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应巴基斯坦方面的邀请，由马丽华、王心阳、张超音、易水等人组成的一支考察小组，沿着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进行了历史文化考察，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北端的巴尔蒂斯坦地区。
巴尔蒂斯坦(Baltistan)，今属巴基斯坦联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特别区，这一地区位于查谟—克什米尔的印、巴实际控制线之北，在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北接我国新疆帕米尔地区，西接阿富汗，在藏文史料对这一区域的描述中，称之为bru-sha，即汉文史籍所记载的大勃律。《新唐书·西域下》记载：“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地宜郁金。役属吐蕃。万岁通天逮开元时，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死，又册苏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领贡方物。”又说：“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西？）八百里属乌苌，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临娑夷水。其西山颠有大城曰迦布罗。”从这些记载看，大勃律在拉达克的西北，与邬坚（即邬仗那、乌苌，即现今的斯瓦特河谷）相连接。巴尔蒂斯坦是一片崇山峻岭，拥有包括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在内的许多海拔七八千米以上的世界著名山峰，山高谷深，雪峰林立，冰川纵横。冰川面积很广。整个喀喇昆仑山系的冰川面积，达到18009平方公里，其中长度超过10公里的冰川约有102条，而巴尔蒂斯坦境内喀喇昆仑山区的冰川面积达6160平方公里[1]。这里的河流主要是发源于我国西藏阿里地区冈底斯山的狮泉河—印度河（或译信度河），以及希格尔河、希约克河（Shyok）等多条印度河的支流。形成隆多、斯卡杜、希格尔、哈伯罗、克尔门、古尔德里等6个主要的河谷。这些河谷地带海拔稍低，人类可以居住与耕作。巴尔蒂斯坦的面积25017平方公里，各河谷共有229个村庄，有人口223296人（据1981年人口普查数），也有学者估计巴尔蒂斯坦目前的人口在30万以上。
巴尔蒂斯坦的居民大多数应该是和藏族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据汉文史籍记载，巴尔蒂斯坦及其周围地区很早便是和藏族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古羌人游牧之地。同时巴尔蒂斯坦也在藏文古籍所说的古象雄范围之内，而象雄是藏族古代文化特别是苯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该地在唐代称为大勃律，与紧邻的小勃律在一起，成为唐朝和吐蕃在西域长期争夺的地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记记载，公元737年“论·结桑龙（东）则布引兵至小勃律国”，740年，吐蕃“嫁王姐墀玛类与小勃律王为妻”[2]，反映了吐蕃以军事和联姻的办法经营大小勃律的情形。吐蕃经营大小勃律，开拓吐蕃—勃律道，主要目的在通过勃律进逼安西四镇，控制丝绸之路，与唐朝和大食争夺对中亚的控制权[3]。《新唐书·西域下》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国迫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久之，吐蕃夺其九城，没谨忙求救北庭，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诏册为小勃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没谨忙死，子难泥立。死，兄麻来兮立。死，苏失利之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天宝六载，诏副都护高仙芝伐之。前遣将军席元庆驰千骑见苏失利之曰：‘请假道趋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约元庆：‘吾兵到，必走山。出诏书召慰，赐缯彩。缚酋领待我。’元庆如约。苏失利之挟妻走，不得其处。仙芝至，斩为吐蕃者，断娑夷桥。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约王降，遂平其国。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执小勃律王及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帝赦苏失利之不诛，授右威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使宿卫。”看来，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和吐蕃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互有胜负，但是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势力退出西域，大、小勃律被吐蕃所并，吐蕃直接统治该地区将近100年，直到吐蕃王朝在9世纪中期崩溃。
吐蕃占领大勃律后，更有大量军队和随军人员进入该地，使得该地的宗教文化和吐蕃本部更为趋同，因此藏传佛教在那里曾经盛行一时。到吐蕃王国瓦解时，那里已经有大量藏族人，但由于吐蕃政权的崩溃以及群山阻隔，再加上冰川下滑引起的特大洪灾，使得交通异常困难，他们同西藏本土及藏族社会联系的主渠道就此中断。吐蕃王室的后裔在西藏西部建立对“阿里三围”的统治时，其辖地包括了拉达克，但是勃律地区并未包括在内。13世纪中期西藏主巴噶举派的著名旅行家和朝圣者邬坚巴·仁钦贝曾经专程到邬坚地方去朝拜各个佛教圣地，他的传记中说，印度河经过克什米尔北面流向勃律、大食，再流到邬坚地方[4]，他在邬坚巡游5个月，始终没有去勃律，可见即使是邬坚巴这样不畏艰难的旅行家，也把勃律视为畏途而驻足不前。
尽管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但是大小勃律的居民不畏艰难，世世代代顽强地生存下来，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成了巴尔蒂人的主体。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和分析，今天的巴尔蒂语属藏语西部分支，保留了许多古藏语的因素，但也受到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纳语、布鲁沙斯基语、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藏文在巴尔蒂斯坦已失传，但境内保留有一些古代藏文岩刻，还有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在该地仍然流传。巴尔蒂斯坦和西藏西部的地区仍然有一些人员交往，一个特别的实例是，清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朝出兵远征准噶尔汗国，迅速平定了该地区长期的内乱，但叶尔羌、喀什噶尔一带伊斯兰教白山派的波罗泥都（史称大和卓）及其弟霍集占（史称小和卓）又公开发动了反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派出大军讨伐大、小和卓，战事异常激烈。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方向曾受到清廷高度关注。由于新疆南部有多处山口通往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并进而通往印度，为防大、小和卓经该地外逃，乾隆帝多次谕令前方将领严防各处隘口。对西藏阿里及拉达克方向，乾隆帝还多次谕令当时在拉萨办理寻访认定八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若比多吉联系阿里、拉达克的首领，协助擒拿。巴尔蒂斯坦诸河谷统治者，从拉达克商人处得知清朝大军平定南疆的消息和章嘉呼图克图传达的乾隆皇帝的旨意后，也派出使臣至叶尔羌清朝大臣处称贺，并请求通商贸易。因此产生了巴尔蒂斯坦和清朝政府多次交往联系的事情[5]。
在漫长的岁月里，若干其他民族的游牧部落从不同方向来到这里。长期的混居使当地居民混入了达尔德人、克什米尔人、突厥人、伊朗人等多种其他民族成分，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势力东扩，经过这里向南亚传播，到14世纪巴尔蒂斯坦宗教实现了伊斯兰化，对原有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这些与藏文化区隔离开的巴尔蒂人依仗人数的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始终没有被外来者所同化，相反的是外来者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许多风俗习惯，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连片的伊斯兰教地区中形成了一个特别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藏文化区，也是最西端的一块伊斯兰文化和藏文化混合的藏文化区[6]。
2010年5月10日，考察组会见了斯卡杜地区历史文化学者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Muhammad Yousuf Hussainabadi）先生，并参观了他的私人收藏。侯赛因阿巴迪先生是一位热心搜集巴尔蒂的各种文物的人士，也是热爱和研究这些文物的有心人。在他的私人收藏中，有多件吐蕃王朝时期的巴尔蒂地区的文物，如藏传佛教的佛像和法器等。其中有一块石刻长71英寸（180.34厘米），宽8英寸（20.32厘米），厚5英寸（12.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上面刻有藏文。据侯赛因阿巴迪先生介绍，此石刻是在斯卡杜城里原王宫附近的一个花园的墙上发现的，是他的一个朋友购买后赠送给他的。侯赛因阿巴迪先生说，因为石刻为长条形，上面的文字为横向阴刻，又是从居住区出土的，所以估计是作为门框的上面部分使用过，很可能是用在寺院上的。由于收藏文物的地方拥挤狭窄，无法完整拍照，故由摄影师张超音将石刻分几段拍摄，待回国后将照片仔细拼接起来。
通过解读碑刻上面的文字，我们惊喜地发现这的确是一件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从内容看，这是一件碑刻的最下面的部分。长条形的石刻上部有明显的用錾子凿断的痕迹，因此它原来应该是一通宽约2米的大型的石碑，是被人有意凿断的，至于是凿成几个长条形，还是仅将碑刻上面部分凿下来改作他用，下面的底部因为埋在底下而幸存下来，还难以判断。不过从碑宽约2米这一点，可以设想石碑原来的高度应该有2米以上。
现存的长条形石刻上有三行文字，但是第一行仅残存几个字，无法辨读。第二行和第三行的文字为：
第二行
……myi-vjig-par-gso-zhing-gces-pa-dang/ mngon-par-byang-cub-kyi-mchod-pavi-dus-su/ce-te-mchod-pavi-rkyen-yang/so-so-sgo-sgos-phul-nas/mngon-par-byang-cub-kyi-lha-ris-dang-thang-yig-gzhung-gcig-tu-bris-bzhag-go// //◎◎◎◎// ce-te-vdi-rnams
第三行
……g.yog-rnams-so/◎◎◎◎/ce-te-vdivi-yon-kyis//lha-btsan-po-sku-tshe-ring/chab-srid-che/mthar-bla-na-med-med-pavi-go-vphang-bsnyes-pa-dang/bdag-cag-dad-pa-mthun-par-gso-dang/……bla-na-med-pavi-sangs-rgyas-su-grub-par-shog//
碑刻文字为藏文楷体，结构方整，古朴有力，与西藏现存的吐蕃王朝时期的碑刻上的文字相仿，多处出现吐蕃王朝时期藏文书写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反写的元音i（我们在上面的录文中以斜体的i来表示）。
现将这些文字试译如下：
第二行
……使其不坏而保养和爱护，在现证菩提的供祭之时，供祭的顺缘（物品）也由各家各户奉献。现证菩提的神佛画像和记事文书也一并写造成一册放置。 如是此等……
第三行
……仆人等。 ，如是，因此功德，祈愿天神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最终证得无上果位，对我等以共同信仰养育，……成就无上佛陀！
对这一些碑刻文字，需要作以下的分析和解释。
第二行：现证菩提，碑刻中的藏文是mngon-par-byang-cub，在《藏汉大辞典》中有一个mngon-par-byang-cub-pa词条，对此的解释是此词与mngon-par-rdzogs-par-sangs-rgyas-pa同义，而对mngon-par-rdzogs-par-sangs-rgyas-pa的解释是“现觉，现等觉，现证菩提，成正等觉。佛书所说现前全知一切所知界处之智，即所谓成佛”。而碑刻中的“现证菩提的供祭之时mngon-par-byang-cub-kyi-mchod-pavi-dus-su”在《藏汉大辞典》中对应的词条应该是“mngon-par-byang-cub-pavi-dua-chen”，释文是“现证菩提节。佛教四大节日之一。藏历四月十五日，为释迦牟尼在古印度金刚座菩提树前，现证尽无生智，成正等觉之节日”。[7]由此可见，碑刻第二行文字的内容是说，在现证菩提节，也即是现在通常所说的释迦牟尼成道日，当地供养释迦牟尼成佛像的物品，要由当地信徒各家各户奉献。此外为了举行现证菩提节的法事活动，还要绘制释迦牟尼成佛的图像，抄写讲述释迦牟尼成佛的故事，并将图像和故事文书合为一册放置。这里出现的“各家各户”，碑刻文字为so-so-sgo-sgo，so-so在现代的藏文中为“各个、各自”，sgo在藏文中为“门”，但是将so-so-sgo-sgo合并成一个词组使用，在其他的吐蕃文书未曾见到过，有可能是当地的藏语方言，根据上下文义，我们将这一词组翻译为“各家各户”，这也与历史上西藏登记户籍时以一个大门之内为一户人家的惯例相符合。
我们也注意到，在这里还有一处易生歧义的地方，即是对此行碑文中的mngon-par-byang-cub-kyi-lha-ris-dang-thang-yig-gzhung-gcig-tu-bris-bzhag-go一句的理解，lha-ris在《藏汉大辞典》中是一个多义词，解释有“1、王族、贵族、宗室贵胄；2、神天画像，画成的人天神佛形象（如加上人称词尾pa,lha-rispa就是画工、神像画师）；3、天界；4、出家人、僧众”[8]。我们的译文是取了《藏汉大辞典》的第二种解释。同时我们也注意到lha-ris一词在吐蕃王朝时期的碑刻文书中可能还有“属于神佛的”、“属于寺庙的”、“属于僧团的”等解释，如《楚布江浦建寺碑》有lha-ris-kyi-vbangs-dang/dkor-la/khral-myi-dbab-dang/khwadang/chad-ka-myi-bzhes-pa-las-stsogs-pa-yang/lha-ris-chen-povi-thang-du//bkavs-gnang-ngo//这里两次出现lha-ris一词，根据上下文义，应该理解为“属于寺院的”，所以王尧老师将此句翻译为“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之上，不征赋税，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颁诏敕授寺产寺属民户之文书”[9]。还有一个例证是，稍后出现的西藏的地名“阿里”，藏文为mngav-ris，即是领主mngav-bdag的辖区之意。而对lha-ris的理解又直接影响到对thang-yig一词的理解，《汉藏大辞典》对thang-yig的解释是“1、故事、历史、传记；2、遗嘱、遗教”[10]。而《楚布江浦建寺碑》的lha-ris-chen-povi-thang-du//bkavs-gnang-ngo则译为“颁诏敕授寺产寺属民户之文书”则是将thang-(yig)作为“寺产寺属民户之文书”。这样，巴尔蒂斯坦的这一碑刻中的mngon-par-byang-cub-kyi-lha-ris-dang-thang-yig-gzhung-gcig-tu-bris-bzhag-go就可以翻译为“现证菩提的所属寺产民户及文书，一并写造成一册放置”。
这样，我们就遇到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即当时在巴尔蒂斯坦是否建有像楚布江浦寺这样的寺院，mngon-par-byang-cub是这座寺院的名称，而且寺院拥有属民寺产，并受到赞普王室的保护？或者mngon-par-byang-cub是指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成道的佛像，有专门供奉这尊佛像的民户和资产？还有一种推测是，这通吐蕃王朝时期的巴尔蒂斯坦碑刻本身就是现证菩提碑，即是释迦牟尼成道的图像碑，从它宽约2米看，若以高宽2：1的比例算，高可达4米，可能碑上部是巨大的释迦牟尼成道图石刻，下面有若干行藏文文字叙述刻像的缘起，供养佛像的事项，功德主、工匠的名字等，这应该在碑文的前部分有说明，可惜碑文大部分已经遗失，无法读到，我们只能存疑了，希望能够发现新的资料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所幸我们现在读到最后两行回向祈愿的文字，可以确认这通碑是吐蕃王朝时期的碑刻，并对其内容进行以上的分析和推测。
第三行：这里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天神赞普lha-btsan-po”这一词语，btsan-po在唐代的汉文文献中即以“赞普”音译，解释其义为“雄强丈夫”，赞普为吐蕃王朝的君主的称号，屡见于各种藏汉文献，自无歧义。而在“赞普”之前加一“lha”字，即天神之意，则在吐蕃王朝的碑刻和钟鼎铭文中多处见到，例如《第穆萨摩崖刻石》的碑文，一开始就说“lha-btsan-po-khri-srong-lde-brtsan-dang/lde-srong-yab-sras-kyi-ring-la”，即“天神赞普赤松德赞与德松（赤德松赞）父子二代之时”[11]。《桑耶寺钟铭文》中有：“lha-btsan-po-khri-srong-lde-btsan”（天神赞普赤松德赞）[12]，《昌珠寺钟铭文》有“lha-btsan-po-khri-lde-srong-btsan”（天神赞普赤德松赞）[13]。此外，还在lha-btsan-po之前，再加上“vphrul-gyi”（神幻的，化现的、神奇的）一词，组成vphrul-gyi-lha-btsan-po这个词组，在拉萨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会盟碑》的碑文中，唐代就将这个吐蕃王朝的词语汉译为“圣神赞普”[14]。法国学者石泰安曾经对赞普的尊号“圣神赞普”进行过专门的考察，写有长篇论文，他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吐蕃王朝文献的学者都注意到“天神赞普”、“赞普天子”、“圣神赞普”等尊号，出现于赤松德赞、赤德松赞、赤祖德赞（热巴巾）、达玛吾东赞（朗达玛）等几位赞普的时期。[15]
在巴尔蒂斯坦的藏文碑刻中出现“祈愿天神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这一吐蕃王朝文献中常用的习语，说明这一碑刻的年代应该是这几位赞普在位的时期，也即是公元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这一段吐蕃王朝统治巴尔蒂斯坦的时期。
第三行文字中的“如是，因此功德，祈愿天神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最终证得无上果位，我等以相同信仰祈愿，……成就无上佛陀”，是说刻碑者希望自己举行现证菩提节的法会，供养释迦牟尼成佛的佛像，写造佛像和佛传故事等，祈愿把这些佛教善业的功德，回向给赞普，使得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吐蕃王朝的佛教的这种观念，与佛教是赞普王室引进、扶植和直接管理有密切的关系。相同的观念在吐蕃王朝时期的钟鼎铭文中也有清楚的反映，例如桑耶寺钟的铭文说：“jo-mo-rgyal-mo-brtsan-yum/sras-kyis-phyogs-bcuvi/dkon-mchog-gsum-ga-la/mchod-pavi-slad-du-cong/vdi-bgyiste-devi-bsod-nams-kyi-stobs-kyis/lhs-btsan-po-khri-srong-lde-brtsan/yab-sras-stang-dphyal-gsung-dbyangs-drug/cuvi-sgra-dbyangs-dang-ldan-te/bla-na-med-pavi-byang-chub/du-grub-par-smond-to//（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为供奉十方三宝之故，铸造此钟，以此福德之力，祈愿天神赞普赤松德赞父子、眷属，具六十种妙音，证无上之菩提。）”[16]从这里可以看出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信徒将善业回向于赞普的一种方式，首先回向于赞普本身，举行法会则祈愿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铸造铜钟则祈愿赞普具“六十种妙音”，这些可以说是祈求赞普得到世间的福报，最后是祈愿赞普“证得无上果位”、“证无上之菩提”，也即是祈求赞普得到佛教的出世间的福报。巴尔蒂斯坦的这通碑刻和桑耶寺钟的铭文的这些相近之处，更有力地证明了它们是出于大致相同的时代。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巴尔蒂斯坦发现的这一碑刻具有以下几点特别的价值：
第一，它是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大型藏文碑刻的片段，这种体量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以前只在西藏的拉萨、山南、林芝地区发现，日喀则、阿里地区都没有发现过，因此它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说明在西部地区存在过这种大型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
第二，以前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都与吐蕃王室有关，属于王朝官方性质的碑刻，而这通巴尔蒂斯坦的石刻从内容看属于民间性质的。尽管由于前面大部分文字无法看到，难以确定这是在巴尔蒂斯坦的吐蕃的驻军所刻还是当地的居民所刻，但是可以认为是当地的佛教信徒所刻，故在行文上与拉萨、山南的吐蕃碑刻有所不同。
第三，巴尔蒂斯坦即大小勃律地区是印度到中亚地区的重要的通道，也是佛教北传的重要通道，在吐蕃统治以前当地居民就信奉佛教，但是此碑刻表现的将佛教信仰和赞普王室联系起来的情形，只有在吐蕃王朝统治该地区才会出现。结合吐蕃在统治敦煌地区以后开窟建寺，翻译佛经，造佛像等举动，可知吐蕃王朝扶植佛教，不仅是为了维护王室在吐蕃内部的统治，而且在吐蕃王朝新占领的信仰佛教的地区，扶植佛教，将当地的佛教和吐蕃王室密切联系起来，也是吐蕃为巩固对新占领的地区的统治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
第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在吐蕃民众中的活动情况，在其他的碑刻中几乎没有见到记录，敦煌写卷中提到的也很少，因此学界只能依据《巴协》《五部遗教》《西藏王统纪》等后来成书的古籍去推想吐蕃王朝时期民众中的佛教法事活动。而巴尔蒂斯坦的藏文碑刻清楚地记录在释迦牟尼成佛的现证菩提节，由各家各户出资举行供佛法会，绘制佛像和写造佛传故事，并以此功德回向赞普，祈愿赞普和臣民最终证得无上菩提。这些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后来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大寺院每年举行的四月法会的主要的内容。因此这件碑刻说明吐蕃王朝时期民间已经有举行佛教节日法会的习俗，这对于研究吐蕃王朝的民间佛教具有重要的价值。
附记 本文写成后，提交给2010年7月6日到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大学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陆水林先生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允许使用他的资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陆水林先生是我国的乌尔都文专家，曾在巴基斯坦工作，多次去过巴尔蒂斯坦和斯瓦特河谷地区，有许多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文化的论著发表，很多内容与藏学研究相关。他在电话中还提到，就在斯卡杜城的北面有一巨石上刻有三尊大佛和许多菩萨，石刻下面有藏文题记，他曾将这些藏文题记的照片送王尧老师查看，王尧老师判断这是吐蕃王朝时期的石刻，内容是佛教的祈愿文字，但是没有来得及全文解读，因此他希望我们配合解读这一新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对斯卡杜城北的藏文题记作一解读，使在同一地点发现的这两通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能够互相辉映，相得益彰。他还指明他的待出版书稿《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的封面上的照片，即是斯卡杜城北的佛像石刻下面的藏文题记，是他早年所摄，现在即使去现场也拍不到这样清楚的照片，他同意我们使用这个照片进行解读。陆水林先生允许我们使用他的未发表的珍贵照片进行解读的盛情，使我们深感先生完全为学术研究不计个人名利的崇高精神，敬佩之余，只好恭敬从命，勉力依据照片进行认读，将我们的认读结果，附于文后，至于研究分析，尚有待方家。
斯卡杜城北大佛像下面的藏文题记，共有七行文字，转写如下（文中多处出现吐蕃王朝时期藏文的书写特点，即元音i用反写，转写时仍以斜体表示）：
第一行 sku-yon-kyang………
第二行 yang/yun-ring-por-brtan-pa-dang/rgyu-drul-yang
第三行 po-mchi-bavi-mdor-bgyis-ba-lags-pas//kun
第四行 kyis-kyang//mos-pa-bsgyod-cang-smon-lam-rgya-cher
第五行 gdab-pa-dang//slad-rjes-tshun-chad-gyang//dad-pa-can
第六行 rnams-kyis//dus-dus-su-tshon-gsal-bar-gsovi
第七行 mchod-pa-dus-kyi-tshul-myi-nyams-par-bgyivo/0/
对以上文字的逐词对译如下：
第一行 sku-yon（功德）-kyang（也、并且）………
第二行 yang（也）/yun-ring-por（长时期地）-brtan-pa（坚固）-dang（和）/rgyu（材料、材质）-drul（朽坏、腐蚀）-yang
第三行 po（轻微）-mchi-bavi（去的）-mdor-bgyis-ba-（总摄、择要去做）lags-pas（因此）//kun
第四行 kyis-kyang（众人也）//mos-pa-bsgyod（信解、相信）-cang（并且）-smon-lam-rgya-cher
第五行 gdab-pa（广大祈愿）-dang（和）//slad-rjes-tshun-chad（自今以后）-gyang（也）//dad-pa-can
第六行 rnams-kyis（具信仰的众人）//dus-dus-su（随时、经常）-tshon（色彩）-gsal-bar（清楚）-gsovi（养护的）
第七行 mchod-pa（供养、做）-dus-kyi（时间的）-tshul（规则、情形）-myi-nyams-par-bgyivo（不使衰败）/0/
整理后可翻译为：
（其）功德也……设法使其长期坚固和减轻材质损耗，众人要对其信奉和做广大祈愿，自今以后，具信仰的众人要经常保持其色彩明丽，不使定期养护的规则衰败。
从内容上看，这一题记显然是针对上面的佛像和菩萨像而说的。我们推测当时的佛像和菩萨像都是涂有颜料的彩色像，为了保持色彩艳丽，减少颜料脱落和褪色，应当是制定了定期养护或者重新上色的制度，这一题记即是要当地的佛教信徒要以虔诚信仰之心为此祈愿，遵行定期为佛像和菩萨像上色和保持色彩艳丽的制度。考虑到这一巨石刻像十分巨大，为其上色在当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因此这一巨石刻造的佛像菩萨像及其题记，在藏传佛教的艺术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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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水林：《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J］，《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2]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
[3]杨铭：《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J］，《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4]索南维色：《邬坚巴传》［Z］，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5]陆水林：《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6]关于巴尔蒂斯坦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等，见［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M］，待出版书稿。
[7]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689—690页。
[8]同上，第3089页。
[9]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78页，第180页。
[10]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4页。
[11]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5页，第101页。
[12]同上，第185页。
[13]同上，第191页。
[14]同上，第3页，5页。
[15] ［法］石泰安撰，耿昇译：《圣神赞普考》［C］，载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第2集，1983年。
[16]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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