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会的定义诠释
这里所说的机会与通常人们认为的机会不同。在《辞海》中对机会的解释有以下两种：其一是指时遇、时机。见韩愈在《与鄂州柳中丞书》中诗句：“动皆中于机会，以取胜于当世”。陆游于《感兴》诗中言：“诸将能办此，机会无时无”。这二文中间的“机会”都是“时遇、时机”的意思。机会的定义之二是指事物的关键。见于《三国志·蜀志·杨洪传》：“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人们日常用语中的机会，指的是第一种定义，而作为事务关键的“机会”在今日已很少运用了。
这里的分析主要采纳机会的第一种定义，为了更准确的描述机会的重要性，对其进行详细定义如下：机会指的是能改善人们自身境遇，提高效用水平的外部条件。
结合《辞海》中的定义可知，这里的机会是狭义的，只是“时遇、时机”的一部分，特指能改善人们境遇，提高效用水平的那部分“时机”。我们认为这种机会的供给，是维护西藏自治区和谐稳定的关键。
二、机会供给是构建和谐西藏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学中，人被认为是具有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两个特征的经济人。据此可以给“经济人”下个粗浅的定义，即所谓经济人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经济人是有理性的，其理性使其具有自利性，即每个人总是在努力地收集和分析信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权衡比较每种方案的优劣利弊，采用最有利的行动，以求最小的成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同时也是理性人，即使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是受到信息搜集及分析能力等种种条件制约的，但是只要是作为理性人，人们追求的也同样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任何的决策也都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其任何行为也都是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经济人和理性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其表现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利益，可以区分为物质方面的利益和精神上的满足，在这里选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来描述这种利益，也并不矛盾。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可以分为6个层次，具体表现如图1所示[1]。在最底层的是生理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生存的基本需要。在满足了生理需要之后，人们才有更高一层次的要求，即满足安全需要，在保障了生存的必要条件之后，人们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此后才是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和超然存在的需要。
既然所有的个体都是经济人、理性人，那么，西藏自治区居民也不例外，他们也以利己为动机，其行为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也就等同于由低到高逐级满足自己的6种需要。生理需要是最根本的，是其他所有精神需要的基础，政府的统计数据以及笔者多年对西藏农牧区的跟踪调查均显示，西藏居民，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牧民，其生活水平与同全国其他省市的居民相比，处于较低的层次。因此，政府面临的首要目标就是从第一个需求层次上提高西藏居民的生活水平。从理论上讲，在现有环境下，只要西藏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上升，理性的人就不会去冒更大的风险，追求一个不确定的收益。西藏社会的基本稳定，乃至长治久安就有了基本的经济保证。
在经济学上，还用效用来衡量人们消费某种商品或劳务所能获得的满足程度。效用越高，人们得到的满足程度也就越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可以理解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只不过它是从主观感觉所描述的一种对何为利益最大化的心理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效用是边际递减的。即：商品或劳务的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或劳务的消费所能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是逐渐减少的。同理，当一种需要被满足后，增加这种需要所能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对应马斯洛的6个需要层次，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越往高层，其每单位商品或劳务的消费所能带来的满足程度就越低，其需要也就越难被满足。由此可知，在目前西藏居民处于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可以带来的满足程度最大，其越易被满足。对理性的政府来说，选择这样的政策目标，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尤其是政府重视的社会效益，是有效的政策目标。
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能够仅仅依赖政府对西藏居民的各种直接扶贫支出，各种生活保障等直接援助，而要从根本上给予当地居民自我创收的机遇与能力。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讲到“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而且，就连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赖别人……”[2]当国家给予人们能够改善自己境遇、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机会时，人们如果看到对自己是有利的，那么理性的经济人自然会牢牢把握这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这其实也是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和全国其他一些贫困地区的扶贫模式由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的主要原因。比如从单纯的通过转移支付、扶贫支出到户等方式解决贫困地区贫困户的暂时性生活困难，转移为通过为贫困地区修建基础设施、教育扶贫等方式在贫困地区营造自身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使得贫困户彻底摆脱“贫困”这顶帽子。这种“造血式”的扶贫就是政府通过给予人们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激发人们改变自身境地，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愿望，通过“利己心”的刺激，来提高自身的效用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把人们能获得的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理解为一种商品，把把握和利用机会理解为对机会这种商品的消费，人们把握住机会，就相当于通过消费这种商品，获得一定的效用，满足了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状况的要求。此外，就政府而言，所谓的效用还可以被等同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凝聚力。效用越高，人们的满足程度就越大，祖国的凝聚力也就越大，边疆愈加巩固，西藏社会也就越稳定。
回过头来，需要解释为什么总是将西藏的发展机会与政府相联系的缘由。首先，西藏自治区远离祖国的中心城镇和中心市场，其社会本身又脱胎于封闭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市场发育程度和社会发育程度均很低，先天就缺乏发展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本和市场环境。另一面，长期以来，西藏的发展就依靠中央政府的援助。从西藏和平解放开始，西藏的地方财政几乎依靠中央的供给。为了西藏的发展、稳定和进步，中央还于1980年、1984年、1994年和2001年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专为西藏制定的特殊优惠政策，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专供机会。可以说， 中央给予西藏的支持力度、特殊优惠政策和专供机会是任何一个省区均无法比拟的。尤其是近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央加大了对西藏的援助力度，“十五”期间，中央除继续支撑着西藏90％以上的财政收入外，还投入了700多亿的资金，用于西藏青藏铁路和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十一五”期间，中央将在西藏进行超过1500亿元的投入，在西藏开展包括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段在内的180个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的建设。与此同时，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兄弟省区还在一如既往的加大对西藏的对口支援力度。[3]
除此之外，西藏的各项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发展基本依靠中央和兄弟省区的援助，换一句话讲，西藏的发展机会基本依靠外部供给。因此，机会的外部供给对于西藏的发展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着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既然西藏的发展机会主要依靠外部供给，而且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供给和西藏地方政府对机会供给的再分配。那么，就政府而言，这样的机会就具有较大的可控性和调配性，也就可以对机会进行分类梳理并根据西藏的现实和效益、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再分配。
三、机会的种类
依据机会的开放程度和供给与制约的主体不同，可以将政府给予西藏的机会加以分类，在效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则下进行再分配。
图2显示，一类机会是由市场供给，并受市场制约的开放的机会。这类机会不受政府的干预，而只受到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影响与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市场经济就越发达，此类机会的供给量就越多，人们抓住此类机会可以提高的效用水平的程度也就越大。这种机会是在开放的市场上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把握机会的能力抓住这一机会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比如今天西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就为当地百姓带来了许多的机会。他们可以经营藏族特色的服装、饰品、旅游纪念品，也可以经营餐饮业、旅店业等等。这些经营的机会就是开放的机会。
另一类机会是由政府供给与影响的封闭的机会，它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限制机会与专用机会。限制机会指的是政府干预的机会，专用机会指的则是政府为特定群体配置的机会。在市场体制中，有些开放的机会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也变成了限制机会，比如政府只限定本地人方能从事的一些行业，对外来移民则可以限制他们利用这些机会。在拉萨的农贸市场里，有些藏族居民自己背土豆进来卖，工商所既不会驱赶他们，也不收取摊位费。[4]专用机会则限定了可以利用机会的群体。典型的例子如西藏大学的毕业生，在“直通车模式”[5]下，他们毕业后将得到就业的机会，而且多为令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
这两类机会虽然可以进行如上的区分，但是事实上第一类机会，即市场供给的开放的机会其实也是离不开政府行为的，它是由政府间接供给的机会。虽然市场可以由人们的交换行为自发形成，但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继续的培养和发展则离不开政府行为。垄断、公共产品、外部影响和不完全信息等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而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存在，就使得政府有必要介入市场，采取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来克服市场的功能缺陷。政府的干预不是中性的，除了纠正市场失灵之外，政府的许多经济手段可以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影响和增加由市场供给的开放的机会。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由政府直接供给的第二类机会，而且也可以通过促进市场的发展，来间接影响市场供给的第一类机会。这两类机会供给量的增加，都离不开政府对西藏的支持与援助。封闭的机会与政府直接相关，而开放的机会数量和质量的增长也与政府间接关联。因为开放的机会与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而今天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援是密不可分的。
从前述分析可知，当前西藏的发展进程中，开放的机会和封闭的机会大多由国家供给。尽管封闭的机会会限定可以利用和把握的主体，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这些机会也主要是为西藏当地居民所供给的，也是可以把握的机会，其真正限定的只是人们把握这些机会的能力。只要具备了可以把握机会的能力，就可以得到这些机会。
四、增加机会供给，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促进西藏自治区的和谐稳定
自和平解放以来，国家已经为西藏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机会，目前西藏缺乏的并不是机会，而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机会供给与机会的把握能力是相对应的两个量，如果人们不具有把握机会的能力，供给的机会就会白白流失。更甚者，如果人们不能把握住机会，那么机会供给的持续增加，不仅不能改善的人们的效用水平，造成资源的浪费，反而还会因为机会供给的过量增加，使人们的心态失衡，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我们在对西藏农牧民的近距离接触中，就此有非常深切的感受。目前，西藏广大的农牧民群众对于国家对西藏发展的支持和兄弟省区的援助是众口称赞，对于西藏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也是有口皆碑。然而，农牧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众多的发展和挣钱机会，他们无力、也无能及时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而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前来西藏抓住机会，经商务工发财致富。比如，2002年，西藏自治区的私营企业共计1367户，个体工商户有48333户，但是这些经营者有80%是来自西藏以外的地方。[6]而在日喀则地区某县，今年增加了近100个新商户，其中只有5个是当地农牧民群众，仅占新增商户的5％。
我们还注意到，在青藏铁路等一些重大工程上马的初始，虽然西藏的各种工程建设可谓如火如荼，但由于工程的招标机制引入了较严格的市场法则，竞争力低下的西藏的老百姓很难进入，绝大多数工程的承包和活跃在工地上的工人中的绝大多数为内地的民工，西藏农牧民群众参与的比例很小，通过打工直接受益的比例更低，老百姓对此有很大的意见，我们也曾向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反映过此类问题，并得到了积极的反馈[7]。一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前往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时，已经能看到当地的许多农牧民群众的身影。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的工段按照政府颁布的雇工比例，雇用了一批当地的牧民，可许多牧民从未从事过牧业以外的其他劳动。用工段指挥的话讲，“大多数的活就不会干”，为了不影响工期，只好让这部分牧民群众带薪休息。
一位生活在拉萨市八角街的康巴商人给我们讲述的一个例子就更说明问题。前两年，中央和自治区地方政府为八角街的保护和改造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并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这位商人的妻子有幸得到了一份每天30元钱的工作机会，主要工作就是强度较大的铲土和搬运土石等粗活。而每天50元、80元等工资和技术含量较高且比较轻松的工作机会基本由内地来藏务工人员把持。眼见劳动强度和工资的巨大差异，这位亲戚有些想不通，一天就质问在自己门前正在为街道暗沟上水泥的一位内地泥水匠：“为什么你的工作这样轻松，也没有看出需要多高的技术，可工资还如此高。”这位泥水匠抿嘴一笑，指着身旁水泥袋上的一串数字说，你认识这些标号吗？知道用法吗？当得到否定的回答时，技术差异也就显现了出来。
由此可见，当前，在中央和兄弟省区巨大投入的拉动下，对西藏广大的农牧民群众而言，不缺乏发展和挣钱的机会，缺乏的是把握机会的能力。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划分为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能力。先天的能力，即天赋能力对于大型人口群体来说，其水平和分布大概是趋向相同的。[8]人们以后的境遇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后天的能力，而它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藏族居民的天赋能力并不差，他们缺乏的恰恰是后天通过教育和培训等可以培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使得他们不能很好地把握住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政府通过促进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全区培育出的开放的机会对区内的所有居民和外来移民都是一视同仁的。区内藏族居民和区外汉族人口，以及任何少数民族的人口可以享有的这种机会都是相同的，其条件仅是具备把握机会的能力。政府在西藏自治区里直接提供的封闭的机会则主要是针对当地居民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地的藏族居民比区外的移民享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住这些机会，而将这些机会拱手让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供的机会越多，市场经济发展培育的机会越多，当地藏族居民可以把握的机会相对就越少。
与此同时，我们的宣传总是大力强调和突出中央和兄弟省区的支持，以至于有些普通农牧民群众还能背出中央给了西藏多少多少钱。在许多农牧民群众的心目中就认为，这些就钱应该属于他们。2006年夏季，笔者在拉萨市一个较为贫困的山村[9]调查时，该村村长就问笔者：“我去乡里开会时，干部传达文件说中央今年又给了西藏许多钱，平均下来，人均超过1万，可为什么我的年均现金收入不到1千元”。
由此可见，如果这样的局面长期延续，老百姓的心理失衡也就越严重，就越不利于西藏自治区的稳定与和谐。
鉴于机会的供给与分配对于构建和谐西藏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以下三点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
一是增量。也就是中央和兄弟省区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如既往的加大对西藏的投入。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程度在没有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之前，这样的机会供给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二是截留。在加大机会供给的同时，要截留出相当比重的机会用作西藏农牧区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的专有机会，也就是说，在机会的再分配进程中，加大专有机会的供给量。政府要敢于牺牲一点眼前利益，哪怕是西藏的农牧民群众只有牦牛可驾驭或者是他们只会驾驭牦牛，但也一定要让他们驶入经济发展的主道上。只有农牧区的发展和农牧民的富裕才有西藏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也才有可能保持西藏的长治久安和和谐发展。
三是挖潜。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所谓的挖潜，就是挖掘和开发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竞争潜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高举“科技兴藏”的大旗，在西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针对农牧区的职业教育和能力培养，尽快提高当地居民把握机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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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被划分为6层，通常也可以见到其被划分为5层，即把自我实现的需要与超然存在的需要归为一层。
[2]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3—14页。
[3]数据来源：根据2004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出。
[4]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5月，第81页。
[5]直通车模式指的是学生通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直接就业。
[6]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第11页。
[7]见《农牧区的相对贫困：西藏强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原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内部刊物《藏事探索》2003年第3期。文中所提的主要建议，尤其是加大专供机会的建议，得到西藏自治区政府的采纳。
[8]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32页。
[9]笔者常年致力于西藏农牧民收入问题的研究，曾连续跟踪西藏的三个村落的发展变迁，与当地的群众建立了如同亲属般的感情，甚至有的家庭还请我调节家庭纠纷。每每庄稼破土时，乡亲们便盼望着我的来临，盼望着我给他们讲述外面世界的精彩。今年恰好是我跟踪调查三个村寨十周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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