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传统文化的巨大工程——《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纪实

西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藏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历史上，西藏之所以被视为佛教圣地，是由于藏传佛教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有重要影响，而且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对藏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进程，都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因此，藏文《大藏经》便成了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中国政府斥巨资对《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对勘、出版工作，正是一项保护藏族传统文化的巨大工程。

一、藏文《大藏经》的内容

佛教源于印度。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2世纪，佛教在印度流行大约1800年，这段历史可分为3个六百年，初六百年，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这个时期佛教典籍的总集，就是《巴利语三藏》，也就是南传大藏经。中六百年，为大乘佛教。后六百年，为密乘佛教。这中、后两个时期的佛教典籍的总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现在流传于中国的三个语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继承了印度三个时期的佛教。藏传佛教全面地继承了印度初、中、晚三个时期的佛教，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密教和佛教在中国，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典籍也都在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译经印经事业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刻印1000多年的房山石经在内。从文化上说，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持久的延续性和中华民族浓厚的凝聚力。

藏传佛教对青藏高原的“无形统治”长达1000多年。它以其经典浩繁，内容丰富、教理玄奥而著称于世。而集藏传佛教经籍、著作之大成的便是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共有经典4570部之多。《甘珠尔》包括经（佛一生的言教）、律（佛所制的僧团戒律）、论（关于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论著）三藏和四续部，大致分为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总目录七大类，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言教。佛祖示寂后经他的弟子们六次结集、记诵而成。《丹珠尔》主要是印度、西藏佛教大师、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的集成，其中包含较多的哲学、文学、艺术、语言、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建筑等的典籍。大致分为赞颂、续部、般若、中观、经疏、唯识、俱舍、律部、本生、书翰、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修身部、杂部、阿底峡小部集、总目录十八类。

二、历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刊刻《大藏经》的情况

历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藏文《大藏经》的整理、编纂和刊布。公元7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先后从中原和印度传入吐蕃，受到王室的重视，随即大量的佛经从梵文、汉文、于阗文等文种被藏族高僧、学者和中原、印度来的高僧、学者们译成藏文。到赤松德赞时代，已将几部《甘珠尔》、《丹珠尔》译成藏文，并进行了通俗化整理工作。在藏王赤·热巴巾时，还制定了著名的“译例三条”，即关于校译佛说部和论疏部两类佛教典籍的3条规章，使译者有所遵循和选择。在翻译的基础上，译师们将《大藏经》编了藏文书目，抄写工整。到公元8世纪，大译师噶娃白则、孔·鲁益旺波等编了《大藏经》和因藏于山南旦噶颇章而得名的《旦噶目录》以及因藏于山南桑耶钦普官而得名的《钦普目录》。进入元朝以后，在武宗至大时期（公元1308—1311年），为皇帝所依赖的大德尊巴降央，委托洛色益西、索南沃色、江绕强秋绷等，把全藏所有的藏译佛经编订为正藏《甘珠尔》和副藏《丹珠尔》，即佛说及论疏两部，并编了《甘珠尔目录之日光》，存放在日喀则纳塘寺。从此，藏文的《甘珠尔》、《丹珠尔》巨著才有了较完整的手抄本。几乎与此同时，历史上著名的喇嘛布敦·仁钦珠（公元1290—1364年）又移纳塘寺所藏《丹珠尔》手抄本于日喀则夏鲁寺，重新鉴定分类，删重补遗，写为定本，并著《丹珠尔》目录。

与布敦·仁钦珠同时进行典籍整理汇集的还有萨迦、孔塘、蔡公堂、达隆、泽当、贡噶、丹萨梯、楚布等地的喇嘛和学者。

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明成祖召宗喀巴入京。第一次是1409年，宗喀巴当时因忙于筹备次年在拉萨举行的大祈愿法会，遂派弟子释迦也失代他赴京。1414年，明成祖再度派人请宗喀巴，大师因患病初愈不能成行，故尔再次派释迦也失赴京。释迦也失于1415年受封为大国师。1419年，释迦也失返回西藏，开始主持修建色拉寺。1434年，明宣宗宣德九年，释迦也失三度进京，被封为大慈法王。在京期间，他住锡法源寺，不仅为宣宗讲经说典，还为其治愈疾病。明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派专使入藏，将藏文《大藏经》手抄本带回南京，下令将其制成铜印横版，印制红油墨楼梯折叠式的巨著《甘珠尔》经文，并为《大藏经》御制了序文，颂赐西藏各主要宗教、政治领袖。这是中国第一部木刻版藏文《大藏经》。永乐帝曾将此经分别赏赐给萨迦巴、噶玛巴、宗喀巴及释迦也失。赏赐给释迦也失的那套封面上写有金字汉、藏文对照目录标题的《甘珠尔》经文，至今仍完好地存于拉萨色拉寺内。

在拉萨布达拉宫曾保存着一部225函卷帙的《丹珠尔》，系每页七行经文分别以八种珍宝（黄金、松耳石、白银、珊瑚、锡、红铜、白螺和珍珠的混合物）在黑亮的硬纸上手书而成的，堪称稀世经卷。1984年的意外火灾，将此经卷近半数烧毁。1989年6月，布达拉宫文管会决定重新补写八宝《丹珠尔》。补写部分有82函，约20000张经卷，因为要恢复原样，故尔必须在每张长约60厘米、宽约20厘米的经纸上，正反两面各书写七行经文，每行使用一种不同的材料，从而使写就的经页呈现出七色光彩。

自明永乐帝后，明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各朝皇帝，都把印行藏文《大藏经》作为对西藏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还在北京设有“番经院”、“番经厂”，先后雕版刊印“万历版”、“北京版”等版本各异的藏文《大藏经》。

南京铜印模版的制成，不仅体现了明代皇帝对藏传佛教典籍的高度重视，也为西藏印刷业开了先河。从此，藏文木刻本印刷业大为发展，各个地区的印经院陆续建成。最为有名的当数纳塘印经院、德格印经院、拉萨雪巴尔康、卓尼印经院等以及各大寺院所有的小规模的木刻印刷所，均称为“巴尔康”。无论是印经院还是印刷所，无论其规模大小，但就其所印和所藏的书目而言，《大藏经》是首当其冲的。明末清初，在西藏、云南、甘肃、四川等藏区先后发现“纳塘版”、“理塘版”、“卓尼版”、“德格版”和“库伦版”等几种雕版《大藏经》。本世纪20—30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命喜饶嘉措大师主持刊印了“拉萨版”《大藏经》，这是刊刻藏文《大藏经》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据统计，历代官方和私家主持雕刻的《甘珠尔》木刻版本有14种，分散珍藏在国内外；《丹珠尔》版本有4种。此外，在西藏、甘肃、青海尚存有元朝至清朝的写本藏文《大藏经》。

纳塘印经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系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之命而建，目的就是印制《甘珠尔》。建院之初，制成《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典13部28函，存于纳塘寺。但由于建院及刻板印刷的巨资耗费，使印经院难以为继。到颇罗鼐任西藏地方政府首领时，即着手恢复纳塘寺的印经院，继续印制《大藏经》。相传他曾派人从山南门隅和后藏吉隆等地购得优质木材，又从各地挑选人才，培训刻字工人，组织学者，把布敦·仁钦珠汇集存放于夏鲁寺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作为底本，首次对《大藏经》进行校定刊印。据说参加此项巨大工程的人数近千，可谓声势浩大的空前盛举。由于措施得力，从1730年8月到1732年1月，仅1年零5个月，就完成了102部《甘珠尔》的刻版工程，共刻经版5万余块。接着，颇罗鼐又于1741至1742年，组织刊刻了《丹珠尔》225部，刻经版7万余块。这一历史上最为浩繁的印经工程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这两次工程所雕刻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即是著名的纳塘版《大藏经》。

德格印经院位于四川北部德格的更庆寺内，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红墙绿树，蔚为壮观。历经16年修建，系却古·丹巴泽仁土司父子两代努力的结果。德格印经院以藏书丰富、门类齐全、各教派兼容并蓄著称于世。创始人丹巴泽仁虽信奉红教，但他并不排斥其他教派的经典。这使该印经院有别于其他印经院而独具特色，印经院规定：《大藏经》一律用朱墨印刷，以示尊敬，其余典籍用黑墨。

德格于1950年和平解放，印经院一直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1980年，印经院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修葺。1982年初印经院开始恢复雕版印刷，不到10年，仅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就印了6200多部，行销于国内外。

国外对大藏经的传播和研究也很重视，早在40年前，日本就曾影印出版了“北京版”藏文大藏经，使之成为国际上的通行本。1982年，日本又开始影印出版“德格版”藏文大藏经。

三、中国政府保护《中华大藏经》藏文版的重大举措：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并专门成立了“大藏经对勘局”

藏文《大藏经》历来被藏族僧侣、信教群众奉为圣物，因其不仅汇集了众多的佛教典籍，而且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现存藏文大藏经共辑录典籍4570余种。比汉文《大藏经》多出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印度学者、大师著作的译本，比汉文多出一倍多，而这些佛教典籍在印度反而很少保存下来。这是由于藏文《大藏经》形成期晚于汉文《大藏经》，因而所辑录的典籍种类繁多，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它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已成为佛学和藏学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资料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的宝贵财富。

但由于藏文《大藏经》在传抄、校订、雕刻过程中的一些原因，许多版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字、漏字、衍文，甚至章节编排也不尽一致，影响了藏文《大藏经》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因此，对现存的各种木刻版本进行全面系统的对勘校订显得很有必要。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于1982年5月设局开始进行整理工作，已分册陆续问世之后，藏文《大藏经》珠连璧合，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善的《中华大藏经》，这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1986年6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即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报告》，报告中明确说明：“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使之与正在分期出版的汉文《中华大藏经》珠联璧合，构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完备的《中华大藏经》，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很快作出批示，同意拨专款用以出版藏文《大藏经》，并决定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持这项工作，做到“精心组织，精心指导，使整理出版的藏文《大藏经》达到高质量、高水平”。同年，此项目正式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1986—1990）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至此，全面系统地对勘藏文《大藏经》的时机已经成熟。

经过藏学研究专家及学者的反复论证，确定了整理出版工作的顺序：先《丹珠尔》，后《甘珠尔》。根据是《丹珠尔》现存的四种版本国内收藏比较完整，便于收集；同时，《丹珠尔》中包含多学科的古代典籍，是研究佛学、藏学、古代东方文化的极为珍贵的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藏文《大藏经》版本较多，部数也不尽一致，经过对各种版本的认真比较，确定以创刻于1730年的“德格版”为校勘底本，以现存的北京版、纳塘版、卓尼版等作参校本。依据是：德格版集佛教各家各派之经典，内容广博；编纂、校勘精审；雕刻准确，印刷精良；保存完好，未遭毁损，是诸本中之善本。与此同时，制定了《藏文大藏经对勘条例》，使全部整理对勘工作做到条理化，规范化。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则是：在保持原文风貌的前提下，逐字逐句对校；只勘出经文中的异同及字句段的错落，不加任何按语，不判定是非；底本未收而参校本已收的经藉，补入底本；校勘记和对勘表附于各卷之后。

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设立了《大藏经》对勘局，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开始紧张而严谨的对勘工作。同时聘钦饶威色、更登和土登尼玛等二十几位藏学专家、教授、高僧为顾问，随时指教、解决对勘中的疑难问题。

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

这是藏文《大藏经》传播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善举。

在藏文《大藏经》写定传世数百年之后，第一次进行如此全面系统的对勘、会校，向国内外学术界提供完善权威的版本，足以确立中国藏学界特有的国际地位。

四、《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的对勘情况

从1987年至1994年的7年间，大藏经对勘工作一直处于边筹备边对勘的预备阶段，这7年，着重做了四件事：第一，筹借对勘版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先后从中央民族大学和甘肃拉卜楞寺借到了北京版和纳塘版大藏经，做为对勘的参校本。第二，确定编辑原则和体例。诸位专家学者各抒已见，最后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第三，制作模拟本。制成后又分别去甘肃、西藏、四川和北京征求有关专家学者和高僧大德的意见，然后再修改。第四，开发藏文字体。在反复试用铅字排版而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后，藏研中心先后与航天部701所、山东华光集团合作研制《微机藏文软件的研制开发》，1987年开始立项，1993年投入使用。

华光Ｖ型藏文电子出版系统是在原华光Ｖ型汉字电子出版系统全部功能的基础上，增加藏文和梵文的处理功能研制成功的，是目前国内外最先进、最完善、最实用和最具有普及意义的藏文系统，此项成果曾荣获中国国货精品金奖。

最初的藏文字体是以青海的一位书法家智华先生的字体为基础的，后经过改进成为现在的规范化字体，被称为“大藏经体”。

经过7年的努力和扎实的准备工作，《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第一部终于在1995年初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并于同年3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举行首发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的出版非常关心，并亲自过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对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表示祝贺，并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对包括大藏经在内的西藏民族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地普查、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藏族文化遗产的重大措施和具体行动。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我国民族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和少数分裂分子诬蔑我们毁灭藏族文化和宗教的种种谬论。

85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代表藏族各界，感谢国家给予专项经费进行这项有利于继承和发扬藏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感谢为对勘出版工作付出艰辛劳动的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他满怀深情地说：当我看到这部装帧豪华考究、字体美观大方、印刷精美的新版本时，感到由衷的高兴。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发表的书面讲话回顾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指出，世界上完整的密教和完整的佛教在中国，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典籍也都在中国，中国的译经事业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南传大藏经还没有译成汉文和藏文，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的互译互补的工作还没有做，这都是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继续做下去。我认为，新版《大藏经》就是这个巨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社会主义祖国佛教译经印经事业的一个良好开端，也是中国佛教典籍将走向全面完整并作出跨世纪贡献的一个信号。

为表示其诚挚的随喜功德，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协会捐款10万元人民币，作为编印新版藏文《大藏经》之用。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出版发行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普遍称赞。1995年，对勘局在成都附近的郫县买了自己的专用办公楼，并添置了电脑等一应设备。1996年初，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和赵朴初题写的藏、汉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的牌匾在成都郫县《大藏经》对勘局的新址正式挂牌，从此，大藏经的对勘工作结束了长达7年的筹备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丹珠尔》对勘是以德格版为底本，北京版、纳塘版和卓尼版为参校本，四种版本对照，勘出四种版本中字、词、句、段、节、章的不同译法，阙文和衍文均列入对勘注。底本中的明显刻版错误和损坏的字，参照其他版本予以改正，不列入对勘注；参校本中的阙文在题解中加以交代；衍文，除在题解中说明外，还要整篇附在底本之后。为保证《大藏经》对勘本的高质量标准，对勘稿都要经过权威专家终审，最后定稿。

目前，《大藏经》的对勘工作以每年10至15部的速度向前迈进。到本世纪末，21世纪初，一套完整无缺、准确无误的《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就会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原稿件发布日期：199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