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华：论藏文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开发利用藏文文献是藏学研究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文文献信息资料作为藏学研究的基础和先导，对藏学研究的开展和升华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原因，对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开发和利用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因此，笔者拟从四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冀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一、藏文文献的类型和特点

（一）藏文文献的基本类型

1.敦煌古藏文文献

这部分文献主要有金石铭刻、竹简木牍及各类写卷等，涉及会盟、颁赏、述德、祈愿等内容。这些文献无论从文字学、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角度，还是从宗教学、文化学角度，均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竹木简牍，从文字反映的内容看，虽也有要事、大事，但基本是琐碎的杂事，因而涉及范围也较广泛。作为吐蕃文献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文写卷的比重也是很大的。

2.藏文《大藏经》等佛教经典

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共有经典计4570部之多。《甘珠尔》包括经（佛一生的言教）、律（佛所制的僧团戒律）、论（关于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论著）三藏和四续部，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言教。《丹珠尔》主要是历代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的集成，其中包含较多的哲学、文学、艺术、语言、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建筑等方面的典籍。近几年在甘孜发现，并由四川民族研究所胶印出版的手抄本《本教大藏经》共有157函。目前由那曲佛教协会主持印刷的《本教大藏经·典珠尔》部分有380函。这些珍贵的藏文古典经卷，反映了西藏本土的历史文化特色，除大量的原始宗教内容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工艺等传统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堪称研究藏族古老文化的百科全书。

3.教派史志等藏传佛教文化典籍

从11世纪到15世纪这一阶段，是藏传佛教学术系统的形成期，也是学术繁荣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比较重视历史，尤其是宗教的历史和宗教大德的个人历史及寺院的历史，有丰富的作品。教派史中比较著名的有：弟吾贤者著，成书于12世纪中叶的《弟吾宗教源流》（原名《印藏教派源流广论》）；释迦仁钦德著，成书于1376年的《雅隆觉沃教法史》；布顿仁钦珠著，成书于1322年的《布顿佛教史》（亦称《佛教史大宝藏论》或《善逝佛教史》）；土观洛桑曲吉尼玛著，成书于1801年的《宗教源流镜史》；娘·尼玛沃赛所著的《娘氏宗教源流》（原名《教派源流花蕊蜂蜜》）；第悉·桑杰嘉措著，成书于1692—1698年间的《黄琉璃》；班钦索南札巴著，成书于约16世纪初的《噶当教史》；珠巴·白玛噶波著，成书于1580年的《珠巴教史》；达陇巴·阿旺登却桑波著，成书于1648年的《达陇教史》；郭若扎西所著的《郭札佛教史》；查贡巴·贡却登巴饶杰著，成书于1865年的《安多政教史》等。

寺院志中比较常见的有：《桑耶寺志》《萨迦寺志》《热振寺志》《楚布寺志》《文都寺志》《隆务寺志》《夏琼寺志》《瞿坛寺志》，以及色多·洛桑慈诚著的《塔尔寺志》，土观·洛桑曲吉尼玛著（成书于1775年）的《佑宁寺志》，丹贝准美所著《敏竹林寺志》，阿芒·班智达著（成书于1709年）的《拉卜楞寺志》，洛桑格登所著《郭玛尔寺志》，玛尼夏仲著（成书于1887年）的《凉州四部史暨天祝寺志》，仓央嘉措著（成书于1737年）的《天祝铁东寺志》，钦则旺波所著的《卫藏道场胜迹志》，章嘉·若贝多杰所著的《圣地清凉山志》，觉乃·洛桑丹珠等著的《安多古刹禅定寺》等。寺院志类典籍是研究宗教、文化、历史、风俗等的重要资料。首先，介绍各寺院的名称、位置、修建者、修建时间、沿革、派属、兴衰过程及寺院周围的山脉、河流、部落、村庄等；第二，记述寺院仪规制度、僧人规模、僧团组织、专业设置及寺院管理机构等；第三，叙述寺院的历代传承、历代法台、各项佛事活动及历代学者、高僧生平事迹；第四，描述寺院佛塔、佛像等文物的来历以及刻印藏经等情况。

4.《吐蕃王统世系明鉴》等政史著作

其中分王统世系、家族史和传记等类。有关王统世系的著作有：萨迦巴索南坚赞（1312—1375年）著，成书于1348年的《吐蕃王统世系明鉴》（又译《西藏王统记》《西藏王统世系明鉴》等）；第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年）著，成书于1643年的《吐蕃王臣记》（又译《西藏王臣史》）；桂旋努贝（1392—1481年）著，成书于1361年的《青史》；噶举派著名学者蔡巴·贡噶多杰（1309—1364年）著，成书于1346年的《红史》；班钦·索南札巴著，成书于1538年的《新红史》（全称《王统幻化之钥新红史》，又称《王统幻化之钥》）；噶举派乃囊寺第二世巴沃活佛祖拉陈哇（1503—1565年）著，成书于1564年的《贤者喜宴》，亦称《洛札教法史》；达仓宗巴·班觉桑波著，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又译《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智贡巴·贡却乎丹巴饶布杰著，成书于1865年的《安多政教史》（原名《多麦教法史》），全称《圣教在多麦地区弘传史》；松巴·益西班觉（1704—1788年）所著之《青海史》；根敦群培（1903—1951年）所著之《白史》等。这些王统史的著作中论述王位的继承和王族系统以及邦国大事等。这些历史著作叙述了藏族从远古以来的社会发展，描述了辽阔的青藏高原从分散到统一的曲折过程，记述了藏族人民和国内其他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关系以及与友邻邦国的友好交往，记载了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的历史发展轨迹。

有关家族史的著作有：达钦阿麦阿旺贡噶索南（1597—？年）著，成书于1629年的《萨迦世系史》（别译《萨迦世系谱》或《萨迦世系宝藏》）；《朗氏家族史》（全称《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著者及成书年代不详）；降巴·贡噶坚参著，约成书于1828年的《德格土司世系》等。这类著述多是记载在藏族社会历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家族的兴衰史，其中的一些人物还是藏族的领袖人物或著名佛学家和学者，对藏族内部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做出过杰出贡献，所以这类典籍也是非常可贵的历史文献。

藏族传记著作极为丰富，可谓是藏族典籍文献的一大特色。就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看，这类史籍就有1000多种。藏族传记著作分政治家传记和高僧传记。有关政治家的传记有：多喀哇·才仁旺杰（1697—1764年）所著的《颇罗鼐传》；多喀哇·才仁旺杰著，成书于1763年的《噶伦传》，这些传记是研究17—18世纪西藏历史和藏、蒙、汉民族关系史等不可缺少的珍贵文献。高僧传记又分他传、自传和秘传。他传有：达若那塔（1575—1635年）著的《莲花生大师传》；克主杰（1365—1438年）所著的《宗喀巴大师传》；桑吉坚参（1452—1507年）所著的《米拉日巴传》；桑吉坚参所著的《玛尔巴译师传》；居麦德钦著，成书于1609年的《唐东杰波传》；室利杂纳所著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传》；八思巴·洛追坚参（1235—1280年）所著的《萨班传》；仁钦纳杰著，成书于1366年的《布顿传》；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年）所著的《热振赤钦传》；贡塘·丹贝准美（1762—1832年）所著的《贡却晋美旺波传》；噶玛巴·弥觉多杰（1507—1554年）所著的《佛王止贡巴三叔侄传》；鲁崩·喜饶嘉措（1884—1968年）所著的《阿旺土登格桑丹贝准美传》，以及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传记等。自传有：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年）所著的《云裳——五世达赖喇嘛传》；洛桑益西（1663—1737年）所著的《五世班禅自传》；隆多喇嘛（1719—1795年）所著的《隆多喇嘛自传》；多仁·丹增班觉（1760—？）所著的《多仁班智达自传》；珠巴贡勒著，约成书于16世纪初的《珠巴贡勒自传》等。秘传有：阿旺多杰所著的《仓央嘉措秘传》等等。敦煌文献中的《赞普传略》，可以称为目前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传记作品。王尧、陈践译注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辑为10章，分为《止贡赞普》《达布聂塞传》《纳日论赞》《松赞干布》《赤都松·赤德祖赞》《赤松德赞》等赞普的传略。在公元9世纪后，陆续出现过一些著名的“伏藏”。除了苯教的一些掘藏史籍外，重要的有《玛尼全集》《五部遗教》《桑耶寺大事记》等。这些著作为13—14世纪以后的藏族史家竞相引用，影响甚大。藏族传记文学进入兴盛时期，基本上是在藏传佛教诸教派的完全形成之后。以桑吉坚参（1452—1507年）的《米拉日巴传》为代表，出现《布敦大师传》《萨迦班智达传》《玛尔巴传》《日琼巴传》《汤东杰波传》《珠巴贡勒传》等一批名作。16世纪中叶，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建立，传记文学也由兴盛时期转为稳定发展时期，出现了达赖喇嘛传、班禅传等成系列的传记作品，同时也出现了《颇罗鼐传》《噶伦传》《多仁班智达传》等一批名著。这些传记除了记述与主人公生平有关的事务及活动外，还记载了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

5.《萨迦五祖全集》等文集著作

藏族历史上，著名学者辈出。他们都是精通三藏、学富五明的博学多才之士，著有多方面的作品，被后人编成全集，流传于世。

文集类的著作是佛教文献以外的主体部分，也是藏文典籍的精华。18世纪以来，隆多喇嘛·阿旺洛桑编纂《噶当、格鲁派高僧文集简目》，收文集40家，其中布敦·仁钦珠、宗喀巴等数家之子目甚详，其他较略。19世纪中叶，仲钦·喜饶嘉措编著《罕见书目》分藏文典籍12类，其中文集类收90余家。1959年甘肃《拉卜楞寺书目》（油印本）中，分17大类，文集类收174家。民族图书馆所编《藏文典籍目录》（上中下）中，文集类收180余家。其中著名的有：《萨迦五祖全集》（萨迦五祖即：贡噶宁波1092—1158年、索纳泽莫1142—1182年、扎巴坚参1147—1214年、贡噶坚参1182—1251年、八思巴·洛追坚参1235—1280年）；《萨班全集》（萨班·贡噶坚参1182—1251年）、《布敦全集》（布顿·仁钦珠1290—1364年）、《宗喀巴全集》（宗喀巴·洛桑扎巴1357—1419年）、《贾察杰达玛仁钦全集》（1364—1432年）、《洛沃堪钦·索南伦珠全集》（1441—1525年）、《噶玛·弥觉多杰全集》（1507—1554年）、《克珠·桑吉益希全集》（1525—1590年）、《五世达赖全集》（1617—1682年）、《第悉·桑杰嘉措全集》（1653—1705年）、《章嘉·若贝多杰全集》（1717—1786年）、《隆多喇嘛阿旺洛桑全集》（1719—1795年）、《钦则沃色·晋美岭巴全集》（1729—约1798年）、《贡塘·贡却丹贝准美全集》（1762—1823年）、《欧曲·达摩巴札全集》（1772—1851年）、《喀尔卡·唐赤多杰全集》（18世纪）、《贡珠·云丹嘉措全集》（1813—1890年）、《堪布·阿旺土登嘉措全集》（1836—1889年）、《居·弥盼南杰嘉措全集》（1846—1912年）、《鲁崩·喜饶嘉措全集》（1884—1968年）等。这些全集中除了关于宗教的著述外，还有很多有关因明学、传记、历史、诗歌、语言文字、医药、天文历算、工艺、音乐、绘画、雕塑、地理等各方面的论述。

6.诗歌

作家诗歌较多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宣传、颂扬佛理的“道歌”，如《米拉日巴道歌》《夏嘎巴道歌》等；一种是“格言诗”，如萨班·贡噶坚参的《萨迦格言》；索南札巴的《格丹格言》；贡塘·丹贝准美的《水树格言》；居·弥盼嘉措的《国王修身论》；龙智的《训世箴言及注释》等。

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虽为民间说唱文学，因年代久远，许多说部已形成典籍，得到流传。目前出版的有：《霍岭大战》（上下）、《征服大食》《分大食牛·安定三界》《达色施财》《降伏妖魔》《英雄降生》《赛马登位》《世界公桑》（《贵德分章本》）、《降岭之战》《征服姜国》《松岭之战》《门岭大战》《天岭之部》《仙界占卜九藏》《征服象雄穆珠宗》《向岭之战》《格萨尔诞生》《玛燮扎石窟》《木岭之战》《木古骡宗之战》《征服雪山水晶国》《梅岭之战》《察瓦箭宗》《辛巴和典马》《先旦对战》《地狱救妻》《甲岭之战》《歇日珊瑚宗》《卡切玉宗之部》《汉与岭》《香乡药物城》《突厥兵器国》《朱古兵器宗》（上中下）、《花岭诞生之部》《浪日》《阿扎玛瑙国》《日努》《亭岭之战》《天界篇》《地狱救母》《打开阿里金窟》《地嘎》（上中下）、《征服米努绸缎国》《开天辟地》《恰容粮宗》《霍国悔泪》（综合本）、《诞生之部》《格萨王密传》《丹玛青稞宗》《匝日药宗》《琼察五兄弟》《法宗、七赞、重游天堂》《梅日霹雳宗》《郭氏预言授记》《陀岭之战》《白岭之战》《烈赤马宗》《征服魔国》《索波玛宗》《昂岭之战》《残暴七兄妹》《比热山羊宗》《辛丹相争之部、丹玛抢马之部》《征服北方古热魔王》《临终教诫》《格萨尔降生史》《霸嘎拉神奇王》《征服北方魔王》《霍齐巴山羊宗》《索岭之战》《郎茹金子宗》《赛马称王》《岭国歌舞》《梅岭金国》等约70部。

7.《四部医典》等科学著作

这部分主要有两类，一是藏医药学类，一是天文历算类。医学著作有宇妥·云丹贡布（708—约833年）等所著的《四部医典》《藏医十一条总义》；玛哈亚那、毕若伽纳译之《月王药诊》；第悉·桑杰嘉措所著《蓝琉璃》；成书于17世纪的《藏医医决补遗》；成书于17世纪的《藏医史》；藏族医学家帝玛·丹增彭措所著《晶珠本草》（或称《无垢水晶宝鬘》《帝玛·丹增彭措医著选集》）；杜慈居迈所著之《藏医如意大全》，成书于16世纪；苏喀·年尼多吉所著的《藏医十万舍利》，成书于约15世纪；松巴·益西班觉所著之《松巴医著集》，成书于18世纪；弥盼所著之《弥盼医著》，成书于19世纪。

从上述著名的医学著作中可以看到，从古代藏医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概貌，以及12世纪后的藏医药发展概况、强苏二派对《四部医典》发展的贡献、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藏医药的发展概况、多康南北地区藏医药发展概况、直康二派对藏医药发展的贡献，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半生时期藏医药大复兴的情况等。

藏族天文历算之学是藏族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吸收其他民族的相关先进成果发展起来的。它在五明学中属于小五明的星象学，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文献丰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藏地星算一般分五部分：一是藏族固有的物候历；二是11世纪从印度引进的时轮历，藏语称“噶孜”；三是7世纪从中原引进的五行算，藏语称“那孜”；四是从克什米尔传入的韵占，藏语称“央恰”；五是18世纪从汉地引进的时宪历，藏语称“贾孜”。藏族的物候历，是生息在青藏高原上的先民们，经过世世代代长期观察日、月、星辰和动植物的物候变化，逐步总结出的早期自然历。时轮历，是1027年，从梵文《时轮历》译为藏文的。传说《时轮历》为佛祖释迦牟尼所传，共12000颂，分5章，第一章讲外时轮（天体运动的规律），第二章讲内时轮，第三章讲灌顶，第四章讲修法，第五章讲内时轮和外时轮相结合。时宪历，是讲汉族传统的夏历和农历。除《时轮历》外，其代表性著作还有：绛巴桑热著，成书于1827年的《时轮历精要》，又叫《商卓特桑热历书》；噶玛巴·饶迥多杰著，成书于1318年的《星算综合论述》；布顿大师著，成书于1322年的《丹孜》；第悉·桑杰嘉措著，成书于1683年的《白琉璃》；止贡·却吉坚参（1793—？）著，成书于1824年的《历算论典——圆月论》；布顿·仁钦珠所著的《布顿历算汇编》等。

从以上天文历算代表作中可以了解到藏族各个地区、历史上各个时代、各学派、大学者的历史概况。

8.《文成公主》等藏戏文献

藏戏是我国各民族戏剧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的剧种之一。藏人称藏戏为“阿姐拉姆”，据传起源于14世纪的噶举派僧人汤东杰波。藏戏发展到后来，产生了不同地区的分支，分白面藏戏（西藏山南地区）、蓝面藏戏（后藏地区）、昌都藏戏、德格藏戏、安多藏戏等。著名的有《文成公主》《朗萨姑娘》《苏吉尼玛》《顿月顿珠》《智美贡丹》等八大藏戏。

这方面的文献书籍有：《朗萨文奔》《诺桑王子》《卓娃桑姆》《智美贡丹》《顿月顿珠》《苏吉尼玛》《白玛文巴》《甲萨帕萨》《龙喜记》《罗摩衍那》等。

9.《三十颂》等语言文字著作

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是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由藏族学者吞弥·桑布扎参照梵文结合藏语特点创制的。据此，使用藏文的历史已有约1300多年。历史上有过三次对译语的厘定，在藏文文字规范化，统一新词术语和拼写结构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藏族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也十分丰富。例如，大译师鄂·洛丹喜饶（1059—1109年）所著之《正字学简编》；扎巴僧格所著《正字学恒河》；班禅降巴林哇（1400—1465年）所著《正字学语饰》；夏鲁译师却迥桑波（1444—1529年）所著之《正字宝箧》《松达注释极明嘉言》；阿旺贡噶索纳（1597—？）所著之《正字学明目光》；章嘉·若贝多杰（1717—1786年）所著之《正字学智者生》；松巴·益希班觉（1604—1688年）所著之《正字学明鉴》；华日达却所著之《正字学明识》；格西吉美丹曲所著之《藏文正字》；大译师华康著，成书于15世纪的《正字学详解》；萨班·贡噶坚参所著之《正字歌诀》；央坚若贝沃措所著之《藏文正字智者生喜本释》；西萨·罗追嘉措所著之《同音字辨认》；吞弥·桑布扎等著的《藏文文法口诀》；洛色绛秋益西所著之《松达注释》；雅卓巴·仁钦道所著之《松达注释宝箧》；索朗僧格所著之《松达注释》；巴沃·祖拉陈哇所著的《松达注释明灯》；素喀哇·洛追杰波所著之《松达注释智者喜宴》；噶玛司徒·祖拉曲吉囊哇所著之《松达文法疏智者喉饰珍珠美鬘》；央坚珠贝多杰所著之《藏文字性配法》等。

10.《绘画量度经》等艺术著作

藏族绘画艺术有壁画、唐卡（卷轴画）、木板画和堆绣等类别，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壁画和唐卡。壁画题材极为广泛多样，包括政治历史画、传记画、宗教画、风俗画、建筑画等；唐卡是一种画在布或纸上的卷轴画，也有画在羊皮上的，多以神佛人物为主。唐卡分刺绣唐卡、缂丝唐卡、织锦唐卡、堆绣唐卡、绘画唐卡、珍珠唐卡等。而在绘画理论和操作规范方面，《绘画量度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绘画量度经》也称《梵天宝书》《梵天尺度》等，为古印度学者阿斋布著。传入藏区的时期大约在公元7世纪至8世纪。全书共三章：首章讲赤降王从梵天处得到画理真传，从而传播人世；次章讲画像的规范和它的作用（供养与教化众生）；末章讲人物身体各部分的肘量度、比例。《绘画量度经》对绘画，主要是佛像的量度、技法和用色进行了系统论述。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它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对藏族历代绘画大师的创作实践，具有标准化的指导作用。同类的著作主要有：《藏传佛画量度》《藏传佛教唐卡绘画明鉴》《西藏绘画》等。

（二）藏文文献的特点

1.以金石铭文刻、竹木简牍和早期写卷为代表的古藏文文献

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生存、进取、发展的历史，涉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诸多方面。其中尤以敦煌古藏文文献闻名遐迩，饮誉世界，被公认为敦煌学和藏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现代著名的藏族学者根敦群培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尧教授等在古藏文文献的搜集、译注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2.以《大藏经》为代表的佛教典籍

藏文《大藏经》从早期的翻译到编辑目录、刻版印刷，迄今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其中多是翻译作品，是当今世界保存佛教原貌最完整的文献。这也是藏族对东方文明和世界文化所做的最为杰出的贡献之一。在世界佛学研究中，藏文佛经的研究已成为一重要的领域；在世界佛学资料中，藏文佛经已成为必当求索的资料。

3.藏族贤者大德们的作品

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周边地区多种民族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吸收，藏族贤者大德们在文、史、哲和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留有丰富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形成独具特色的高原藏文化系统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种，这一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4.以藏文公文为主的藏文历史档案文献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藏及其他藏区形成了大量的藏文历史档案文献。这些档案内容主要反映和记载了西藏及其他藏区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行政设置、典章制度、政教领袖的更迭、兄弟民族间的往来等；自公元13世纪以来，历代中央政府给西藏及其他藏区宗教首领的加封，对地方官员升迁任免以及行政机构和官员设置等等，内容极其丰富。这些藏文档案文献，既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又是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区历史的重要史料。

二、藏文文献开发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藏文文献资源现状

1.藏文古代文献

藏文古籍，包括吐蕃古藏文文献和吐蕃以后的藏文古籍。吐蕃古藏文文献，主要包括四部分，即佛教典籍、敦煌写卷、金铭石刻、简牍等。

吐蕃以后的藏文典籍。自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藏族进入分裂割据时期，直到11世纪之间，流传下来的藏文文献屈指可数。此后，有关佛经注疏和历史、教派史、文化、语言、医学、目录学等方面的著述越来越多，有编年史、王统世系、教法传承史、家族史、人物传记等史书，有志书，有文学作品，以及一些高僧大德的文集、全集等等。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不仅是一部佛学丛书，也可称得上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它收有佛教书籍4569种，不但量大，内容也十分广泛。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藏区各地、各大寺院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共存有藏文典籍约43.6万余部，木刻印版约2.4万余块。这些汗牛充栋的藏文典籍是藏族学者对历代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记载和研究，是藏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就北京地区有关图书馆而言，如：民族图书馆，该馆现有藏文古籍4000多部，经过编目工作者的多年努力，已全部著录简目并供读者借阅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名北京图书馆）少数民族文字阅览室，该馆现藏有藏文古籍3500多部，其中二分之一已著录函卡，并有选择性地做了部分子目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该馆现藏有藏文古籍3500多部，经多年努力，传统手工操作已改为利用计算机进行著录和编制卡片，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不仅编制了每一部的函卡，而且还做了详细的子目卡，馆藏的文集和丛刊部分著录可供读者查阅利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现藏有藏文古籍1800多部，已全部著录简目函卡，并供读者查阅利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图书馆，现有藏文古籍数百部，编目人员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分类编目，供内部查阅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现有藏文古籍2500多部，研究人员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简单著录，可借阅利用。

2.现代藏文文献

就北京地区而言，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少数民族文字阅览室，藏文馆藏图书达800多册，按《中图法》分类编目，现已全部著录并为社会读者提供服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该馆藏文图书馆藏达8000多册，按《藏文图书分类法》和《中图法》分编著录，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民族图书馆，该馆现有藏文图书10000多册，全部分类编目上架，为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借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该馆藏文图书馆藏达20000多册，为广大师生及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服务。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图书资料室，该馆藏文藏书达500多册，为本院师生及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借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该馆藏文图书达2000多册，为本所研究人员提供查阅服务。

藏文版专业刊物有：西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藏研究》（季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藏学》（季刊），中央统战部主办的《中国西藏》（季刊），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主办的《安多研究》，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主办的《西藏佛教》（季刊），西藏群众艺术馆主办的《雪域文化》（季刊），青海省委党校主办的《攀登》（季刊），西藏大学主办的《西藏大学学报》（季刊），西北民族学院主办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季刊），阿坝州志办主办的《阿坝史志》（不定期），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主办的《西藏艺术研究》（半年刊），西藏自治区语委主办的《藏语文工作》（半年刊），青海省语委主办的《民族语文工作》（半年刊）等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书名、著者、分类、主题词等检索服务的基础上，还提供新编图书目录和重点新书通报。每年由报刊资料室将订阅或交换来的藏文专业刊物或非专业刊物上的有关论文和资料，逐一复印，进行题名、著者和分类标引，并注明其出处，然后再按不同需求和不同的标识符号进行组织排列，同时，编制出论文目录索引，在此基础上进行论点摘编，为科研人员提供收录较全、标引准确、功能较多的二次文献服务。

3.藏文历史档案

西藏地方的藏文历史档案起始于元代，讫于1959年初，历时近700年，为数约300万件，仅次于国家珍藏的汉文档案和满文档案。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藏文历史档案，既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研究西藏和藏族的重要史料，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内容上看，包括西藏及其他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行政设施、典章制度、政教首领的更迭、兄弟民族间的来往以及自13世纪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政治联系、历代中央政府给西藏政教首领的加封，对西藏地方官员的委任及中央政府在西藏的行政机构和官员设置等等。为了便于有关科研、教学机构的专家、学者了解西藏及北京等地所存有关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并为查阅利用这些档案文献提供线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有关档案部门合作编辑翻译了如下档案史料汇编和目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全书共7册，总目为3247条，其中元代110条、明代334条、清代1938条、民国时期799条、附录66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蒙文部分），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由甘肃省档案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的《甘肃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由青海省档案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的《青海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由四川省档案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的《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由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等。上述档案史料汇编和目录中，辑入了大量藏文历史档案文献，反映和记载了西藏及其他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教育、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历史面貌，是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区藏族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二）藏文文献开发利用所存在的问题

1.认识有局限，思想重视不够

对藏文文献的收集和开发利用方面存在较突出的现象：一是有些单位或个人在面对藏文文献时，盛赞藏族古代文化灿烂、历史典籍丰富、价值重大，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创造收藏条件、开发利用却工作不得力；二是有些单位只重视藏文文献的收集工作，而疏于开发利用，文献资料沉睡于书库，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三是有些单位虽然重视广泛收集藏文文献资料，并在开发利用方面也做了一些著录工作，但在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深层次的研究方面着力不多。笔者到藏区搞社会调查时，曾发现部分寺院、单位或民间存有一些有价值的藏文文献，如果不及时进行抢救整理，会出现毁损或遗失，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熟悉藏文文献的老一代藏族知识分子越来越少，给咨询工作，尤其是对一些疑难问题的咨询工作带来困难。

2.经费投入不足，专业人才严重短缺

要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藏文文献，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足够的经费开支，二是要有通晓藏文文献、懂专业并安心做这项工作的人。只有经费充足，才可为广泛收集藏文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就北京地区的有关图书馆而言，有些馆虽有一定日常经费，但出差去藏区收集藏文文献的经费难以保证，有些珍本、孤本线索，因不能及时前往藏区而中断。有些馆自身经费拮据，更谈不上去藏区民间搜集藏文文献。人员方面，有些馆做整理研究藏文文献的专业人员数量过少；有些馆原有的专家都退休了，年轻的专业人员也并非都安心工作，开发利用藏文文献因而受到影响。

3.工作缺乏协调，资源共享受到严重影响

北京藏有藏文文献的图书馆主要有：民族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少数民族文字阅览室、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图书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在开发利用藏文文献方面，往往各自为战，馆际之间缺乏协调和信息交流，严重地影响着藏文文献的资源共享。相互了解藏文文献的搜集收藏和开发利用情况，派藏文文献编目工作人员交流学习，经常通报本馆藏文文献收藏和开发利用情况，这样不仅有助于逐步统一藏文文献著录格式，而且在开发利用藏文文献方面将起到推动作用，使死文献活起来。

4.工作缺乏务实的长远打算

有些馆对藏文文献的开发利用制定了长远规划，但由于经费和人员的原因，不能按规划逐一实施。而更多的馆缺乏这方面的规划，经费没有保障，购置藏文文献数量逐年下降。有些馆仅靠有关出版社送缴样书，来多少收多少。从发展的趋势看，在制定规划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收集藏文文献的方式、方法、范围和内容；二是对收集来的藏文文献按什么标准进行分类、著录的科学管理；三是对藏文文献如何进行整理、研究和翻译；四是如何针对藏学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编制藏文文献的检索工具；五是图书馆开发藏文文献和向科研人员提供利用服务的方式等等。一个务实的从长远打算的规划，才有可能实现。

三、开发利用藏文文献的意义和价值

（一）开发利用藏文文献的意义

1.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推动藏族社会的发展进步

藏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创造了独特的文化。而汗牛充栋的藏文典籍则充分地反映了藏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成就，反映在中国古代史、民族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众多的历史人物。利用开发这些藏文文献，可以加深人们对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也可以提高藏族本身的民族自尊感、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自豪感，积极进取，推动藏族的发展进步，促进藏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2.有利于历史地全方位地了解藏族文化，促进藏族文化的建设

藏文文献，无论是金石铭刻、竹木简牍，还是早期的藏文写卷，无论是以《大藏经》为代表的煌煌巨典，还是藏族的贤哲大德们在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述，都是藏族古代精神文明的珍贵成果。通过这些藏文文献，不仅有助于人们客观地了解西藏地区及其他藏区的历史和现状，也可使人们看到藏区思想文化的基本状态。要推动藏区的经济发展，少不了藏区的文化发展。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吸收或扬弃，就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文化更新也是社会更新的重要内容。而在文化上藏族社会还存在着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从藏族传统的自然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念到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念的转变，从传统的封闭保守到现代的改革开放的转变，从地广人稀高文盲状态到培养社会主义新型人才的转变，等等。

3.有利于树立科学观念，提高藏族的文化素质

提高藏族科学文化素质，是促进藏族发展繁荣的一个标志。在藏区由于绝大多数民众信仰藏传佛教，从而使宗教既有广泛性、普及性，又有深刻性，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强大浓重的宗教氛围。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有其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在整理研究藏文文献时，接触较多的是佛教典籍，作为文化工作者，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在佛教思想体系里含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比如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就占有一定的地位，对此我们应批判地继承，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

4.有利于世界更准确地了解藏族，弘扬藏族文化

自17世纪以后，一些“探险家”、“传教士”相继进入西藏，并多方刺探政治经济情报，同时将藏族文化介绍到世界，藏学研究逐步在国外兴起。进入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地域广阔的西藏再次成为列强蚕食的对象，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并处心积虑地炮制所谓西藏问题、培植豢养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为突出的实例。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旨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出逃等事件的发生，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关注渐多，动机不同、目的各异的藏学研究也随之兴起。

（二）开发利用藏文文献的价值

1.用于研究藏族史

有关研究藏族史的文献资料在藏文史籍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例如《吐蕃王统世系明鉴》《吐蕃王臣记》《青史》《红史》《新红史》《贤者喜宴》《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安多政教史》《白史》《青海史》《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史明镜》《拔协》《萨迦世系史》《朗氏家族史》《德格土司世系》《王臣姓氏明灯》等王统世系和家族史著作，对于研究藏族从远古以来的社会发展，研究青藏高原从分散到统一的曲折过程，研究藏族人民和国内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研究有关历史人物以及藏族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轨迹，研究元、明、清、民国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政策方略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另外，一些有助于藏史研究的藏文文献还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2.用于研究藏传佛教

从11世纪到15世纪是藏传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期，也是一个学术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比较重视历史，尤其是宗教的历史和高僧大德的历史及寺院的历史，主要典籍有《国王遗教》《教法史——花蜜》《第吴教法史》《娘氏宗教源流》《教法史——佛法经幢》《教法史大宝藏论》《雅隆觉沃教法史》《教法史——催开教莲之阳光》《佛教大事记——明亮阳光》《噶当教法史》《古昔教言——花鬘》《教法史——入教法海之巨舟》《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印度佛教史》《达陇教法史》《土观源流镜史》《王统世系教法史——白水晶镜》《安多政教史》《宁玛教派史略》《噶举派史略》《萨迦教派史略》《觉囊派史略》；《桑耶寺志》《萨迦寺志》《热振寺志》《夏鲁寺简介》《楚布寺志》《文都寺志》《隆务寺志》《夏琼寺志》《瞿坛寺志》《塔尔寺志》《佑宁寺志》《敏竹林寺志》《拉卜楞寺志》《郭玛尔寺志》《凉州四部史暨天祝寺志》《卫藏道场胜迹志》《支扎寺志》《圣地清凉山志》《安多古刹禅定寺》《昂仁寺简介》《布达拉简介》《那塘寺简介》《色拉寺大乘洲》《拉萨大昭寺明镜》等。这些著作对于研究苯教和藏传佛教各教派，佛教从印度、中原、尼泊尔传入藏区的过程，藏传佛教的基本教义和各教派的产生及其教派传承，寺院兴衰过程、寺院仪规制度、僧团组织及学僧专业设置，历代学者与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寺院佛像、壁画、法器以及藏文典籍的刻印刊行，活佛转世制度，历代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苯教与佛教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及其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问题，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3.用于研究藏传因明学

因明学是藏族传统文化大五明之一。它是详细抉择所量外境、能量内心以及心境认识法的思辨科学，也是古代藏族逻辑思维的标准和尺度。藏传因明学源于古印度。古印度佛学家陈那撰写了《集量论》。著名的古印度因明学家法称发展陈那的《集量论》，完成了《集量七注》。后来许多著名的藏族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因明学的理论。如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和宗喀巴·洛桑扎巴等学者都把因明学理论作为寺院学习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佛教论师陈那等的《古印度因明学选编》（1—4），西藏后期因明学的著名学者炯丹·日比热直所著的《因明七论庄严华释》，凯珠杰·格勒白桑所写的《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量理诲改》，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噶玛巴·曲扎嘉措所写的《因明学汇集》（上下），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所著的《量理论宝藏总则及其注释》，洛布堪钦·索朗伦珠所写的《量理宝藏注疏·教理曦轮》，德巴夏噶等写的《因明学概要及其注释》，拉萨哲蚌寺果芒格西·慈诚嘉措所写的《因明学浅释明鉴》，贾曹杰所写的《因明中论详解》（上下）与《因明难解注释》，鄂·洛丹西饶大译师所著的《量抉择论释难》，尊巴敦雄所写的《释量论解说·雪域庄严》，居米旁·嘉央朗杰嘉措所写的《释量论释难之善说宝藏》，拉让巴格西·益希旺秋所著的《释量论注释》，土登格勒嘉措所著的《摄类学论·悟道宝灯》，格西次旺所写的《因明七论要点注释》等，这些藏文论著对于研究西藏哲学、逻辑思想史、藏传因明师承和历史发展、藏传佛教因明学的主要特点、因明学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因明学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等都是难得的参考文献。

4.用于藏族历史、宗教人物的研究

历史上的藏族领袖人物或著名学者，对藏族内部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做出过杰出贡献。在研究藏族历史人物和宗教人物时，不仅从藏文史书、历史故事、传说、宗教典籍、传记、宗谱等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而且还从这些藏文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丰功伟绩。如：《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雪域历代名人辞典》《藏族传统文化辞典》《历代藏族学者小传》（一、二）、《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雪域历史人物简介》《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赞普传略》《颇罗鼐传》《噶伦传》《莲花生大师传》《宗喀巴大师传》《唐东杰波传》《萨班传》《布顿传》《历辈噶玛巴传》《云裳——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五世班禅自传》《多仁班智达自传》《贡却晋美旺波传》等。无论研究藏族历史人物，还是研究佛教人物，都要查阅这些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些人物的生平和历史。

5.用于藏族文化史

包括藏族文化的起源、演变、文化交流，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的研究。历史地看，藏族宗教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原始信仰、苯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三个阶段。藏族宗教文化以苯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主导，并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我们在研究藏族古代文化中的“十明之学”、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时，不得不去翻阅约成书于14世纪初叶的《丹珠尔》这部百科全书。《丹珠尔》主要是印度、西藏佛教大师、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其中包含较多的哲学、文学、艺术、语言、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建筑等方面的典籍。其中不仅汇集了众多的佛教典籍，而且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不管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哪一方面，都涉及《丹珠尔》所包含的诸多学科领域。藏族古代文化是丰富的，无论在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还是在哲学、宗教、伦理道德、语言文字、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天文历算、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灿烂的成果。

音乐方面有萨班（1182—1251）的《乐论》；舞蹈方面可以从《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莲花生传》《时轮经》《天姆海》《瑜伽续》中找到有关资料；《甘珠尔》中的戏剧有《敬巴钦波》《直美更登》《白玛文巴》《诺桑王子》；《丹珠尔》中的戏剧有《云乘王子》及根据《噶当教史》中的故事情节改编而成的《德巴登巴》等。

藏族绘画与雕塑，多以《画论》《造像量度经》《绘画量度》《佛说造像量度疏》等著作的理论和尺寸为规范，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藏族古代的美学思想、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从地域看，接触最为频繁、密切的是与祖国内地，此外还有印度、尼泊尔、缅甸、克什米尔、波斯等地。

6.用于研究古代藏族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

据藏文史料记载，吐蕃王朝建立之初，西藏不仅已有了先进的农田灌溉系统和耕作技术，而且可进行银、铜、铁等的冶炼和时、日、月、季等的明确划分。藏族古代的天文历算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可以在《亚桑的故事》《敦煌古藏文文献》《暮人金算》《祝孤地方的冬、夏至图表》《黎地方的属年》《穷算六十》《央恰六十四个图表》《嘎尼央孜》《时轮经》《时轮七读注疏》《星算综合论述》《丹孜》《算学智者欢喜》《白琉璃》《除锈》等资料中找到相关的明确叙述。

医学方面有宇妥·云丹贡波等著，约成书于754年的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及至元代，藏医出现了以强巴为代表的北方派和以素卡巴为代表的南方派，其代表作有八思巴的《辉煌医史》《解剖明灯》《药物蓝图》，以及《精简八支药方》《甘露源流》《所需所得》《草药鉴别》《草药性味》《草药生志》等。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有《蓝琉璃》《藏医史》等。此外还有成书于18世纪后期的《晶珠本草》或叫《无垢水晶宝鬘》等。这些文献资料记载有藏医基础理论、人体生理、诊断疾病方法、防治疾病原则、治疗疾病方法和藏医所用药材等。

7.用于历史地理（包括建置沿革、历史交通及传统地域观念）的研究

在历史上，藏族将自己居住的主要地域归结为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朵康六岗，这种传统地域概念基本概括了藏族的居住区域。

要研究上述广大地区的历史地理、古今地名、历史交通、山川河流、部落沿革、地域分界、区划沿革等，都要借助于藏文文献。如乃乌班智达·门兰洛追著，成书于1283年的《花鬘》；萨迦·索南坚赞著，成书于1388年的《吐蕃王朝世系明鉴》；班钦·索南扎巴著，成书于15—16世纪的《新红史》；赞布·旦增赤列著，成书于16—17世纪的《世界广论》；松巴·益希班觉著，约成书于16—17世纪的《世界广论》；觉囊达热那特著，约成书于17世纪的《后藏志》；松巴·益希班觉著，约成书于18世纪的《青海史》；智贡巴·贡却丹巴饶杰著，约成书于1815年的《安多政教史》等。这些藏文文献，对于研究整个藏区或某一局部地区的历史地理及古今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开发利用藏文文献的途径与建议

（一）开发利用藏文文献的途径

1.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协调，共同做好藏文文献的基础开发工作

面对浩瀚的藏文文献，任何单位都不可能将所有藏文文献搜集齐全，更不可能全面开发。为此，首先应统一思想认识，必须有长远的规划，协作的意识，加强联系，分工合作，共同开发。其次，做好藏文文献的开发工作，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图书馆系统，如：有关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民族院校图书馆，佛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翻译、出版机构的图书馆等，由于他们多年的搜集和购置，积累了数量较多的文献资料，并对其中大部分文献资料进行了初步的分类编目，做了大量的整序工作，有较强的实力和基本条件；二是民委系统，如西藏自治区民宗委、青海省民委古籍办、四川省民委古籍办、甘肃省民委古籍办、云南省民委古籍办、北京市民委古籍办等单位，通过这些单位，可以了解和搜集到寺院、民间流传的藏文文献，此一工作，做起来不仅量大，而且难度也大，应该统一领导，统一著录格式，这样才能全面而有效地搞好协作。

2.编制地区性的藏文文献联合目录

藏文文献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北京等地的有关单位。从文献形式看可粗分为三部分，一是藏文古籍，二是藏文图书，三是藏文历史档案等。五省区和北京地区对藏文图书可在统一标准下分别编制本地区文献目录，虽说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藏文古籍的著录格式，但有关图书馆和相关单位已有大同小异的分类编目，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协调机构。编制地区性的藏文文献联合目录，是开发藏文文献、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手段之一，读者可以通过联合目录了解自己所需的文献在何处收藏，进而有目的地查阅检索，这样既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又能提高馆藏的有效利用。

3.编制全国性的藏文古籍总目

国家民委根据国务院关于“抢救、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指示精神，设立了五省区藏文古籍领导小组，并研究制定了1998—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族卷编纂规划（试行）》和《编目纲要》，先后举办了编写藏文古籍著录格式培训班，去年（1999年）在拉萨召开了五省区藏文古籍第六次协作会议暨编目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段所做的工作，明确下一步工作步骤，重点讨论了藏文古籍著录格式的问题，经反复讨论，征求多方意见，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据有关省区的初步估计，藏文古籍数十万卷（册函），已整理的藏文古籍约百余种，已出版的古籍几百部。凡图书馆馆藏的无论是藏文古籍，还是藏文图书，有的已进行简单的著录，有的正在做较详的整序工作；散见于寺院或民间的部分藏文古籍，据了解，部分有书目，部分未接触过，亦不知是哪方面的古籍，更不用说做著录工作，这部分量大且任务艰巨。有的省区民委古籍办，动员广大古籍工作者和广大僧人，对本地区范围内各单位和个人所藏藏文古籍进行了全面调查，摸清家底，并已编制出较全面反映本地区藏文古籍的联合目录。在形成全国性的总目录的基础上，再去组织专家、学者，对那些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献进行整理、注释、编写提要、刊印出版，如此，既能满足广大藏学研究者的需要，又能保护珍贵的藏文古籍。

4.开展藏文文献信息交流工作

目前，在各图书馆馆藏普遍不全的情况下，通过开展信息交流工作，以交流促进开发，以开发促进信息传递，将是现有条件下藏文文献资源共享、满足读者需求的一种有效形式。《中国藏学》（藏文版）每年分两期发表全国藏文期刊藏学论文要目索引、藏文报刊信息摘编，提供未编目重点藏文图书内容提要、藏文新书通报等。国家图书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制的《中国藏学书目》（上下），其中藏文图书近千种。民族图书馆编制的《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上中下），可以查阅到藏族历史上180余位学者的文集详目；民族图书馆木雅贡布先生编著的《历代藏族学者小传》（一），可以查阅到历史上151位藏族学者的著述概况。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布达拉宫文保所编制的《布达拉宫典籍目录》，可以查阅到200余位藏族学者的文集细目。19世纪中叶，仲钦·喜饶嘉措所编《罕见书目》，分藏文典籍为12类，其中文集类90余种。1959年甘肃《拉卜楞寺书目》（油印本）中，分17大类，文集类收174家。赤·山夫旦先生编著的《藏文论文目录索引》中，录入1979—1989年间藏文刊物上公开发表的840篇论文。藏文档案史料目录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甘肃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青海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等。上述目录中，藏文档案目录均占一定比例，有的已出版，有的即将出版。这些目录信息对于藏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必须查阅和利用的重要资料。因此，开展藏文信息交流工作，不仅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也是发挥图书馆整体优势和群体效益的重要途径。

5.加快自动化建设，积极利用计算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展文献处理和信息服务

从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北京地区藏有藏文文献的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图书信息部门，有些由于经费等原因，没有计算机，仍用传统的手工操作，编制的二次文献检索途径单一；有些部门，购置了足够的计算机，并实现图书馆与科研部门局域网络化。计算机的特点是输入文献速度快，一次输入，多项查阅，可满足读者对文献信息的不同需要。藏文文献，不同于其他文献，它在语言、词语结构和分类系统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必须着手研制适合藏文文献分类编目特点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和信息检索系统，以提高藏文文献开发和利用的效率，适应网络化建设的需要。

（二）关于开发利用藏文文献的几条建议

1.根据科研、教学、出版的实际需要，广泛收集藏文文献

首先看看西藏地区几个主要图书馆的藏文文献收藏情况。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现有藏书59万册（函），其中藏文典籍10万函。西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现有藏书24万册，其中藏文图书6万册（函）。西藏大学图书馆，其藏书量为22万册，以藏文图书为主。西藏农牧学院图书馆，现有藏书为30万册，其中也有藏文图书。西藏自治区党校图书馆，藏书量为8万册，其中也有藏文文献。上述5家图书馆的藏文文献藏书量可达30多万册（函）。

其次，北京地区图书馆藏文文献收藏情况为：民族图书馆，现有藏文藏书14000册（函），其中藏文典籍4000多（函）。国家图书馆，现有藏文藏书4300多册（函），其中藏文典籍3500多（函）。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现有藏文藏书21800册（函），其中藏文典籍1800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图书室，现有藏文藏书上千册（函），其中藏文典籍数百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现有藏文藏书12000册（函），其中藏文典籍近3500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现有藏文藏书2500册（函），其中藏文典籍500函。上述6家图书馆藏文藏书量可达7万册（函）。

上述11家图书馆藏文藏书近40万册（函），这些藏文文献数量大，类型多，内容丰富，分布广泛。但除去重复的图书版本之后，所剩可能不到一半，因此还需加强收集藏文文献工作。笔者到藏区搞社会调查时注意到，虽然有些寺院藏经之数量相当可观，但无人组织整理，连起码的目录都没有，如西藏的萨迦寺、青海的瞿坛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北京的雍和宫等。鉴于上述情况，首先，以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北京等为主，以从事图书馆藏文文献工作的人员为基础，设立藏文文献收集、著录委员会等机构，由专业人员提供藏文文献的线索和目录，避免重购现象。其次，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争取国内各方面的支持，筹集专项经费；二是争取与国际有关科研机构的合作，利用他们的先进设备、共同开发，这样，既有经费又有设备，有利于工作。再则，在确定藏文文献收集的范围、种类、收集的方式和方法后，先考虑如何从上述各家图书馆馆藏文献中收集有用的藏文文献，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购置藏文文献，由近及远，从易到难。

2.在培养藏文文献工作专门人才的同时

走与科研人员共同整理开发的路子。从事藏文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人应具备一定的素质和条件。如整理和研究以金石铭刻及竹木简牍和早期写卷为代表的古文献，要有良好的古藏文水平；要整理和研究以《大藏经》为代表的佛教典籍和藏族的高僧大德们在文、史、哲和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所留的著作等，需要有佛学素养。这些人才光靠图书馆专业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与科研人员共同整理开发的路子。藏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所长不同，有研究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语言学、文字学的，也有研究经济学等学科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共同努力，可以促进藏文文献的开发利用。同时，科研人员通过整理开发可以掌握藏文文献中的大量信息，有利于深化专业研究，提高研究层次。

3.在加大对文献整理开发力度的同时

编制本地区藏文文献联合目录。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大多数图书馆著录格式不统一，各自分类编目，读者可以通过具体图书馆的书名、著者、类别找到所需的书籍；少数图书馆不仅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分类编目工作，而且对章节都做了著录工作，读者可以通过翻阅整函文件找到其中某一章节的题录。故而，根据科研的需求，按照藏文文献的不同类型、不同专题内容编制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二次文献工作。在现有编目的基础上，分藏文图书和藏文典籍两部分，最好先从藏文典籍中某一部分开始做起，逐步扩展到其他部分，最后完成全部的联合目录工作。

开发藏文文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对藏学研究而言，是众多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发展藏学事业，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藏族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少不了对藏文文献的开发利用。对文献工作者来说，信息化时代，要求我们充分挖掘文献信息的功用，使之更好地发挥其双效作用。因此，研究开发利用藏文文献工作，在现阶段有着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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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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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启晃等主编：《藏族传统文化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国藏学书目》编委会编：《中国藏学书目（1949—1991）》，外文出版社1994年。

《中国藏学书目》编委会编：《中国藏学书目（1992—1995）》，外文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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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图书馆藏文典籍（2）》（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

木雅·贡布编著：《历代藏族学者小传（一）》（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章达：《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开发利用的思考》，《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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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锡锌：《图书馆与古籍文献开发》，《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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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蓓：《论地方文献的开发与资源共享》，《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9年第3期。

吕桂珍：《藏学文献及藏学文献刍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