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之四：明清时期

编者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撰写的《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一文，以时间为线，纵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史实，有力证明了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藏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典型特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鲜明例证。现分编连载，以飨读者。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青藏高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持续加深。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逐渐完善。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西藏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其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明朝根据西藏地方政教势力分立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多封众建”的策略，分别封授萨迦、噶举和格鲁等派宗教首领为法王，于是出现了“三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五教王”即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等。与此同时，明朝通过加强茶马管理、恢复驿站等方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强了西藏和祖国内地的关系，实现对西藏地方的管理。

在明代，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艺术等各方面双向交流和融合持续进行，茶马贸易是最典型的例证。茶马古道的繁荣兴盛极大促进了藏族与其他各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作为内地和西藏联系的重要经济纽带，茶马古道也成为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和宗教文化交流之路。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清朝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任命官员，驻扎军队，巩固国防，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实施金瓶掣签，有力地促进了西藏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藏族与汉满蒙等各民族的往来更加频繁，内容丰富多样，成为促进西藏地方发展的巨大动力。清朝嘉庆、道光时期，从内地到西藏驻守边疆的军人，后来大多都和藏族居民融为一体。18世纪中后期，山南泽当地方尚有30多名汉族居民，在当地建关帝庙一座，与当地藏族世代友好，频繁通婚，亲如一家。

（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割占中国领土，威胁边疆安全。正是在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西藏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增强。正如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面对外国殖民侵略和强权，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掀起了抵御外来入侵的爱国主义热潮。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888年、1903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为了保卫家园、捍卫祖国领土、反抗英国侵略，西藏各族人民不惧怕英国的洋枪洋炮，不屈服于清廷的高压政策，以“即使男尽女绝，也决不能后退半步”的大无畏精神，英勇杀敌，舍身为国。这段历史也被载入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史册，成为不朽的篇章。

（江孜抗英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