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巴平措:把握历史趋势、探寻发展规律——也谈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三个高潮和两个低谷

发布时间:2018-05-17 10:50:00 | 来源:《中国藏学》2015年第3期 | 作者:拉巴平措 | 责任编辑:闫景真

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持并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力量共同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8卷本《西藏通史》即将面世了,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对西藏地方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在吸收国内外藏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有所推进,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就是说,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相互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从各族共建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诸如“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元朝,没有清朝,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能把中国看成汉族一家的?王朝跟中国不能等同起来,应该分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不能这样分,要分也分不清”。[1]他在否定唐朝管辖吐蕃观点的同时,也清晰地指出“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2]既高屋建瓴,又平实客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说“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不仅理论上有说法,而且事实上有依据。

西藏地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一千几百年。一部浩瀚繁复的西藏地方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三个高潮”,“两个低谷”。

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结束了青藏高原地区邦国林立、发展相对迟缓的历史。松赞干布胸襟开阔,具有雄才大略,从他开始创立和完善各项制度,繁荣民族文化,并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加强与唐朝的关系,大力吸收中原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密切藏汉民族间的友好交往,造就了辉映史册的吐蕃文明,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从而形成了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高潮出现在公元13世纪中叶,延续到19世纪中叶,元朝时期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结束了西藏地区分裂割据,400年混战的局面。元朝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清查户口,征兵征税,实施有效管辖,不仅给西藏地方带来安宁,而且更加紧密地使西藏与祖国内地连接成一体,有力推动了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西藏地方由设在朝廷的总制院(后来改为宣政院)管辖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直接管理,元朝在西藏地方划分十三万户,官员由萨迦派帝师举荐,朝廷任命,元朝法律推行于西藏地方。由于政局安定,西藏地方迎来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号称“第二敦煌”的萨迦寺成为元朝时期西藏文化繁荣的一个象征。从14世纪中叶开始的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和仁蚌巴政权先后各统治西藏百年左右,延续了萨迦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形势。明末清初的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联合管理西藏地方,大致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清朝中前期的西藏地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央在西藏地方采取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任命驻藏大臣督办地方一切事务。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进一步明确驻藏大臣政治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西藏的军事、边防、外交、地方财政由驻藏大臣掌管和稽查,确立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采取金瓶掣签、朝廷任命的原则等,使这一次高潮中间有起伏,清朝中期又有新发展的态势。

第三个高潮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和平解放驱除了帝国主义势力,结束了列强在中国西藏地方颐指气使的时代;民主改革让世代遭受被奴役被压榨之苦、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人身自由的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做了社会的主人,也让西藏地方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专门召开5次西藏工作会议,研究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问题。中央关怀、全国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勤奋努力,使西藏社会数十年时间的变化超越以往数百年、上千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虽然也曾经历过像十年“文革”这样的曲折弯路,但是60多年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也是极为深刻的。

西藏地方历史的发展和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低谷。西藏地方历史中的第一个“低谷”是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以前“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时代。长期的战乱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也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汉藏文史书都对这段历史有所描述,汉文资料称,当时青藏高原地区“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3]。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也谓,当时出现了众多部、寡少部,食糌粑者、食肉者,金枝与玉叶等互不统属的情况。藏传佛教早期的各主要教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相继产生。

西藏地方历史的第二个“低谷”出现在1840年以后。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走向衰落,列强不断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作为边疆的西藏地方首当其冲,受害尤深。1888年和1903—1904年英国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策动“西藏独立”。西藏地方一部分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动下蠢蠢欲动,反分裂的任务就这样摆在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面前。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走向全面衰落,其黑暗、落后和腐朽的一面日益凸显。西藏地方人民灾难深重,既遭受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残酷统治,又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西藏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和内讧争斗之中,形成西藏地方历史上的第二个低谷。

回顾西藏地方的发展历史,虽然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是一直在曲折中迂回前进,一直不断地积累文明成就,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贡献,一直不断加深与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与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中华历史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也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挺起腰杆抵御外来侵略,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1949年以来的西藏历史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社会跨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将为西藏地方社会的发展增添新的驱动力,我们也期待着在“四个全面”[4]战略布局的引领下,西藏地方各项事业能够开辟新的前景、创造新的辉煌。

[1]这是谭其骧先生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41页。

[2]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41页。

[3] 《宋史》[Z]卷492,列传第251,“吐蕃”。

[4]“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作者:拉巴平措   摘自:《中国藏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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