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锐龄：藏学建设四题

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藏族文化研究论著的发表和典籍的出版，一直大规模地持续不衰。这就使“藏学”在它的故乡成为一门显学。如果拿目前的这种状况同20世纪30年代国人开始用近代科学方法对藏族历史语言文化研究的成果相比较，则那时的成就犹如在学术领域中的几颗明亮而寥落的辰星，而今日这方面的成绩就好像冉冉上升的朝日。作为一名初学者，对于这样光辉灿烂的景象，只有欢喜赞叹，仔细想来，一门学问得以如此的发展，固然经过了三代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政治形势的要求和人民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动力。长期以来主观方面的努力，因适应了客观方面的需要产生的成果，日积月累，已初步形成了一门科学，则此后这门学问势必在其已有的基础上更加迅速地发展。

值此1992年新春之际，回忆过去，瞩目未来，想到几点刍荛之见，提出来供学界朋友们参考。

1．藏学的内容极其广泛

包括历史、语言、社会、宗教、文化、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研究，从性质上看，它基本上属于人文科学范围，可是像历法、医药、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就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了，就目前的情况看，有的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勘探，这样，一个学者把毕生精力投入一个领域，还感觉时间不足，他的成就也只限于这个领域的一个狭小的局部，所以要求学者们对各领域都具备足够的知识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一方面尽量要求自己能够具备正确的稍微广博的常识，另一方面尽量发挥自己的专长，就某个专题做深入研究，从工作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至关重要的，而且适用于一切场合的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保证工作的质量。

目录索引的编制，档案的整理，古籍的校勘、注释，国外研究论著的介绍，这些都是为更深入研究做准备工作的，没有人做是不行的，如每一项都做到精益求精，那么其功德是不可估量的。轻视这类工作，认为它还够不上研究，那是不对的。殊不知从这些工作的成果中，也能测出作者的治学态度与知识水平。在学术领域中切忌有门户之见，只要各人充分发挥优势长处，谨慎从事，自然而然地相互配合，成为促进的力量。

2．藏传佛教的研究应该加强

在这方面知识的不足，使我对藏族文化、民族特点的理解就仿佛隔雾看花一样。当前重要的是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比较、研究的同时，也能深入浅出的做些介绍。研究并普及佛学知识不等于崇信及宣传佛教，是要我们深入了解佛教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很希望这方面有些青年学者肯投入力量。也许投入力量多而成绩不显著，然而科学事业的开拓总需要一批不计功利、艰苦卓绝的先行者。

3．关于编辑出版方面，希望校印精审

我往往发现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也不限于藏学，印刷上却有不少错字，这给读者和作者都留下遗憾。有的错字是一望可知的，但数字上的错误和专词上的错误不是把读者弄得苦思冥索，就是把读者引入歧途。藏文和汉文古籍的刊印也要选取好的版本，要尽量避免和减少错误，以利于读者引用。另外译名分歧，无论藏汉互译，或是外文与汉文互译，最好有一个规范，否则只能增加混乱。这个问题有待于全国学者协力解决。

4．资料库的建设非常重要

过去西方学者在东方学上能有优异的成就，往往因为他们守着某方面的充足的资料库，依据这些资料，经过几代人努力才创出一条路来。现在有关藏学的资料，分散全国各处，使用极不方便，最好能集中在北京、拉萨、成都、兰州或西宁几处。善本、孤本尤应复制。现在有些单位已做出藏书目录成绩很大，如各家都能仿行，最后编成联合目录就很可观了。一个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的水平高低，首先要看它的图书馆收藏资料的多少和读者使用方便与否。如果一个研究单位不能收藏有关各方面的资料，只侧重收藏某一方面的资料，也是好的，但是一定要它的特殊收藏为世人所知，便于世人利用，才算起了作用。

（作者：邓锐龄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