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网

您好,欢迎来到中国藏学网!

热文精选

藏传佛教文化与“一带一路”倡议

发布时间: 2020-06-28               来源:郑堆 李德成《中国藏学》2019年第1期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藏传佛教文化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藏传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特色文化,在古代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影响和较高的文化地位,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文化纽带、文化载体和特色内容。同时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要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新形势,积极应对新挑战,作为“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可以打造文化品牌,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符合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要求,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乘势而上,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又要发挥纽带作用、亲和作用和文化展示作用,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撑。

[关键词]藏传佛教;文化;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以经济贸易与文化发展为双核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意义。古代丝绸之路,既是一种交通概念,也是一种经济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文明概念。“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同时我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打造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交流更为密切,这势必要求“一带一路”文化开路。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既可乘势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又可使自己的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纽带和支撑作用。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中的特色文化,在古代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影响和较高的文化地位,更应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彰显自己的独特魅力,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发挥文化先行和化育作用。

一、重视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地位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可以借此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色,也可以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发挥作用。要彰显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色,首先必须从我做起,培育自己的特色文化。这就为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特色文化的藏传佛教文化提供了机遇,藏传佛教文化可以进一步打造自己的形象,寻找展示文化特色的平台,发挥自身作用。

古代的东西方,宗教信仰传播途径同当时的商业贸易路线的走向是相同的,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主要的宗教传播通道。佛教僧侣是第一批不辞劳苦,奔赴亚洲各地传播宗教的旅行家,佛教传播自然与古代商业道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佛教也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并逐步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为北传佛教或称大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丝绸之路也有“佛教之路”的美誉。不仅佛教如此,以后的摩尼教,甚至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往东传播开来的,其他如祆教、景教、道教、天主教等也在丝绸之路上得到传播与发展。

例如,被称为丝绸之路黄金路段的河西走廊,就是多民族多宗教汇合的地方,武威藏传佛教的白塔寺、汉传佛教的鸠摩罗什寺、海藏寺,道教的文庙;张掖的大佛寺(西夏国寺)、马蹄寺,嘉峪关的护国寺,敦煌的雷音寺等各派寺院交汇在一起,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融合发展,以及佛教与其他宗教的交往交流等创造了条件。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则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也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的汇合之地。

藏传佛教应该发挥文化优势,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藏传佛教可以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历史上,藏传佛教文化是推动古代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这一历史地位决定了藏传佛教文化仍然可以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丝绸之路发端于西汉,起始于长安(今西安),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等地的古代重要商贸通道。丝绸之路一般分为东、中、西三段,每段又分为南、中、北三线。东段从洛阳、西安到玉门关、阳关,其中中线以著名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为主;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公元10世纪北宋开辟了著名的“青海道”, 从天水经青海至西域,即与南线一致。丝绸之路所传播和衍生的文化被称为“丝路文化”。 丝绸之路有“佛教之路”美称,因此,佛教文化也是丝路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藏传佛教在丝绸之路特别是河西走廊和青海道沿线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丝绸之路增添了靓丽风景。作为佛教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藏传佛教成为推动古代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到了唐代,内地佛教开始经丝绸之路等与西藏地方的佛教交流互动,共同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从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发,经唐蕃古道入藏,使汉传佛教传入西藏地方,也使汉传佛教成为藏传佛教的主要源头之一。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和360部佛经,其中释迦牟尼佛像至今仍供于大昭寺内,成为藏传佛教最珍贵的圣像和藏族信教群众最为崇拜的佛像。文成公主除带去佛像和佛经外,还传入寺院建造法式及寺院法规。小昭寺由文成公主设计建造,大昭寺虽系泥婆罗公主具体施工而成,但是寺址的选择勘察及寺院形制的设计,却是出自文成公主之手,对此,藏史多有记载。两寺均留存至今。小昭寺后来成为格鲁派的下密院,而大昭寺则因内供释迦佛像及其精美的建筑而享有盛名。

此后,内地佛教与西藏地方的佛教经丝绸之路交流交融更加密切。

赤德祖赞(704—755)是派吐蕃使者亲赴内地取经的首创者,754年他派以汉人之子桑希为首的4名吐蕃使者亲赴唐都长安,向唐玄宗请赐佛经,唐玄宗将用金液写在瓷青纸上的佛经1000部,赐给桑希等人。[2]此后,汉传佛经《金光明经》《律差别论》等也传入吐蕃。在吐蕃佛教初传时期,汉传佛教中的佛像、佛经、佛经翻译、佛寺建筑、汉僧及寺规相继出现于吐蕃,对吐蕃佛教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表明,吐蕃佛教形成伊始就与汉传佛教紧密相关。

内地高僧摩诃衍(750—830?)在吐蕃传播内地禅宗,对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摩诃衍最初从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点敦煌受赤松德赞之请赴卫藏传教,在“顿渐之争”中失利后,摩诃衍仍在吐蕃传播禅宗,此举不仅得到赞普的允许,而且赞普还曾“赦令颁下诸处,令百姓官僚尽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方面对敦煌藏文佛经写卷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汉传佛教禅宗顿悟派似乎并未如藏史所记载的那样,在桑耶寺僧诤失利后便全面退出吐蕃,敦煌藏经洞内相当部分藏文禅宗写卷的存在,证明摩诃衍的禅宗世系不仅在藏族僧人中得以传承,其教义体系还有明显的发展趋势;其教义法理对后来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圆满思想以及噶举派的有关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等地也是孕育藏传佛教的摇篮,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对藏传佛教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贡献。

公元9世纪中叶,达玛(838—842年在位)继西藏地方赞普位,掀起西藏佛教史上第二次禁佛运动,西藏佛教陷于绝境。当灭佛发生时,正在曲卧日(在今西藏曲水县一带)静修的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3名僧人即收拾经典辗转逃至多康(今青海、四川等藏区)地区,先后活动于今青海的化隆、尖扎、乐都等地,晚年居于今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白马寺等寺院,他们与汉僧一起剃度了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喇钦·贡巴饶赛(892—975)。以后喇钦广建塔寺,招徒弘法,逐步在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的核心地段丹底(今青海西宁塔尔寺东南)形成一个佛教中心。卫藏(今西藏)桑耶领主意希坚赞派遣卢梅·楚臣喜饶等10人到安多向喇钦学法。他们于公元978年左右学成后返回卫藏,这是佛教复兴势力从多康进入卫藏的标志,史称“下路弘法”,是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开始,也是藏传佛教形成的重要标志,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不仅如此,喇钦也曾在丝绸之路中线重要地区河西甘州(今甘肃张掖)等地学法,河西地区的佛教也为藏传佛教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藏传佛教形成之后,逐步经丝绸之路特别是黄金路段的河西走廊、青海道等向内地传播,推动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一带的西夏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夏文化的繁荣。西夏王朝推崇佛教,到其中后期,藏传佛教逐渐传入西夏,“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并逐渐向西夏腹地今宁夏一带延伸”[3]。西夏仁宗(1140—1193)时,在大度民寺举行的大法会上,同时诵读藏、汉文藏经,说明西夏早已接触藏传佛教。仁宗很崇敬噶玛噶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曾遣使入藏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派其弟子藏索格西前去,被西夏王尊为上师,开始翻译佛经。此后,萨迦派三祖扎巴坚赞的弟子琼巴瓦国师觉本,也被西夏王奉为上师。因此,在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和萨迦派已传入西夏。致使西夏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更为紧密,“西夏在宗教信仰上保持着与其他藏族地区的一致性。西夏从王室到臣民都笃信藏传佛教,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是藏传佛教”[4]。说明藏传佛教成为河西走廊一带西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西夏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文物遗存主要集中在贺兰山、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和黑水城等丝绸之路要地,主要包括建筑、石窟、雕塑、绘画、佛经等,切实丰富了西夏文化。

公元13世纪,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获得广泛传播和发展,并经河西走廊向内地和周边弘扬,推动了各民族文化交融。

1247年,有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之称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与掌管河西一带的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1206—1251)在今武威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在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领主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号召西藏地方僧俗领主归顺蒙古势力,为元代中央政府顺利实现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奠定了基础。萨班到达凉州后,内地、畏兀尔、西夏等地的善知识大德和官员百姓等都前来听经,极为崇敬。同时,阔端下令,在以后的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不能坐在上首,而是由萨班坐在教职人员的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此举不仅体现了阔端对萨班和藏传佛教的重视,而且也使藏传佛教与其他民族的宗教有了广泛交流。萨班在凉州建立白塔、金塔、莲花、海藏寺4座寺庙,在今永登之连城石屏山修建萨迦静修院,还在今安远镇创建了极乐寺等,河西走廊成为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中心。以此为开端,萨班和八思巴叔侄在内地和蒙古族地区传教弘法,使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八思巴随忽必烈进驻燕京(今北京)后,将藏传佛教传入北京,使北京成为历史上内地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传播中心之一,使藏传佛教、藏族文化在北京并通过北京与各民族人士和文化关联在一起,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

回望民族文化交融传统,彰显丝绸之路精神,揭示藏传佛教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当代性,可以弘扬传统,古为今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确立藏传佛教在文化交流中的纽带地位。

(二)藏传佛教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文化载体和特色内容

藏传佛教文化是丝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特色内容,这一历史地位决定了藏传佛教文化仍然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文化载体和特色内容。

丝路文化的佛教特色,既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也彰显了其自身的包容性品质。藏传佛教既是丝路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俗的宣传、连接和互动等功能,也是丝路文化的特色内容,张扬着独特的思想、仪轨、艺术等内涵。

河西走廊之上,寺院、石窟、石刻、造像、壁画等丰富多彩,其中包含着很多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为丝路文化的形成和弘扬增添了特色和途径。

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广仁寺是藏传佛教名寺,历史上既是西藏活佛高僧进京的中转站,也是汉蒙藏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枢纽。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都曾是藏传佛教的传播中心,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林立,武威的白塔寺、海藏寺,张掖的马蹄寺、大佛寺等,在今天仍然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迹,向世人展示着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文化。

武威的天梯山石窟也称大佛寺,创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约有1600年历史,被称为“石窟鼻祖”,其藏传佛教艺术亦十分有名,特别是明清时期该寺一度成为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寺院。

敦煌莫高窟更是各民族的杰作,汇集了汉藏佛教的辉煌艺术,藏传佛教造像、壁画等独具特色。

酒泉的文殊山石窟也是著名的汉藏佛教圣地,历史上“前山多藏庙,后山多汉庙”,萨班曾在此建造文殊菩萨殿,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在此开凿石窟,建造文殊菩萨像。清代还曾在此由藏传佛教僧人修建西藏寺。

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兴盛,随之西夏石窟艺术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和风格,其中榆林窟最为典型。该窟第3窟的壁画是密宗的本尊大日如来和观音为坛主,顶部藻井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坛样图。[5]

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地区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发祥地,寺院棋布,教派齐全,神山、圣水、名胜古迹丰富多彩,建筑、雕塑、绘画等宗教艺术色彩纷呈,藏传佛教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特色文化,承载和传承着独特的丝路文化。

甘肃永靖炳灵寺是历史上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甘肃临夏与甘南藏区相连,也是藏传佛教传播密集地区,炳灵寺是著名的石窟寺,也是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石窟之一,处于丝绸之路陇右段必经要道,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取经、文成公主入藏、玄奘大师西行取经、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东行晋京均在此留住过,至元代成为藏传佛教寺庙,明清时期十分兴盛,1682年清康熙皇帝曾敕封该寺第二世嘉杨隆珠活佛为扶法灌顶禅师呼图克图,该寺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青海乐都是藏传佛教传播地区,寺庙众多,较为知名的如瞿昙寺、西来寺、石沟寺、药草台寺、羊官寺、王佛寺、央宗寺、赵家寺、南山寺等,其中瞿昙寺是明代著名寺院,由朱元璋敕赐寺名,成为明朝中央政府联系青海藏区的纽带,寺内壁画是著名艺术珍品。尖扎县1685年建造的阿琼南宗寺,曾经是后弘期奠基人物西藏“三贤哲”(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的修法之地,成为藏传佛教著名圣地。化隆县丹斗寺是“三贤哲”和有后弘期鼻祖之称的喇钦·贡巴饶赛的修法之地,被称为藏传佛教的发祥地。互助县白马寺是喇钦晚年修行和圆寂之地,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塔尔寺更以其在藏传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和艺术特色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艺术明珠。

无论是河西走廊,还是青海道沿线地区上的藏传佛教文化和建筑,无不承载和展示着独特的丝路文化,无不传承和彰显着丝路文化的特色内容,这既是丝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表达。

二、打造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品牌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文化追求。文化多样化,也必然要求文化全球化。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下,必然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文化品牌正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精心打造文化品牌正在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要求。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在品牌塑造过程中嵌入中华文化的独特元素,提升文化品牌的潜在价值,已逐渐成为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丝路文化建设中,打造藏传佛教文化品牌,是增强丝路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内容。

(一)打造藏传佛教文化品牌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建设文化强国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在丝路文化建设中打造藏传佛教文化品牌,必须正确认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藏传佛教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既要保护传统文化,更要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保护,既要正确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传承精神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又要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保护物质文化。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既要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推进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又要发挥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贡献力量。

鉴于上述情况,在丝路文化建设中,藏传佛教文化本身即可作为一种文化品牌,做好顶层设计,同时,既可以打造物质文化品牌,如宗教文化圣地、寺庙等建筑和古迹、唐卡艺术、酥油花艺术等,也可以打造非物质文化品牌,如宗教节日文化、舞蹈文化、音乐文化、习俗文化等。热贡艺术、塔尔寺艺术三绝(壁画、堆绣、酥油花)等本身就是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地区著名的特色文化品牌。在品牌战略之下,积极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交融,搞好文化活动、文化作品、文化产品建设,繁荣发展丝路文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体制机制建设和传播体系建设,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明确政策措施和组织保障。

(二)打造藏传佛教文化品牌产业

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正在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同时倡导打造各具特色、具有联动效应的西部系列文化产业带,为文化产业发展整合资源。藏传佛教要借助大力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和整合文化产业资源的契机,深入融进“一带一路”建设,重视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创新,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好、配置好、利用好,并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打造藏传佛教文化品牌产业提供内容和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区域和文化遗产丰富地区,发挥甘肃文化优势和青海民族人文优势,绝不能忽视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优势。因此,应该将藏传佛教文化产业作为品牌产业,融入西部系列文化产业带,加以开发和建设。应发挥藏传佛教传统建筑、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艺术、工艺技术、民俗文化等优势,形成不同的文化品牌产业链,并借“一带一路”倡议走向国际市场。

“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强调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要求推进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众所周知,藏传佛教文化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不仅甘青地区资源富庶,而且西藏更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势必要求推进特色文化保护地建设,发挥藏传佛教文化的资源优势,打造品牌旅游产业,支撑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旅游产品和旅游文化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支持沿线国家和地区挖掘本地“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和贸易、文化交流活动。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还是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藏传佛教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特色鲜明;不仅文化底蕴厚重,而且艺术价值极高,为打造藏传佛教文化品牌产业、支持专项投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为品牌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赢得了机遇和条件。

  三、发挥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作用

“一带一路”,文化开路。作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必须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使藏传佛教文化能够成为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文化元素,使人民群众能够欣赏和领略藏传佛教的文明成果,也要使藏传佛教文化能够发挥纽带和亲和作用,使世界各国人民能够认识和感受藏传佛教文化的独特风采,推动和化育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引领作用。

(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纽带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增进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地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经济交流首先是一种观念交流,是一种文化往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藏传佛教文化必须找到自己的战略定位,以便发挥自身的积极因素,助力于经济文化交流。藏传佛教文化可以利用自身的独特地位和特点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有所作为。藏传佛教文化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参与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参与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促进文化的相互借鉴,增强文化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以文化交流助力经济交流,助力环境保护合作等,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切实发挥文化的纽带作用。

(二)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亲和作用

 亲和力源于人对人的认同和尊重,很多时候,亲和力所表达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的远近,而是心灵上的通达与投合,是一种基于平等待人的相互利益转换的基础。真实的亲和力,以善良的情怀和博爱的心胸为依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特殊秉赋和素养。“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和谐包容原则,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有助于增强沿线各国和地区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拉近各地人民的情感纽带。“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促进沿线各地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发挥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等积极作用,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助推心灵的沟通、情感的沟通,增进文化包容,增进和谐世界建设,助推和平发展倡议。

(三)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文化展示作用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包括,沿线国家和地区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在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文化艺术的历史杰作,寺院建筑、石窟艺术、精彩的雕刻、精美的壁画,其中不乏藏传佛教文化的杰出作品。这些文化艺术,不仅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张扬着不同文化的个性;既在弘扬文化,也在化育文明,在不同的民族和人群中引起共鸣。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藏传佛教文化应该具备和需要的内容。

文明互鉴,化育包容,作为中华文化中的特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在对外展示中华文化方面具有连接功能,连接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领域,吸引着不同的人群,向不同的社会群体解读着丝绸之路精神和中华文明。互办文化年,开展文化活动,藏传佛教文化可以利用自身特点和资源优势,在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既可以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舞台,也可以为公益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同时可以依托宗教节日、民族节庆等,通过宗教服务社会的功能组织开展群众参与的文化活动。这也正是藏传佛教文化对外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和中华文明的特殊舞台作用。

藏传佛教浩如烟海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特色鲜明、秀外慧中,可以利用其鲜活的文化艺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向世界展示和彰显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助推和化育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思想引领作用。

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藏传佛教文化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藏传佛教文化要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新形势,积极应对新挑战,既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乘势而上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又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纽带和支撑作用,以不懈的努力和对文化繁荣的憧憬,向着新的目标迈进。


注释

[1]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17ZDA230)的阶段性成果。

[2] 参见黄明信:《吐蕃佛教》[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3]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J],《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4] 陈庆英:《蒙藏的早期交往及西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5] 参见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A],载敦煌文物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作者简介]郑堆,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研究员,本刊学术委员;李德成,蒙古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业务办公室主任、研究员,本刊学术委员。(北京  100101)

来源《中国藏学》2019年第1期

中国藏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