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新国、格桑本：东嘎•洛桑赤列先生与都兰血渭6号墓出土的木牍

198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颁发考古发掘资格证书后，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都兰热水吐蕃墓群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年内发掘的第6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古藏文木牍[1]。墓向北偏东10°。封土为圆形，残高2.5米，揭开封土后，显露方形墓室，墓室四周围以等腰梯形围墙。棺室以石垒砌，有二层台，二层台上平置柏木15根。围墙北部长12.2、南部长16.2、等腰部长13米。方形墓室边长3.7、深1.5米。棺室亦为方形，边长2.6、深0.7米。在北围墙靠近墓室处的平面上砌有一小龛，内盛有小麦品种的粮食作物。围墙的外壁呈阶梯形，两层之间，平铺一层柏木，起承托上层石墙和封土的作用，可以增强拉力和强度。墓葬东部有盗洞直入棺室，棺内物品盗掘一空，剩下残板与木条等遗物，杂乱无章。见有人头骨三个，余骨均散乱，故其原有葬式不明。在我们失望之际忽然一长方形的木条进入我们的眼帘。用毛刷刷去浮土，见有一排排的书写整齐的古藏文，大家立即高兴起来，这是一件古藏文木牍啊！无论其内容如何，那一行行的古藏文，是我们判定墓主人的族属为吐蕃王朝的重要证据。

关于这件重要的古藏文木牍[2]，年内发掘结束回到西宁后我们立即请教了青海社会科学院和青海民院的古藏文专家，但未获得满意的结果。当时有位专家推荐我们去拜访中央民族大学的东嘎•洛桑赤列教授释读。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有机会出差至北京，携带上木牍，首先请文物出版社的摄影室为这件木牍拍摄照片。因木牍中好些古藏文模糊不清，他们当即联系公安部一一二九研究所邱学信和汪纪民二位摄影师拍了木牍照片，效果比原拍的好多了。

当我们到达中央民族学院，经过多次打听，终于见到了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这位身着袈裟的活佛教授为便于同我们交流，就请来藏语系扎西旺都副教授当翻译。我们将木牍出土情况及来意作了详细介绍后，两位教授让我们三天后去取释读结果。

在约定的时间内，见到了东嘎先生，扎西旺都先生也在座。扎西先生递给我们三页纸，上写着由东嘎•洛桑赤列先生的考释、扎西旺都翻译的木牍内容。

古藏文木牍，长方形木片状，长25.8、宽2.5~2.7、厚0.2~0.5厘米，通体横写古藏文，正反两面书写，在此我们将木牍原文汉译内容引录如下：

其汉义为：

正一、萨萨芒姆基亲眷母子……®母子平安否。

二、近闻安督地方人畜都很平安无恙…

三、我正身患疾病……因而未毕其事，请勿见怪。

反一、因若赴府邸又恐受责罚，故未前往，请勿见怪。

二、若不见怪，我当赴府邸会晤，于安督呈献压书礼品。

三、谨捺手印②……我……

注：①正一，此处文字不清，应是书写此木牍人的名字。

②反三，手印“ལག་རྒྱ”似指封缄函牍之火漆印。

东嘎先生还通过扎西旺都先生的翻译对我们说：“一般而言，墓葬的主人应该是收信者，可是古藏文‘芒姆基’是王后的意思，难道大墓是一座藏王陵吗，这太不可思议了。据藏文记载，吐蕃时期的藏王死后一般都要归葬于现西藏山南地区琼结的藏王陵，并在青海据我所知未有文献记载，加之出有木牍的墓葬规模较小，与王后的身份不太符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墓葬的主人不是收信者，而是写信者，这件木牍是一件未发出的信呢?” 

当我们向他说明6号墓只是1号墓的陪葬墓，而1号墓的规模与山南琼结藏王墓的规模不相上下时，东嘎先生说：“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1号大墓，希望你们能早日完成血渭1号墓的发掘，它的价值对于研究吐蕃王朝的历史、藏族的历史真是太重要了。”

遗憾的是东嘎先生的这个愿望，在我们见面近20年后还没有实现，东嘎先生已圆寂了。但无论如何东嘎先生的考释和他当时的疑惑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吐蕃时期的历史和埋葬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我们犹要珍视和怀念的。

血渭6号墓出土的木牍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吐蕃王朝时期的墓，其使用的是吐蕃王朝时期成熟的文字——古藏文（木牍正反两面的文字中先后出现十九处元音“ི”都是正写体而无反写的），因而墓主人应是吐蕃族。不管墓主人是否是王后。如果是收信者，那么墓主人是王后，而其作为的1号大墓就是高于王后的藏王。如果墓主人是发信者，那其身份也应是与王族有关的吐蕃上层显贵人物。

血渭6号墓的墓葬形制，与以封土石室墓为代表的吐蕃王朝时期的主流型墓葬相符合。封土石室墓，是青藏高原古代墓葬中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地域分布最广，墓葬布局最为密集的一类墓葬类型。从迄今为止的发现情况来看，这类墓葬东起西藏东部的昌都，西达后藏日喀则的昂仁，南面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北抵藏北那曲、索县及安多、比如一带都有所分布，几乎遍及西藏全境。其分布的最北端已到达青海省的都兰县。

这类墓葬早期的形制比较简单，其地面封土形制只有圆丘形封土一种，例如雅鲁藏布江中游昂仁一带的封土墓葬。这类墓葬晚出的形制地表的封土式样趋于复杂，以方形和梯形的墓丘最为常见。根据考古发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

一直穴式石室墓

直穴式石室墓的基本特点，是在封土墓丘的中央向下挖掘出直下式的墓穴，形状大多为长方形或正方形，有的留出二层台，墓壁采用石板拼砌或用石板、石块混合垒砌，墓室的构造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除有一墓单棺和一墓多棺之外，还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附属设施，如头箱、耳室、立柱、门槛等。较典型者见于山南乃东普努沟墓地[3]、定日县门道墓地M56[4]。

二穹隆顶式洞室墓

穹隆顶式洞室墓在地表标志上与直穴式石室墓无明显的区别，而且大多处于同一墓地中，故其时代亦应大致相同。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墓葬结构的不同。穹隆顶式洞室墓的结构一般由竖井式的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是在墓坑内沿四壁用石板向上叠砌起拱，形成向上隆起的穹隆顶式墓室，在西藏目前的考古出土材料中，较典型的例子有：山南朗县列山墓地M27[5]、山南扎囊县斯孔村M25[6]、山南洛扎县吉堆墓地M25[7]、日喀则萨迦县给百山墓地M44[8]。

这种形制的墓葬，是青藏高原进入吐蕃时期后，在以拉萨、山南地区为中心的腹心区域发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墓葬形制。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青藏高原在吐蕃时期尽管一度还同时并存有石棺墓，偏室洞穴墓以及封土石室墓等几种不同的墓葬形制，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以封土石室墓这种新型的墓葬取代了旧有的墓型而占据首要地位。现有的考古材料能够证明，封土石室墓这种墓型应代表吐蕃时期古代墓葬的主流，不仅分布地域广泛、墓葬密集宏大，而且无论是从墓葬的外标志和内部结构上看，都已经具有比较稳定的形态，体现出一种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吐蕃时期墓葬所具有的地域特点、民族特点，很大程度更是以此种考古遗存为背景而得以反映的。

对墓葬出土物所做的14C年代测定数据也提供了断代的参考依据。从这批墓葬中出有两批14C年代数据：一为朗县列山墓地M130出土的木炭标本，其年代为公元700年±70年[9];二为萨迦县给百山墓地M44出土的木炭标本，年代为公元582 ~767年[10]，可见其年代的下限均未超过吐蕃王朝。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将以上这批以封土石室墓为主流的墓葬的绝对年代，大体划定在公元7~9世纪，确定为吐蕃王朝建立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时期的考古遗存。

血渭6号墓的墓葬形制，与上述所列举的西藏地区吐蕃王朝时期的封土石室墓在墓葬形制上完全一致，尤其是石室周围的呈梯形的石围墙，更是惊人的一致，我们仅从墓葬形制上看，将其定为吐蕃王朝时期也是无懈可击的。而出土的古藏文木赎，更是墓葬属于吐蕃的铁证。

藏文文字的出现，目前学术界虽然对此还有不同的意见，但一般认为是始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后的松赞干布时期。《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记载：“吐蕃古昔并无文字，乃于此王（按:指松赞干布）之时出现也。”藏文史籍《贤者喜宴》、《王统世系明鉴》、《布顿佛教史》等也均言吐蕃文字的创立，是松赞干布时大臣吞米•桑布扎出访天竺时，仿照一种天竺古文字所创造出来的，该文字与印度的梵文有一定的联系。至少我们目前可以认为，西藏文字的定型与普遍使用，是在吐蕃王朝时期。

以上是我们第一次公布，血渭吐蕃墓群中第6号墓出土古藏文木牍的内容及东嘎•洛桑赤列先生考释这件重要文物的过程。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古藏文木牍的出土情况，我们将6号墓的墓葬形制一并作了详细介绍。为使读者了解我们将血渭古墓群的族属定为吐蕃的理由，我们简要地介绍了西藏吐蕃墓的形制，并将6号墓的形制，与其作了对比，相信大家能从这种对比研究中了解我们将古墓群族属吐蕃定性的理由和根据。

在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表示对藏族著名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先生的尊重之情，并希望此文能够作为对其在吐蕃考古学所做贡献的一种难以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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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该木牍现存省博物馆。

[2]木牍照片摘自《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见彩页图4。

[3]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西藏乃东普努沟古墓群清理报告》，《文物》1985年第9期。

[4]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西藏拉孜、定日两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

[5]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5年第5期。

[6]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 《扎囊县文物志》。

[7]何强：《西藏吉堆吐蕃墓地的调查与分1》，《文物》1993年第2期。

[8]参西治区文管： 《扎文 》。

[9]同[2]。

[10]同[2]。 

来源：许新国 格桑本，《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