思巴为国师，领天下释教，赐玉印，1264年忽必烈定都北京，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由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也就是明确规定八思巴为掌管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最高官员。当年八思巴与其弟白兰王恰那多吉一起返回西藏，途中在称多受到已由印度返回家乡的胆巴的迎接。正是因为胆巴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原来就有师徒关系，所以胆巴受到八思巴的特别重视，把他带往萨迦。不久又派他返回称多建寺，1268年八思巴奉诏回京路过称多时，不仅赏赐胆巴建立的尕藏寺，还赐给胆巴主管当地政教事务的象牙印和白檀香木章，也就是以主管藏族地区行政的国师的身份，承认了胆巴在称多一带的政教权力。看来八思巴对扩大萨迦派在朵廿思地区的势力也是有周密的考虑和计划的。除胆巴外，八思巴还派其弟子兴却仁仲到称多南部歇武地区的多干寺，将该寺改宗萨迦派，主持其寺务，还规定以后从萨迦寺派遣一名“萨迦喇根”(意为萨迦长老)住多干寺，传授教法和协助管理寺务，以后成为定制。此外。八思巴还派其侍从秋林多杰在今玉树县下拉秀乡创建了秋林多杰寺。由于八思巴和胆巴等人的努力，元代玉树一带新建或改宗为萨迦派的寺院达十几处。

由于胆巴渊博的佛学知识和突出的才干，特别是他在西印度所学的佛教密法对于在元朝宫廷中传播萨迦派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八思巴在离开玉树地区前往大都时，又决定将他带往朝廷，推荐给忽必烈。《胆巴碑》说：“至元七年，与帝师八思巴俱至中国”，明确指出胆巴到大都是公元1270年，《元史·释老传》说：“中统问，帝师八思巴荐之”，则失之过早，不够准确。

三

关于胆巴到朝廷后的活动，《胆巴碑》说：“始于五台山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这是概略的说法。《佛祖历代通载》说：“巴入中国，诏居五台寿宁。壬申，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也就是说，从1270年至1272年(壬申)他并没有常住在朝廷。而是奉诏居住五台山寿宁寺等地。他的活动按《元史·释老传》的说法是：“时怀孟大早，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似乎是为忽必烈祈雨演法的密法师。不过这一时期胆巴主要的活动却是“祠祭摩诃伽剌”，摩诃伽剌为梵语，亦译作摩诃迦罗，意译为大黑天、大黑神，是佛教护法神之一，“显密二教之所说各异，密教谓为大日如来因降伏恶魔示现忿怒药叉主之形者，或有一面八臂，或有三面六臂，系人之骷髅以为璎珞，可畏之相也。故古来以为军神而祀之”[4]。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一方面制定各种制度，巩固内部，一方面加紧军事准备，打算南下攻灭南宋，统一中国。胆巴受忽必烈和八思巴之命祠祭摩诃伽剌这一佛教战神，显然是为忽必烈武力统一中国作宗教上的精神准备。对此，《汉藏史集》记载说：“此时，皇帝又对上师八思巴道：‘如今遣伯颜领兵攻打蛮子地方如何?’上师回答说：‘彼足以胜任，我将为其设法，求得吉兆。’上师遣尼泊尔人阿尼哥，犹如幻化之工匠般出力，在巨州地方兴建一座神殿，内塑护法摩诃伽剌主从之像。由上师亲自为之开尤。此依怙像之脸面，朝向南方蛮子地方，并命阿阇黎胆巴贡噶在此护法处修法”[5]。

这证明胆巴祠祭摩诃伽剌神并不单纯是宗教活动，它是为忽必烈的军事行动服务的。大约摩诃伽剌神护佑元军的说法在当时曾被元朝作为重要的宣传上的精神武器，广为传播。所以《佛祖历代通载》中说：“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款附，兵不血刃”。正是由于胆巴的宗教地位以及他的活动的重要，所以《胆巴碑》说：1272年夏，“帝师告归西蕃，以教门之事属之于师”，也即是将在朝廷的宗教事务托付给了胆巴，所以《佛祖历代通载》说胆巴“壬申 (1272年)，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根据八思巴自己著作的题记，他是1272年夏离开大都赴甘肃临洮的，他大约是因为不适应北京的气候而到临洮居住，开始还没有决定返回萨迦，所以《元史·释老传》说：“至元十一年(1274年)，(八思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邻真嗣焉”，也即是八思巴在临洮时仍担任着帝师职务，到1274年从临洮动身返藏时才决定由八思巴异母弟仁钦坚赞继任帝师。在这数年间，胆巴实际上是在朝廷代理八思巴的宗教职务。

就是在仁钦坚赞到京任职后，胆巴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274年夏，忽必烈“命伯颜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神云何不出气力?’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请，不日而宋降”。到至元十八年 (1281年)胆巴奉忽必烈之命，作为佛教代表人物赴长春宫参加佛道两教第二次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但是到次年至元十九年，胆巴却离开朝廷返回家乡。

对于他这次离京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至元末，以不容于时相桑哥，力请西归”。《历代佛祖通载》说：“至壬午，师力乞西归，上不能留。初，相哥受师戒，继为帝师门人，屡有言其横自肆者，师责而不悛，由是衔之。逮登相位，惧师谠直，必言于上，乃先入巧言谮师，故有是请。首于云中，次至西夏，以及临洮，求法益众。未几，权臣复谮，令归本国。师至故里，阅六寒暑”[6]。都是认为胆巴的离京与他和相哥(即桑哥)的矛盾有关。

桑哥也是出身于甘青地区的藏族人。也是在1264年八思巴返回西藏途经甘青时投靠八思巴的，他通多种语言，有才干，由八思巴荐举到朝廷，得忽必烈宠信，升官至总制院使，曾领兵入藏平定本钦贡噶桑布反对八思巴之乱[7]。《元史·奸臣传》说：“桑哥，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及后贵幸，乃讳言师事胆巴而背之。”看来桑哥可能在投靠八思巴之前曾拜胆巴为师，到八思巴把他们推荐到朝廷后，一僧一俗，提升得都很快，都成为萨迦派在朝廷的重要代表人物。从以前的师徒关系改变到同僚关系，胆巴和桑哥之间发生矛盾是有可能的，但是桑哥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是在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即公元1287年，而胆巴返回故乡是在至元十九年，因此说桑哥当丞相后把胆巴排挤走，在时间上有所不合，可能是桑哥至元二十八年获罪被处死后，在朝廷的藏族僧人们为了免受桑哥事件的牵连而造出的一种舆论。近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同志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作了广泛的调查，他发现的一部藏文史籍的记载说明胆巴这次返乡可能与元朝当时在朵甘思地区的军事行动有关。他在《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一书中说：

“1985年初，笔者前往德格县实地调查时，在霍尔却杰昂旺彭措的母寺德格县更萨寺发现了一部《霍尔扎历代法王传集》(以下简称法王传集)。

据这部文献记载：元代萨迦法王八思巴应元朝皇帝之召，赴京任大元帝师，并受权管理卫藏和朵康十三万户以后。曾派一名元朝的蒙古族皇子作为施主率军护送一位名叫噶·阿年丹巴(此人是萨班从卫藏带到元都去的随从)(萨班未到过元都。应是八思巴带到大都去的随从一引者按)到‘者写’(tre-shed,即哉务域的下部)地方，修了一座神殿，这里‘者写’这个地名据笔者调查是指现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北路从德格玉隆到炉霍这个范围内的地方。现在甘孜和炉霍两地的‘朱倭’(tre-bo)意为‘者’地之人，这个地名就是从‘者写’而来，又写作‘者霍尔’。

《法王传集》记载，那位护送噶·阿年丹巴来甘孜的蒙古族皇子及其随从就居住在神殿附近一个名叫‘格稍’的村子里，这个村后来因蒙古人居住而名‘霍尔康’。出自蒙古系统的皇子在这个村子里看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藏族姑娘，并与她同居，使那位藏族姑娘身怀有孕。因此皇子临行前曾把这个姑娘托付给当地一个名叫‘让瓦’的本教头领，并说：‘这个姑娘已怀孕，将来生出来，若是一个女儿，不必要任何照顾，若是一个男儿，必须使他执掌权柄，拥有大量土地、娃子、房子等’。作为当地有权有势的本教头领，让瓦喇嘛虽内心不愿，但表面仍宣誓照办。他内心希望那个姑娘生出一个女儿，但事与愿违，那姑娘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本教头领让瓦喇嘛不希望其出生的，所以出生后俗称‘麻书不’，意为没有想到的男孩。《法王传集》说：‘以后这个地区大部分都成了这个蒙古后裔的天下’。

蒙古族皇子的后裔麻书不当了头人后，在其父亲居住过的‘霍尔康’村修建了自己的官寨，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他的后裔经过七代人的发展，统治了甘孜、炉霍。道孚等一大片土地。………经过不断地分支发展，形成康区赫赫有名的霍尔五大土司，即霍尔竹倭安抚司、霍尔章谷安抚司、霍尔甘孜孔沙安抚司、霍尔甘孜麻书安抚司、霍尔东古安托司。”[8]

这里提到的噶·阿年丹巴，即是胆巴国师，其理由已在前面述及。胆巴返回康区，还有蒙古族皇子率军护送，因此不像是被桑哥谮毁而被排挤出京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元朝正多次对朵甘思地区用兵，《元史》记载，至元十年冬，长河西千户必剌充剽掠甲仗，集众为乱，次年，敕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至元十三年以瓮吉剌带，丑汉所部军五百戌合答城，“以吐蕃合答城为宁远府”。至元十六年，“以朵哥麻思地之算术多城为镇西府”。至元十七年，“敕东西两川发蒙古、汉军戌鱼通、黎、雅”。在军事征服朵甘思和朵思麻南部地区，并驻兵戍守，设置官府后，元朝派皇子率军护送该地出身的胆巴国师去朵甘思，正是元朝利用藏传佛教统治和安定藏族地区的既定政策的又一次应用。也正是由于有元朝的政治军事势力作为后盾，胆巴才能如《汉藏史集》所说：“在噶、丹玛、哉务地方修建了108座饰有大鹏鸟头飞檐屋顶的佛殿，每座佛殿中供有珍奇佛像及全套的大藏经”。另一方面，胆巴在朵甘思的6年中，也对元朝巩固对朵甘思藏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中央王朝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胆巴回到大都。他这次回京，是“相哥遣使传召还都”，此时桑哥任尚书省右丞相已2年，而且在至元二十五年桑哥提出“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并自荐担任宣政院首任院使之一，得到忽必烈批准。桑哥建议设置宣政院，是为了把管理藏族地区的事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他还把巩昌从总帅府特升为宣慰司，以自己的弟弟答麻剌答思为巩昌宣慰使，也是为了自己加强控制甘青川藏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桑哥不论是出于旧怨还是出于调开在朵甘思影响很大的与自己地位差不多的胆巴国师，奏请召胆巴回京，对胆巴都是采取排挤的态度的。由于桑哥当时权倾朝野，忽必烈对他言听计从，所以他谮毁胆巴是容易发生作用的。胆巴回京后，“于圣安寺安置”，“四月，赴省听旨，令往潮州，师忻然引侍僧昔监藏，孑身乘驿，即日南向。及出都门，雷雨冥晦”，实际上是把胆巴只身流放到藏族人认为是湿热瘴厉的广东沿海。胆巴当时难与桑哥抗衡，怕滞留京城会招来更大打击，所以即日动身；他在潮州住开元寺，使得枢密使月的迷失信奉了佛教，并重修已毁的净乐寺，不久桑哥失势，胆巴又被忽必烈召回大都。此时已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年老多病，至元三十年五月召胆巴到皇宫内建观音狮子吼道场，为忽必烈祈祷。忽必烈还打算在五台山为胆巴修建寺院，命伯颜，苏和卿等查看山形、绘图呈给胆巴。但是尚未动工，忽必烈就去世了。

1294年4月，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铁木耳继位，对胆巴更加尊崇，其地位几乎与帝师相等。《佛祖历代通载》说，他首先向元成宗请求免除所有佛教僧人的税负：

“师至，庆贺毕，奏曰：‘昔成吉思皇帝有国之日，疆土未广，尚不征僧道税粮。今日四海混同，万邦入贡，岂因微利而弃成规。倘蠲其赋，则身安志专，庶可勤修报国’。上曰：‘师与丞相完泽商议’。奏曰：‘此谋出于中书省官，自非圣裁，他议何益?’上良久曰：‘明日月旦，就大安阁释迦舍利像前修设好事，师宜早至。’翌日，师登内阁，次帝师坐。令必阇赤朗宣敕旨，顾问师曰：‘朕今巳免和上税粮。心欢喜否?’师褒谢曰：‘天下僧人，咸沾圣泽。’元贞乙未四月 (1295年)，奉诏住大护国仁王寺。敕大府具驾前仪仗，百官护送。”

当年，海都军犯西番界。元成宗请胆巴在瓮山(今颐和园万寿山)建坛供奉摩诃伽剌神，令丞相答失蛮负责供给和保卫，元成宗还亲笔给胆巴写信说：“这勾当怎生用心，师理会者，师的勾当，朕理会得也”。1302年2月，元成宗出巡到柳林时得病，派人召请胆巴说：“师如想朕，屈师一来。”胆巴赶到柳林，修法7昼夜，元成宗病愈，命天下僧人普阅藏经，并为此大赦天下。皇帝皇后将自己佩戴的七宝牌、宝珠璎珞施给胆巴，还赐给车辇、骡马、白玉鞍辔、金曼遮、黄金等，派御前校尉10人绐胆巴当出行的向导。3月，成宗继续北巡，命胆巴乘着大象走在皇帝的车驾之前，保佑皇帝的安全。1303年夏天，胆巴在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患病，元成宗派御医看视。5月，胆巴去世，元成宗赐沉香、檀香等火化，并命大都留守迎接胆巴的舍利到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庆安塔安置。元仁宗皇庆二年(1 313年)，因胆巴曾住持过的真定路龙兴寺的僧人多次奏请，追号胆巴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

由于胆巴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元代汉族文人的笔记著作中也有提到他的事迹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五说：“僧有口才。大德间，僧胆巴者，一时朝贵咸敬之。德寿太子病癍，崩。卜鲁罕皇后遣人问曰：‘我夫妇崇信佛法，以师事汝。止有一子，宁不能延其寿邪?’答曰：‘佛法譬犹灯笼，风雨至，乃可蔽，若烛尽，则无如之何矣’。此语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异端中得此，亦可谓有口才者矣。”

甚至在与胆巴差不多同时的波斯(伊朗)伊利汗国的宰相、文学家拉施特(1247—1319年)主编的《史集》一书中，对胆巴在元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有记载。该书说：

“在忽必熟合早时代末期，有两个吐蕃喇嘛。一个名为胆巴，另一个名为兰巴。喇嘛胆巴有两颗很长的门牙，所以他的两唇合不拢。他们住在名为dykas的合罕本人的庙中。他们乃是亲属，得到合罕的极大信任和重视。喇嘛们和他们的氏族均出自吐蕃的君王，虽然也有很多出自汉人、印度人和其他人中的喇嘛，但对吐蕃人更为信任。还有另外一个喇嘛，一个客失米儿人，他名为迦鲁纳答思，也受到信任，铁穆耳合罕和从前一样相信他。那两个吐蕃喇嘛常发号施令，他们派了自己的懂得医术的那可儿们去监视合罕，要他们不让合罕多饮食。如果他们不能对此加以阻止时，他们有两块联在一起的小木板，他们用一块敲打另一块，于是就发出了木头撞击木头的声音。合罕开始小心起来，并限制自己的饮食。他们的话有很大的份量。”

“胆巴巴黑失在铁穆耳合罕时仍极有威势，在有关他的威势的事迹中有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宝石和装饰品，并把它们卖给了合罕。异密们，丞相们和旧货商人来了，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巴里失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

有这样一个异密，其名为木合必勒平章。他过去曾受其他异密们的控告，被撤掉了职务。合罕任命他担任巡捕之职，汉语称之为御史。有两个旧货商人，其他旧货商人不让他们参预任何一件事情。这两个旧货商人便对异密木合必勒平章说，这些珍贵的装饰品至多不过值三十万巴里失。木合必勒平章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合罕。有旨重行估价。行在城的丞相失哈巴丁·浑都即被召来罢了官。珍宝被估价为三十万巴里失。合罕下令把商人和旧货商人抓起来。他们招认了他们曾给予每个异密各若干钱。以此之故，异密和丞相们也被抓起来了。他们为十二人：答失蛮丞相，脱因纳、撒儿班、亦黑迷失、帖可平章、爱薜·怯里马赤、伯颜平章的兄弟伯颠札儿、苫思丁·浑都即和另外四个平章。他们全部都在‘省’底万中被投入监牢，并且有旨全部处死。他们的妻子和亲友前往阔阔真哈敦(元成宗铁穆耳之母)处请求讲情，她竭力营救他们而未遂。在此之后，他们请求胆巴巴黑失保护。恰好在那几天出现了扫帚星，以此之故，胆巴巴黑夫派人去请合罕来，要求祈祷扫帚星。合罕来到了，巴黑失说，应当释放四十个囚犯，接着他又说应当再宽恕一百个囚犯。他们就因为这件事而获释了。随后，他奏告说，应当发一道御旨到地方上去。合罕在庙中祈祷了七天。当他从庙中出来之后，他吩咐那些人回去办自己的事情，他们的下属和随从便全都高兴起来。他们为珍宝多付出的三十万巴里失，则被收了回来。”[9]

丞相等一批显贵因受贿而使国库受到损失，本已被捕下狱，判了死罪，皇帝的母亲说情都不起作用，而胆巴利用彗星出现要作法事的名义，不仅让皇帝开释了他们，还使他们官复原职。从这一件事例中，可以清楚看出胆巴对元成宗的影响的巨大。

总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胆巴是一个对元朝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也是在元代藏族史、青海玉树地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藏文资料和传说，很有必要进一步收集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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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编：《元赵子昂书胆巴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

[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372－373页；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232页。

[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版），373－400页，陈庆英汉译本，233－234页。

[4]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208页，“大黑天”条。

[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版），281－282页，陈庆英汉译本，172－173页。

[6] 《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五。

[7]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版），288－296页，陈庆英汉译本，179－184页。

[8]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483－484页。

[9]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356－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